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祥才,年生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曾任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理事长、山东省历史学会副会长,师从侯外庐先生,长期从事中国思想史、先秦秦汉史研究工作。近日,在第六届中国临沂东夷文化论坛期间,孟祥才教授接受齐鲁晚报记者专访,就东夷文化、齐鲁文化与儒学等问题进行了对话。齐鲁晚报:近期,曲阜尼山论坛、临沂东夷文化论坛、外交部全球推介等一系列和山东有关的文化盛事密集举办,一时间,东夷文化、齐鲁文化、儒学成了学术界和公众的焦点,这三者究竟有什么样的关联呢?孟祥才:东夷文化、齐鲁文化、儒学均诞生于山东大地,三者是存在继承和发展关系的。东夷文化从旧石器时代的沂源人开始算起,考古序列比较完整,证明山东区域很早就有人类活动,而且传承有序,可以说,东夷文化是山东本土文化的源头。广义的齐鲁文化是指山东的地域文化,狭义的齐鲁文化主要是指西周、春秋战国的山东文化。齐文化和鲁文化是齐鲁文化的亚文化,两者有比较大的差别。齐国的创立者是姜太公,他是周朝的功臣,姜姓源于东方,所以姜太公更擅于吸收东夷文化的长处；鲁国的创立者是周公的儿子伯禽,他是周朝王室的宗亲,偏向于固守礼法。齐文化较多地吸纳了东夷文化的优长,“因其俗,简其礼”,形成了重实效、崇功利、举贤才、尚法制、倡开放的品格；鲁文化更多地接受了宗周的礼乐文化,极力维护宗周文化的纯正性,特别讲究道德名节和宗法伦理观念。尽管齐、鲁文化风格迥异,但是两者一直在不断交流,以孔子游齐、齐景公适鲁问礼、孟子和荀子入稷下学宫等为代表。儒学并非凭空而来,它的源头主要是以礼乐为核心的周文化,同时又吸收了东夷文化的一些营养,比如东夷族的大舜,注重德行互补,深受孔子、孟子的推崇。齐鲁晚报:对齐鲁文化,您提出了“从地域文化到主流文化”的主张,这是基于怎样的考虑?孟祥才:在中华文明一体多元的发展格局中,首先发展起来的是同中有异、异中见同、多姿多彩、争奇斗艳的地域文化。如从夏商周三代到战国,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形成了燕赵文化、三晋文化、中原文化、三秦文化、甘陇文化、巴蜀文化、楚文化、岭南文化、吴越文化等。在这些地域文化中,只有齐鲁文化在秦汉时期完成了由地域文化向主流文化的转化,其他地域文化只是作为文化的因子融入了主流文化。齐鲁文化是以儒学为核心的。孔子站在前所未有的理论高度上将传统的政治与道德思想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因而给齐鲁文化注入了新的灵魂。有了儒家学说,齐鲁文化才真正具有了民族、地域的超越性,才真正能够担负起领导中国文化的历史使命。到了汉代,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学,对稳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统治起了重要作用,对于形成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心理结构产生了不可估量的积极影响。它既获得了统治者的青睐,又得到被统治者的认可,是中国宗法农业社会最适宜的意识形态。齐鲁晚报: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竞相争鸣,碰撞出了许多智慧的火花,在这段时间里,其实儒家只是百家中的一家,地位并不特别突出,为什么到了汉代会一跃成为主流思想,为古代统治者和普通民众所普遍接受呢?孟祥才:董仲舒与汉武帝的一次相见,奠定了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的思想意识形态总基调,这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大事件。事实上,儒家脱颖而出、成为主流思想,并非只是汉武帝“拍脑袋”决策,而是经过了审慎选择。儒家讲究和谐,针对人的自身、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都提出了一些规范和要求,整体来看,这些主张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尤其是儒家所提倡的家国情怀和担当意识,更是难能可贵。相比而言,道家就消极避世一些,道家强调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这是了不起的创举,但它缺少对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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