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治道”论的正面是“兼爱”，“兼爱”有“积极义”、“消极义”和“无私义”，而墨家“治道”论的背面则是“刑政”。“尚贤”可以被看作“兼爱”的一个方面表现，不过“尚贤”也有其得以成立的其他根据，并具有独立于“兼爱”的“治道”意蕴。同时，墨家“治道”论的特殊之处在于，“兼爱”还有一个“天鬼”的维度。另外，虽然墨家的“治道”不乏合理的因素，但是就“治道”构想及其论证的理路来看，墨家的“治道”论并不是一个具有内在自洽性的有机体系，而是相互之间存在张力和歧向的多重因素的奇异组合。与此相一致，在先秦诸家“治道”竞争的情境下，墨家的“治道”论根本上不具备融摄其他学派“治道”思想之合理因素的内在理论能力，而墨家“治道”之中的合理因素却可能被其他学派所重释和容摄。

(一)儒家对墨家“治道”论的批判和扬弃

孟子对墨家思想的批判最为人所熟知。在与墨者夷之的间接论辩中，夷之将墨家的立场概括为“爱无差等，施由亲始”，而孟子强调的则是人之爱“本有差等”。在另一处对墨家的批判中，孟子的态度更为激烈，他说:“墨氏兼爱，是无父也。”②朱熹对此的注解是:“墨子爱无差等，而视其至亲无异众人，故无父。”③参照我们前面对“兼爱”之三义的分析，不难看出，孟子对“兼爱说”的批评实际上只涉及“兼爱”的“积极义”。同时，我们还曾指出，“兼爱”的“积极义”根本上也不可能成为一种“治道”，而孟子的主要思想贡献就是把儒家所强调的“差等之爱”与其“仁政”论统一了起来。《孟子·尽心上》有言:“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而“仁政”无非就是君主把自己的“良知良能”推己及人地拓展到其臣民而已。孟子的这一思想论述为人所熟知，这一思想论述在与墨家“兼爱”之“积极义”的竞争中，表现出明显的优势。有趣的是，孟子对墨家的批评只涉及“积极义”的“兼爱”，而荀子对墨家的“非乐”“节用”等具体主张均提出了批判，但其批评却没有明确地针对“兼爱”。不过，此处荀子所说的“兼而爱之”显然不是“积极义”的“兼爱”，它更近似于“兼爱”的“消极义”。

与此相一致，《荀子》中几乎没有提及孟子所辩护的“差等之爱”或“良知良能”，荀子的“治道”思考主要奠基在“性恶论”的基础上。在此基础上，荀子主要论证的也是“礼法”的必要性和外在强制性。而不管是荀子的“性恶论”还是对“(刑)法”的更为积极态度，都在墨家的“治道”论述中有其渊源。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曾指出，“兼爱”之“消极义”的“治道”意蕴最终落实在“刑政”上，同时与孔孟相比，墨子对“刑政赏誉”的态度不仅更为积极，而且他对“赏罚”的效力持有一种近乎迷信的态度。至于“性恶论”与墨家的“治道”思考之间的关联，我们只要把《荀子》的《性恶》《礼论》的开头部分与《墨子》的《尚同》诸篇的开头参照阅读，就可以获得一个明确的印象和判断，尽管《墨子》没有自觉地阐发一种“人性论”。另外，孟子已经明确地主张“贤者在位，能者在职”，荀子则更为积极地肯定和认同“尚贤”的原则。这些应该都受到了墨家“尚贤”之说的影响。这一点为人所熟知，此处不赘。倒是荀子有关“治人”与“治法”之关系问题的思考与墨家“治道”思想的内在关联，还尚未得到明确的讨论。其实，“治法”一词乃是墨家最早使用的一个重要概念。《墨子·法仪》说:“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故父母、学、君三者，莫可以为治法。”“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同时，在墨家的“治道”论中，“兼爱”就是根本的“治法”，“刑政赏誉”当然也属于“治法”，而墨家的另一重要主张“尚贤”关涉的当然是“治人”，所以墨家的“治道”思考已经触及了“治法”与“治人”的关系问题。但是，墨家对“兼爱”与“尚贤”之关系问题的思考还比较初步，它主要强调，只有“仁人”或“贤者”才能自觉主动地践行“兼爱”之“治道”，而荀子在更为宏观的视域中对这一问题的重新思考，无疑更为深入和切中要害。

(二)黄老道家对墨家“治道”思想的吸纳和发展

在前面的论析中，我们指出，“兼爱”的第三义就是“无私”，而黄老道家对墨家“治道”思想的重释和发展，主要表现为对“兼爱”之“无私义”的“治道”意蕴的拓展和落实。在黄老道家的奠基之作《黄帝四经》中，虽然看不到对墨家思想的批评和讨论，但却存在吸纳和重释墨家思想的重要论断。虽然墨家论及了“兼爱”的“无私义”，但是这一理解在墨家的“治道”论中处于边缘的地位，而黄老道家对“兼爱”的理解和重释突显的恰恰是其“无私”之义。《兼爱下》有言:“文王之兼爱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之无有私也。”《黄帝四经·经法·君正》则出现这样的重要论断:“兼爱无私，则民亲上。”“兼爱无私”的说法表明，黄老道家是把“兼爱”理解为“无私”，或者说，“兼爱”就表现为“无私”，而没有涉及“兼爱”的“积极义”和“消极义”。当把“兼爱”理解为“无私”之后，黄老道家就着力阐发“无私”及其“治道”的意蕴，而不再提及“兼爱”了。《墨子·法仪》有“天之行广而无私”的说法，《黄帝四经·经法·国次》则有“天地无私，四时不息”⑤的经典论述，后者显然是对前者的重释和发展。当然，圣人或君主应该效法天地的“无私”而为政治国。这种效法天地之“无私”的为政治国就表现为圣人或君主公正公平地“以法治国”。《管子·白心》说:“天不为一物枉其时，明君圣人亦不为一人枉其法。天行其所行，而万物被其利。圣人亦行其所行，而百姓被其利。”虽然黄老道家的以上政治哲学思想为人所熟知，但是这里值得再次强调的是，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完全可以把黄老道家有关“为政治国”的公正和公平的追求，或者说，“为政治国”之形式正义的追求，看作墨家“兼爱”之“无私义”的“治道”意蕴的落实和体现。

(三)法家对墨家“治道”论的扬弃和深化

至于法家对墨家“治道”思想的扬弃和深化，学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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