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荀子 >> 荀子价格 >> 以先秦宋朝的对外交往策略,看经济对交往
宋人对于政治军事实力弱于自己的政权采用政治册封的方式，这在朝廷与藩镇关系的境外政权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西北地区的党项和南方的交趾是其典型的代表。
册封直接彰显了宋与汉唐旧疆地域空间内其他政权的名分关系，接受赵宋的册封，意味着承认其宗主的地位。而当纳辽入宋构建的天下秩序未果时，尽管宋人在策略上趋于务实，然而在话语的表述上，他们从未放弃过“天下”共主身份与地位的自我认同，这种自我认同感有时使他们不堪重负，却带给了他们认为自己理所当然地处于“天下”核心位置的优越心里。
一、先秦时期经济对交往的影响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已经注意到了经济因素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由此带来的影响。先秦诸子对于利的论述较为丰富，兹举两例，孔子认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我亦为之”。这里的富与贵应有物质利益追求方面的涵义，显然孔子肯定了利存在的合理性。
荀子也发表了和孔子相似的观点，“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欲也”。同时，他又认为嗜“利”是人生来就有的本性，因此才会有“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的论断。就连一向注重“仁”和“义”的儒家也没有完全否定“利”，更不要说重视现实利益的法家、纵横家、农家等诸家学派了。
从孔子和荀子的话语来看，世人皆摆脱不了利的影响，它不仅会直接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而在政治的交往中，利的价值取向可以折射出统治者视“他者”的心态和自身的角色定位。
《礼记》在论述周天子与诸侯的“送往迎来”时言到：“朝聘以时，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意思是说作为宗法家族制中小宗的诸侯需要按时向大宗的周天子朝觐，周天子在给予诸侯物质利益分配时应该本着厚往薄来的原则，以彰显周天子怀恩于诸侯的美德。
唐代的孔颖达在解释“厚往”和“薄来”时也有类似的阐述，“厚往，谓诸侯还国，王者以其财贿厚重往报之，薄来，谓诸侯贡献使轻薄而来”。周天子在政治等级上高于诸侯，两者之间发生朝聘关系时，所遵循的在经济物质上的厚往薄来的原则，成为了后世帝王处理中原政权与周边政权关系时的典范。
陈尚胜先生在《试论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基本理念》中表述到：“周朝对于诸侯国所采取的厚往薄来方针，自汉朝开始就被中国封建王朝用于处理与周边部落以及域外政权交往的基本准则”。所谓周边部落和域外政权，通常是被古代自诩为华夏文明承载者的中原统治者所斥之为夷狄的群体。因此，先秦时代的周天子与诸侯的朝聘关系模式，秦汉以后被中原王朝的统治者应用于处理与夷狄的关系，即夷夏关系的实践。
周天子在经济物质上怀恩于诸侯的少取多予的厚往薄来，历经秦汉、魏晋、隋唐等时代相传不缀，它逐渐演变成了一种礼仪性的规范，当夷狄政权的首领向中原政权的皇帝俯首称臣时，处在政治名分之链上端的中原政权的皇帝理应给予夷狄政权的首领更为丰厚的回赐。
这种规范似乎有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的意味，经济物质利益上的丰厚赏赐换来政治上君臣从属关系的名分，在各取所需的状况下，对于中原王朝的皇帝来说，经济利益的输出换得了政治名分的回报。或许在某种心理的作用下，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等价”的交换。
二、宋朝厚往薄来的对外交往策略宋朝建立后，继承了先秦以来对外交往中的厚往薄来的策略，而在其立国的三百二十年中，宋人在与诸多外族政权交往的过程中，对于经济外交手段的运用，相较于之前历代王朝，可以说是发挥到了极致。
宋人在与夷狄交往过程中，经济上的输出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况：一是主动招徕远人的经济物质赏赐，这与之前历代怀柔远人的手段是一脉相承的，它有意地凸显着赵宋天子的慷慨大方和富有四海；另一是迫于夷狄的压力，被动的经济付出，有宋一代，岁币在其对外交往中起着重要的平衡作用，它缓解了在与周边强大的异族政权交涉的过程中，宋朝在政治上的压力以及军事上的颓势，这种经济换稳定的思考理路，在宋君臣那里清晰可辨。
宋初，为了招徕远人，营造众多蕃夷来贡的皇朝气象，宋君臣持有相当积极的心态，史载：太宗雍熙四年，朝廷“遣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纲，各往海南诸蕃国勾招进奉，博买香药、犀牙、真珠、龙脑。每纲赍空名诏书三道，于所至各处赐之。”文中出现了“纲”一字，南京大学教授范金民先生在其《商帮探源述流》中将其解释为组、批、类之意，对于“纲”在数量上的界定，他在引用宋代人的文献中显示出，虽然不同的物品计量单位不同，但以“纲”为标准至少是用“万斤”或者“数千两”来计算的。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宋太宗为了招谕各国来朝，不惜在财力、物力上大量投入，而空名诏书似乎在暴露着宋太宗君臣对于“天下”至尊地位与身份的强烈需求感。也正是在同一年，北取幽云构建“天下”秩序的努力遭到了彻底毁灭，结合当时的时事背景，宋太宗的此举颇为耐人寻味。宋太宗之后的皇帝为了维持宋朝“天下”宗主的至高地位，也是采取了少取多予的厚往薄来的策略。
他的继承者真宗皇帝曾下诏曰：“诸蕃贡物，咸令估价酬之。如闻左藏库减抑所直，目曰润官，自今宜禁之。”宋神宗朝也有类似的诏令：“诸蕃所进物，三司初估例不尽当价，必再估增价，然后支赐。及马价亦如之。其自今于初估即定实价并马价亦以暗添钱就作添赐。”尽管到了南宋初期疆土已经收缩到江南一隅，但宋人凸显大国尊严的心情依然还在，支撑尊严的有力支柱——厚往薄来的对外策略——依然没有倒塌。
因此，绍兴元年宋高宗君臣在面对大食国的进贡时，依然发出了：“朝廷亦厚加赐与而不贪其利”的声音。纵观两宋，宋人试图通过经济上的厚往薄来策略，在构建以自身为中心的“天下”秩序的道路上，一直努力地实践着。
关于宋代对外交往过程中厚往薄来的物品赏赐，学界在朝贡制度方面的研究已经相当的细致详备了，诸蕃夷进贡的物品史料中也颇为详细。相比于进贡物品的名称种类，宋朝君臣更注重进贡行为背后所表达的政治意义。
嘉祐三年交趾进贡异兽一事颇有代表性，史载：“三年六月二十八日，交趾遣使贡异兽二。初，本国（交趾）称贡麒麟。状如水牛，身被肉甲，鼻端有角，食生刍瓜果，必先以杖击然后食。”时任枢密使的田况怀疑道：“此兽颇与《书》、《史》所载不同，倘非麒麟麒，则朝廷殆为蛮夷所诈。”知虔州、尚书比部员外郎杜植亦上奏：“广州尝有蕃商辨之曰：此乃山犀尔。”因为众人莫衷一是，“故在外之臣屡有章奏辩之。”而南宋的王应麟在描述诸蕃进贡的物品时说：“受其贡不过楛矢兽皮”。一些宋人对进贡的物品是不屑一顾的，而之所以郑重其事地讨论贡品的名字种类，是为了在回复的诏书中行文的方便。
最后，关于异兽名称的讨论依然没有定论，因此朝廷在回答交趾进贡使者的诏书中“但云得所进异兽，不言麒麟”，一方面顾全了皇朝不被蛮夷所诈的颜面，另一方面又展示了远夷向化来贡赵宋天子以示绥徕的怀柔之策，可谓两全其美。宋朝君臣似乎在皇朝的颜面与招徕远人的怀柔之意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正如杜植在最后所总结的那样：朝廷的本意“非以获麟为瑞也”，而是“足使殊俗无我欺，又不失朝廷怀远之意。”
另外要注意的是，宋代君臣在赏赐的对象上具有普遍性，这种普遍性不仅体现在对诸蕃夷政权的一视同仁，即无论是西北寇边不已的西夏，还是曾为汉唐旧疆的交趾、吐蕃，或者是地缘关系相对较远的回鹘政权，宋朝均给予他们丰厚的回赐，此外，这种普遍性还体现在针对某一政权的不同官职与身份的使从人员，宋朝均给予他们不同程度的赏赐。宋人不会因所交往国家的强弱，来决定使节官职的大小，身份的高低而运用有色眼镜以采取厚此薄彼的接待方式。
在宋人的思想世界里，诸夷之间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他们在名分上与宋均应该是宗主和蕃臣的关系。毕竟前代流传下来的遐迩一体、天下一家的理念在宋代君臣的头脑里早已根深蒂固，而宋代皇帝自认为就是那个天下一家的家长。
总结宋代通过厚往薄来的丰厚回赐彰显着皇朝的富有四海，宋徽宗曾自豪地宣诏：“朕君临万邦，富有四海，天下之奉，何有所阙。”与此同时，宋人也向诸蕃夷政权传达着赵宋的慷慨与大方，宋朝君臣在不遗余力地运用经济的手段营造着外邦来朝的气象氛围。宋朝经济上的富足不仅是其开辟“天下”道路的有力武器，有时也是其维护“中国”利益并与夷狄交涉时的调节剂，岁币的出现，使宋人在与周边异族政权周旋的过程中，有了更大的施展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