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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常被称为礼仪之邦，中华文明常被称作礼乐文明，礼是中国思想中的独特成分，几乎可以等同于中国文化、中华文明。今天，我们所说的文化复兴离不开礼乐文明复兴和礼仪之邦重塑。

题目为何使用“儒家‘礼哲学’”这一概念而非“中国礼哲学”？虽然有学者也写了“道家之礼观”，但道家对礼只是有观点、有意见，是解构性的而非建构性的，因此没有“道家礼哲学”这种说法。在墨家、名家、法家诸家思想里，礼的地位均不像在像儒家里这么重要，并且缺少理论性的构建。我们现在提到的儒家是个综合性的思想，关于礼的观点和论述浩如烟海。不过即使回到孔孟荀这样原创的早期儒家身上，也仍然可以看出他们对礼的着意推重和构建。所以我们讲礼哲学的起源就不能不回到孔孟荀，特别是荀子《礼论》，它是现存最早一篇关于礼的专门论文，后世对礼的本质（“礼之本”）的论述多受其影响。通过以上简单的反思我们就可以发现，即使有“中国礼哲学”的说法，其内涵和外延也几乎与“儒家礼哲学”相等。

“礼”这个字起源甚早，王国维、郭沫若等众多学者多有考证，本文不进行复述。作为宗教信仰的礼的起源不晚于商代；自周公“制礼作乐”或相应的历史时期以来，作为国家制度的礼逐步建立；从春秋到汉代，作为人们日常行为规范的礼开始普及。礼这个字虽然产生很早，但无法证明西周以后的礼在内涵上对夏商之时的礼是一脉相承的。如殷人虽有祭祀之仪式，但其所重视的是通过祭祀达到“致福”的目的，礼本身的观念不显著——这种情况下的礼是作为手段而非目的。周公制礼作乐，才把礼提高到了国家制度层面。在我国论述礼的著作中，直接相关的有大小戴《礼记》《仪礼》《周礼》，间接相关的有《春秋》三传，另有散见于经典中的不胜枚举的关于礼的记载和孔孟荀等儒者对礼的论述。

汉代以降，经学中以“三礼”为主体的学问成为“礼学”之主流，流传至今日的礼学著作仍汗牛充栋。近代以来，伴随文物文献不断出土，从历史学角度对礼的起源问题探究的著作和文章也可谓卷帙浩繁、成果丰硕。

笔者在这里想做的是一些概念厘清的工作：“礼”“礼学”和“礼哲学”三者各有其不同所指，不可混淆。礼哲学是礼的哲学内涵，是礼乐文明的内在逻辑，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少。

本文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对荀子“礼哲学”理论的溯源，主要考察孔孟荀关于“欲”的思想和论述。第二部分为哲学性的理论构建，探究“礼哲学”的起源，即礼的本原问题。

一、从孔子、孟子到荀子：从“欲”看礼的根源

说起欲望，在佛教进入和宋明理学产生之前，中国人对它的看法并不十分负面，先秦时期思想家也不例外。如“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在《孔子家语》中就被视为孔子的话。在《论语》和《孟子》里，“欲”字常作为动词使用，与主语连用，后接宾语，表示主语（主体）的某种主观意愿。

孔子自道“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可见欲与心的关系几乎等于体与用的关系，相对“所欲”而言，心是“能欲”。《论语》中把欲用作形容词的例子有“枨也欲”（《论语·公冶长》），“克、伐、怨、欲不行焉”（《论语·宪问》），“公绰之不欲”（《论语·宪问》），以上三处欲都是贪心的意思。但《尧曰》中孔子有“欲而不贪”一语，提示我们欲不等于贪，欲是基本适中的，贪是过度、无理的。汉学家芬格莱特在《孔子：即凡而圣》一书中指出，“欲”在《论语》中是表示人的倾向或偏爱的最普通、最一般的词语，不传达特殊含义，其强度和持久性可能完全不明确，在种类、性质或强度方面是中性的。

《孟子》中“欲”字多用作动词和形容词，与《论语》同，但也有用作名词的，如“从耳目之欲”（《孟子·离娄下》），“寡欲”“多欲”（《孟子·尽心下》）等。对于所欲的对象，孟子也提到很多种：“欲平治天下。”（《孟子·公孙丑下》）“天下之士悦之，人之所欲也……好色，人之所欲……富，人之所欲……贵，人之所欲……惟顺于父母，可以解忧。”（《孟子·万章上》）“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孟子·告子上》）。概括起来就是财富、地位、情感、亲情、爱情、荣誉、道义、生命。所欲本身是无限多且有层次的，比如“义”就是较高的追求。更关键的是“能欲”的“心”是根本的、普遍的。

关于《荀子·礼论》篇的地位和主旨，学者们多注意到《礼论》的文献价值，对其思想价值也多从不同角度加以分析、阐述、深化，但综合式、贯通式的研究则显不足。所谓综合式、贯通式的研究，就是把《礼论》作为一个完整的整体，搞清楚其中各个要点之间的关系，同时把要点串起来，理清文章思路，更重要的是要把《礼论》放在整个荀子思想的框架中，搞清楚它所处的地位和作用。

受宋明理学家“存天理，去人欲”的影响，人们不能正视“欲”，这与孔孟荀等先秦思想家大相径庭。清末戴震、袁枚等人有关欲的言论看似“解放”，实则只是程朱的“反动”，如同跳不出如来掌心的孙悟空。他们无法达到孔孟荀的高度和深度。近代以来所批判的“吃人的礼教”，批的是程朱式灭人欲的礼教，而不应把帽子扣到孔孟荀等早期儒家身上。要还原礼哲学的真相和内涵，须正确领会孔孟荀对“欲”的认识，特别是荀子“礼者养也”“养人之欲”的重要观点。

我们认为荀子礼的思想可以进行一个基本的划分，就是礼和礼哲学，按照时间的顺序，任何文化都是先有礼再有礼哲学；但按照逻辑先后，则是先有了礼哲学，才有了真正的礼，前者是后者的理论支撑。

二、对《荀子·礼论》“礼”思想的哲学分析

《礼论》以“礼起于何也”这一设问句开篇，这句话当然是在追问礼的起源，但这个起源是什么？与起源类似的一个词汇是根源（或本源、本原），它们的区别是，起源侧重于把某事物的起因回溯到几万年几千年前某个时间，起源问题要向地下找寻证据，注重时间上在先；根源问题则中在追寻事物的发生、发展的根本原因，它要向活生生的人心中求得答案，它不重某个个别事件、某种特殊规律，而是要得到普遍的规律，它注重的是逻辑上在先。如果说起源问题更多的是历史学的方法，那么根源问题则更多采用哲学的方法。首先厘清了研究方法，既可减少混乱，又可避免不必要的疑问。

回到“礼起于何也”这一问题，荀子关心的显然不是礼起源于上古时代的某项祭祀仪式、某种风俗习惯，也就是说荀子未采用人类学、考古学的进路。而是从欲、求、争、乱，一步步推进、环环相扣，然后紧接着，礼的出现完全是必然的。“人生而有欲”中的“人”并非某个特殊的个体或群体，而就是人本身，是普遍的也是现实的人。欲也不是某种或某个人的特殊的欲，而是一般的欲。荀子在这里把欲作为一个哲学概念进行探讨。不得不说，这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大创举，应当归功于荀子。

1.“欲-求”辩证法

在《礼论》中，荀子对礼的起源作出推测：

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以起也。（《礼论》）

“欲”的含义就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欲望”，荀子提出“人生而有欲”这一哲学命题的前提是什么？通过考察孔子孟子关于欲的话语和思想，我们可以得知：欲是各个殊别的主体的自我意识、自我意志的真实表达或呈现。最迟到孔子已经把人的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当作讨论问题的基础了，只是孔子孟子尚未对人的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进行概念化处理。到了荀子提出“人生而有欲”的命题，把“欲”提高到概念的层面，对一般的欲进行考察，而自我意识恰恰就是作为这种一般欲望或欲望一般而出现的。荀子有意识地考察了礼的起源，这个起源是建立在人之上的。进一步说，荀子想考查人类是如何一步一步形成礼义之统的社会的，通过这种考查，或许可以对社会治理的改善提供智力支撑。我们须得结合荀子原文，一点点考查自我意识怎样一步步建立起礼乐之统。

每个人都有自我意识，通俗地讲就是我是我，不是你和他，这种意识就是抽象的自我意识，抽象的自我意识在每个婴儿学会说“我”并对镜子中的自己有意识时便已经具备，但那时的的“我”尚是一个非常空洞的“我”，抽象的自我意识有一种“冲动”要使自身变得具体、丰富起来。对于抽象自我意识的产生，荀子并未提及，这或许是当时人们的普遍认识还达不到这样细致，或许是荀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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