读司徒雷登先生《在华五十年》，感慨颇多。

提起司徒先生，情不自禁的总要联想到毛泽东先生那篇名文《别了，司徒雷登》。高中时代，拜读如斯雄文，心头特别过瘾，觉得那是一个民族的崛起宣言；今日思之，当年巨人挥手之间，中华民族阔别了一个广阔的世界，又是何其不幸。

（一）犬耕

《在华五十年》一书详细讲述作者的在华生活，我们按下不表，单说中美交恶一节。

之际的美国，在司徒先生等人的斡旋下，其实比较有了接纳新中国的打算，不幸的是，历史输给了一个无法逾越的隔阂。

生于年的司徒先生，先是宗教家，后是教育家，本与政治二字相去千里。然而，却以古稀之龄，于年临危受命，担任驻华大使的。他的使命在于：努力消弥国共纷争，促成各方团结，共同拥抱战后新机遇，还给世界一片安宁祥和。

但是，司徒先生未能完成这一神圣而光荣的历史使命，枪杆子迅速占据了绝对话语权，局势急转直下。特别是进入之后，国民政府眼看着等不及日历翻到最后一页就将先行撕去；新政权呼之欲出。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司徒先生似乎依然“不忘初心”，他不顾个人安危，选择继续留在中国，手里举着一根嫩绿嫩绿的橄榄枝。毛先生在那篇宏文里写到：“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

并不受人待见而又特想“捞一把”的司徒先生，多少抱有几分侥幸，因为新政权负责外交事务的黄华先生，恰好毕业于司徒先生亲手创建的燕京大学，与之有师生之谊。虽然“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依然非得要死乞白赖的呆在中国，希望捞一把，以风烛残年，为中美两国人民的情谊寻求一个可以妥妥安放的未来。

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都是枉然。中共与美帝之间，隔阂实在太深。“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一群地……”便是一顶无可挽回的“难民”帽子，在最后一刻，他戴着这个“难民”帽子，在新政权的开国狂欢中“灰溜溜”离去，唯一赢得的是一声响亮的倒彩—《别了，司徒雷登》。

其实司徒先生并非“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在他的身后，不仅站着一个强大的美帝，更站着整个西方世界。彼时的整个西方外交使团，差不多唯司徒马首是瞻。司徒留，众人留；司徒走，众人走。

当然，他们的崭新身份是“难民”，而不是外交官。随着这批“难民”的离去，中国关上了通往西方世界的大门：“多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二）对决

有时我想，历史真会开玩笑。当年一甩手毅然决然关掉的这扇大门，重新将它打开，却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跨过这扇大门，是一片无比广阔的天地，今天已为人所共知，无须赘言。

回望历史，国共冲突、中美冲突，无疑是中西文明碰撞的一个缩影。而司徒先生，则是这场剧烈碰撞中的一条绝妙缓冲地带。

近世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大变局，诱因就是中西文明冲突。从年代冲突到年代，本来已经取得诸多共识，比如借重民主、科学，开启民智、保障民权、建立民国、利乐民生、复兴民族。国共之间，其实差异并不遥远，无非一个比较尚美，主张多元开放，更为尊重自由；一个坚定崇苏，追求正义真理，更为在意平等。

如果非要有个明确定性的话，我觉得国共双方在中西文明取舍之间，都是彻底倾向于“西方那一套”的。在这一点上，二者之间其实没有本质区别，区别仅仅在于路径依赖不同。或者更进一步说，这时的冲突，在本质上已经不是中西文明碰撞，而是同为来自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与凯恩斯的对决。

（三）缓冲

吊诡的是，司徒雷登先生显然要比国共两党更为“中国”一些，他更希望把马克思与凯恩斯共同引入中国的轨道。套用今人的话说，司徒先生是一个罕见其匹的“双面人”。

先从出身看，他是“双面人”。司徒先生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人--美国血统、美式教育、美式思维、美式梦想；但是与此同时，他却又生在中国，生于斯、长于斯、工作于斯，甚至他的晚年梦想，也是归葬燕园。

再从文化看，他是“双面人”。司徒先生是再正宗不过的基督徒，他是基督文明的信奉者、践行者、传播者；但是与此同时，他又是中国文化的热爱者、研究者、躬行者、传播者。或许我们很难相信，司徒雷登先生以传教士身份、用教会资金亲手创办起来的燕京大学，其语言课程居然就是儒家的“四书”，而他本人，更是从孔子孟子墨子荀子一直读到程子朱子陆子王子，弱弱的要算“国学大师”。

再从事业看，他是“双面人”。司徒先生的职业是神职人员，一生都在为教会工作、领取教会的俸禄；而与此同时，他的工作对象则是中国社会，他的工作目标是让中国人的生命重新亮丽起来。他一生最重要的事业，除了传教之外，则是创办了燕京大学，为中国培养了许许多多的一流人才。

再从理念看，他是“双面人”。他提出的燕大精神“因真理得自由为服务”，兼顾中西文明，为国共双方所共同尊崇。司徒先生一再回忆说，在这个理念下培养出来的学生，不管走到哪个岗位、不管选择何种政治立场、不管加入哪个党派，绝大多数都始终秉持这一理念，为社会做一番贡献。

再从关系看，他是“双面人”。他本人没有太强的政治倾向，“左右逢源”，素孚名望；他在燕大校园淡化政治，容忍、支持大家殊途同归，奉献社会。更为重要的是，他的学生，国共双方都大有人在，并且许多人还身居高位，直接影响着政党走向。

然并卵，任你强大的缓冲地带，都阻止不了过激的争斗，司徒先生的苦心孤诣，终于沦为一个时代的笑话。

（三）告慰

司徒雷登走了，碰撞冲突继续。中西文明之间，毕竟要碰撞出一个完全融合的结果，中国不可能自绝于现代文明世界。只是没有了缓冲地带，碰撞更为剧烈而已，中美之间的直接叫板、间接叫板、隔空叫板，从未停息，一直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才又重新软下身段，示好西方世界。

足以告慰司徒先生在天之灵的是，今天的中国，与世界之间，其实已经再没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隔阂，民主、科学、平等、自由、人权这些原产于西方的文明理念，已经成为我们的基本语境；政党、法治、市场、选举、会议规则这些原产于西方的文明路径，已经成为我们的现实社会管理基本方案；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哲学、电气、信息、网络这些原产于西方的文明成果，已经成为我们生活须臾不能或缺的现实条件。总之，西方那一套，已经彻彻底底融入了我们的血液。反过来，中华民族的文明同样走向世界，受到西方社会的普遍尊重与欢迎，成为人类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

年11月，在隔阂消除的初冬季节，司徒先生的骨灰被安放在西子湖畔，实现了“魂归故里”的遗愿。

当然，形式的隔阂远未完全消除，中国似乎依然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抗拒着西方世界。但是认真分析起来，这种隔阂在本质上已经不是中华文明融入不了世界，而是先行阉割了自己的文明价值。

那么，中华文明的价值何在呢？让我们来看看司徒雷登先生的说法：

“中国文化使我产生了敬仰的心理，并且造就了我性格中宽容忍让的部分，使我对基督的道德和社会价值更加重视。我学会了对中国文化和她温和的人道主义的欣赏和敬佩。在中国文化中，充满了人与人之间的忠诚、尊重和公平的重视，她也揭示了一种道德上的基本信念：融入到群体生活中去，与之和谐相处。”

只有理解到这一层次，才算得是真正的交融。试问除了司徒雷登，又有几人？

秉持持平之论

不作惊人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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