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游历考及“法后王”说辨析

荀卿游齐之年岁，“五十”或“十五”，学者们各执一词，今无定论，参考史籍，整理分析，暂取“五十”说。又荀子游仕活动，所记甚少，检之《荀子》一书，《儒效》、《强国》、《议兵》、《臣道》等篇及相关论述，暂简单勾勒出荀子游历活动的大概路线，其路线为初入齐——齐湣王末去齐适楚——齐襄王立，归齐——齐王建立，离齐适秦——去秦回齐说齐相——离齐适楚，春申君为兰陵令——由楚到赵——去赵返楚复为兰陵令，终老。今考荀卿游历活动，亦可探寻荀卿“法后王”思想之一隅。

荀卿；“年五十”；《荀子》；游历；法后王；

一

荀卿“年五十，始游学于齐”或“年十五，始游学于齐”，争论纷繁，未有公决。盖史书记载之相异，遂有后世不同之见解。考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荀卿，赵人。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刘向《荀子叙录》同，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荀卿五十，始来游学，犹为硕儒”。然应劭《风俗通·穷通》：“是时，孙卿有秀才，年十五，始来游学”始作“十五”，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亦作“是时，荀卿为秀才，年十五始来游学”，梁玉绳《史记志疑》：“若五十游齐，当襄王之世，荀子百二十余岁，尚复适楚、适赵，何其寿考乎？疑‘五十’字误”。于此，后人亦考证不断，赞同“年五十”之说的有汪中《荀卿子通论》、《荀卿子年表》、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罗根泽《荀卿游历考》、蒋伯潜《诸子通考》等，赞同“年十五”之说的有钱穆《先秦诸子系年》、梁启雄《荀子简释》、游国恩《荀卿考》等。

另“始来”二字，后人亦作不同解释。刘师培《荀子斠补》：“若‘五十’改为‘十五’，则与‘始来游学’之文，辞气弗符”，梁涛《荀子行年新考》：“《史记》记叙荀子来齐时用了一个‘始’字，作‘始来游学于齐’。这个‘始’字含有来迟了的意思，若是‘年十五’，决不必用‘始’字了”。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荀卿年十五之齐考》：“曰‘始来游学’，此对后之最为老师，谓荀卿之始来，尚年幼，为从学，而其后最为老师也。且荀卿于湣王末年去齐，至襄王时复来。则始来者，又对以后之一再重来而言也”。亦可见各执一词，各有所从。王叔岷《史记斠证》：“荀卿游齐既在威、宣之世，则‘年五十’自当从《风俗通》作‘年十五’，不得轻以为刻本之误也。《史记》此文盖本作‘年十五’，后人泥于‘始来’二字之辞气，而妄乙为‘年五十’耳。窃以为始非方始之始，始犹已也。魏世家：‘事始已行，不可更亦！’‘始已’复语，始亦已也。与此例同。此言荀卿‘年十五，已来游学于齐’，谓其来齐游学之早也”。

今考证前说，暂取“年五十”之说。试论说如下：

第一，就史料来源来说，《史记》中所载为了解荀子活动现传最古材料，刘向《荀子叙录》亦采太史公之说，虽略有差误，但与史记所载荀子“年五十”相同。而出现“年十五”之说者在应劭《风俗通·穷通》篇，此为后起之说，或刻板篡改有误或囿于荀子年岁之说，遂改为“年十五”。从文献学的角度看，记载距事件发生时间愈短愈接近真实，记载的材料真实性愈可靠。

第二，古人所谓“游学”并非仅指求学，亦可指学术交流，若将“游学”作为求学解释，荀子五十求学当为不确。为求解释，钱穆、王叔岷等皆将荀子游学年龄当作“年十五”以与求学之意相对应。另，“始”字的本义虽训为初，但若将“始”放在动词前，则当副词用，与“才”同义。则“始来游学”之“始”字当为“才来”，含有迟来之意。这与“年五十”相对照则可知。

第三，与《史记》原文对照，则可见“年五十”为上，《史记》：“荀卿，赵人，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而荀卿最为老师”，此“最为老师”则应当是年岁偏上，若“年十五”游学，则此处不应作“最为老师”。且“荀卿三为祭酒”亦当是年岁与威望学识到达一定程度之后才可为，而“年十五”一说于此处不恰当。

综上，本文取荀子“年五十”游学于齐一说。学者对此说已经做过许多研究，读者可参看。

二

据上文考证所得，荀子游齐当为五十岁，而荀子游齐当在何时，历来说法不一，学者也都有所考辨，兹举例如下：

（1）刘向《荀子叙录》：“孙卿，赵人，名况。方齐宣王、威王之时，聚天下贤士于稷下……是时，孙卿有秀才，年五十，始来游学。”则刘向认为荀子游齐当在齐宣王之时。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当齐宣王、威王之时，聚天下贤士稷下，是时荀卿为秀才，年十五，始来游学。至齐襄王时，荀卿最为老师。”可知此处亦将荀子游齐定在齐宣王之时。

（2）汪中《荀卿子通论》：“谨据本书及《史记》、刘向《叙》考定。其文曰：‘荀子，赵人，名况，年五十，始游学来齐。’则当湣王之季，故《传》云‘田骈之属皆已死’也。又云：‘及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盖复国之后，康、庄旧人惟卿在也。”可见，汪中认为荀子游齐当在湣王末年。此外胡元仪《荀卿别传》、游国恩《荀卿考》、廖名春《荀卿及荀子》、梁涛《荀子行年新考》等都持此说。

（3）王先谦《荀子集解·考证上》引《唐仲友序》：“向博极群书，序卿事大抵本司马迁，于迁书有三不合，春申君死，当齐王建二十八年，距宣王八十七年。向言卿以宣王时来游学，春申君死而卿废。设以宣王末年游齐，年已百三十七矣。”此处便是批驳刘向在《荀卿叙录》中所记荀子齐宣王时来齐之说，随后引出己说“卿名况，赵人，以齐襄王时游稷下，距孟子至齐五十年矣。于列大夫，三为祭酒。去之楚，春申君以为兰陵令。以谗去之赵，与临武君议兵。入秦，见应侯、昭王。以聘返乎楚，复为兰陵令，既废，家兰陵以终”。此主张荀子齐襄王时游齐。宋濂《诸子辨》亦主张此说。

（4）《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儒家》：“考刘向《序录》，卿以齐宣王时来游稷下，后仕楚，春申君死而卿废。然《史记·六国年表》载春申君之死上距宣王之末凡八十七年，《史记》称卿五十始游齐，则春申君死之年卿当一百三十七岁，于理不近。晁公武《读书志》谓《史记》所云“年五十”为“年十五”之误，意其或然。宋濂《荀子书后》又以为襄王时游稷下，亦未详所本。”可见对于荀子何时游齐，《四库全书》未做判词。

（5）罗根泽《荀卿游历考》认为荀子游齐在齐王建初年，持此论者有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蒋伯潜《诸子通考》等。

综上，则荀子游齐时间有齐宣王时说、齐湣王时说、齐襄王时说、齐王建时说和搁置纷议说等。在前人考证的基础上，我认为荀子游齐当在齐湣王时。试考证如下：

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齐人或谗荀卿，荀卿乃适楚，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废。”

司马迁《史记·春申君列传》：“歇至楚三月，楚顷襄王卒，太子完立，是为考烈王。考烈王元年，以黄歇为相，封为春申君……春申君相楚八年，为楚北伐灭鲁，以荀卿为兰陵令。”

刘向《荀子叙录》：“齐人或谗孙卿，乃适楚，楚相春申君以为兰陵令。”

汪中《荀卿子年表》：“齐王建十年，为楚考烈王八年，楚相黄歇以荀卿为兰陵令。本传云：‘齐人或谗荀卿，荀卿乃适楚，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

据此可知历史记载荀子活动之确定年份有二：一是楚考烈王八年，荀卿为兰陵令；二是春申君死而荀卿废。检之《史记·六国年表》知楚考烈王八年为公元前年，春申君死为楚考烈王二十五年即公元前年。则可知至少公元前年荀子还在人世，若是依据齐宣王时来齐则荀子年岁不符，所以持齐宣王之时荀子游齐之说不可信。

又楚考烈王八年当为齐王建十年、秦昭王五十二年，《荀子·儒效》、《强国》等载应侯范雎与荀卿答问之语，则荀卿尝游秦，据《史记》记载，范雎为应侯当在秦昭王四十一年，应侯罢相当在秦昭王五十二年，则范雎与荀子问答之语时间范围当在公元前——前年，即为齐襄王十八年——齐王建十年之间，此一段时间荀子曾游秦，并与应侯答问。而“齐人或谗荀卿，荀卿乃适楚”则可看出齐王建立而荀子被人进谗言，终去齐到秦，又“孙卿之应聘於诸侯，见秦昭王，昭王方喜战伐，而孙卿以三王之法说之，及秦相应侯皆不能用也”遂去秦回齐，后又适楚，为兰陵令。可知则可知荀子不可能是在齐王建初年游齐，持此论者亦不可信。

又《盐铁论·论儒》云：“及齐湣王奋二世之余烈，南举楚淮北，并巨宋，苞十二国。西摧三晋，却强秦。五国宾从，邹鲁之君泗上诸侯皆入臣。矜功不休，百姓诸儒谏不从。各分散。慎到接子亡去，田骈如薛，而孙卿适楚。内无良臣，故诸侯合谋而攻之。”据《史记·六国年表》可知“并巨宋”当在齐湣王三十八年即公元前年，而荀子适楚当在此至齐湣王四十年之间。亦可知荀子游齐当在齐湣王末年之前，至少应在齐湣王三十八年之前。此一明证，所以持荀子齐襄王时始游齐的说法也不正确。

至此，可知荀子游齐当在齐湣王时，则为恰当。荀子游历的部分路线当为：荀子“始游齐”当在齐湣王时，而齐湣王末年去齐适楚，后齐襄王立荀子归齐，最为老师，到齐王建之时荀子去齐适秦，后又到楚为兰陵令即公元前年。

三

荀子为兰陵令后游历活动当如何？据刘向《荀卿叙录》：

齐人或谗孙卿，乃适楚，楚相春申君以为兰陵令。人或谓春申君曰：“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孙卿贤者也，今与之百里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谢之。孙卿去之赵，后客或谓春申君曰：“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鲁入齐，鲁弱而齐强。故贤者所在，君尊国安。今孙卿天下贤人，所去之国，其不安乎？”春申君使人聘孙卿。孙卿遗春申君书。刺楚国，因为歌赋以遗春申君，春申君恨，复固谢孙卿，孙卿乃行，复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而孙卿废，因家兰陵。

可知荀子为兰陵令后由于有人向春申君进言，“孙卿去之赵”，此一事史籍亦有所载，《荀子·议兵》篇载荀子与临武君议兵于赵孝成王前之事，《臣道》篇极称平原信陵两人功，都可证明荀子之赵之事。应劭《风俗通义》：“春申君谢之，孙卿去之，游赵”，《郡斋读书志》：“至齐襄王时，荀卿最为老师。后适楚，楚相春申君以为兰陵令。已而归赵。”亦可见荀子之赵。又“孙卿乃行，复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而孙卿废，因家兰陵”可知荀子终由赵回楚复为兰陵令直到终老。

据廖名春考证，荀子议兵时间当在公元前至前年之间，较为可信。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荀卿至赵见赵孝成王议兵考》谓：“《荀子·臣道》极称平原信陵两人功，即为邯郸解围事发，以荀卿在赵，身历其事，故盛加称许如此也。”又据《荀子·臣道》：“伊尹箕子可谓谏矣，比干子胥可谓争矣，平原君之于赵可谓辅矣，信陵君之于魏可谓拂矣。”可知钱穆推测不错，且邯郸解围在赵孝成王九年即公元前年，此时荀子在赵。由此可知，荀子因受人诬陷离开楚国至第二次回到楚国复为兰陵令时，其当在赵国议兵于赵孝成王前及称赞围魏救赵之功。

则荀子初为兰陵令后因谗言去楚适赵后又归楚复为兰陵令直至终老。

钱穆考证之时，误齐灭宋时间为齐湣王十五年，据《史记·六国年表》则为齐湣王三十八年，荀卿为兰陵令最早不超过齐王建十年，此时与齐湣王末相差二十余载。据考证所得，荀卿游历活动大致可划分为：初入齐（齐湣王时，年五十，游学）——齐湣王末（约湣王三十八年）去齐适楚——齐襄王立，归齐（约襄王六年到十九年）——齐王建立，离齐适秦（约王建元年，此间应侯与荀卿答问）——去秦回齐说齐相（最为老师，三为祭酒）——离齐适楚，春申君为兰陵令（约齐王建十年，秦昭王五十二年，应侯罢相）——由楚到赵（此间荀卿与临武君议兵赵孝成王前）——去赵返楚复为兰陵令，终老。

四

荀卿游仕活动，可参看《荀子》部分篇章，荀卿游历言行，于其书有所记载。如《强国》篇载荀子说齐相之语应侯与荀卿答问之语，《儒效》篇载秦昭王与荀卿答问之语，《议兵》篇载荀子与临武君议兵于赵孝成王前之事，《臣道》篇极称平原信陵两人功。

《强国》篇载荀子说齐相之语：

荀卿子说齐相曰：“处胜人之势，行胜人之道，天下莫忿，汤武是也。处胜人之势，不以胜人之道，厚於有天下之埶，索为匹夫不可得也，桀纣是也。然则得胜人之势者，其不如胜人之道远矣！夫主相者，胜人以势也，是为是，非为非，能为能，不能为不能，并己之私欲，必以道，夫公道通义之可以相兼容者，是胜人之道也……今巨楚县吾前，大燕�曃後幔�劲魏钩吾右，西壤之不绝若绳，楚人则乃有襄贲开阳以临吾左，是一国作谋则三国必起而乘我。如是，则齐必断而为四三，国若假城然耳，必为天下大笑……为人臣者不恤己行之不行，苟得利而已矣，是渠冲入穴而求利也，是仁人之所羞而不为也。故人莫贵乎生，莫乐乎安，所以养生安乐者，莫大乎礼义。人知贵生乐安而弃礼义，辟之是犹欲寿而歾颈也，愚莫大焉。故君人者爱民而安，好士而荣，两者亡一焉而亡。诗曰：‘价人维藩，大师维垣。’此之谓也。”

又应侯与荀卿答问之语：

应侯问孙卿子曰：“入秦何见？”

孙卿子曰：“其固塞险，形势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间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是所见也。故曰：佚而治，约而详，不烦而功，治之至也，秦类之矣。虽然，则有其諰矣。兼是数具者而尽有之，然而县之以王者之功名，则倜倜然其不及远矣。是何也？则其殆无儒邪？故曰：粹而王，驳而霸，无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

《儒效》篇载秦昭王与荀卿答问之语：

秦昭王问孙卿子曰：“儒无益於人之国？”

孙卿子曰：“儒者法先王，隆礼义，谨乎臣子而致贵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则埶在本朝而宜；不用，则退编百姓而悫；必为顺下矣。虽穷困冻餧，必不以邪道为贪。无置锥之地，而明於持社稷之大义。呜呼而莫之能应，然而通乎财万物，养百姓之经纪。势在人上则王公之材也；在人下则社稷之臣、国君之宝也；虽隐于穷阎漏屋，人莫不贵之，道诚存也。”

“仲尼将为司寇，沈犹氏不敢朝饮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溃氏逾境而徙，鲁之粥牛马者不豫贾，脩正以待之也。居于阙党，阙党之子弟罔不分，有亲者取多，孝弟以化之也。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儒之为人下如是矣。”

王曰：“然则其为人上何如？”

孙卿曰：“其为人上也广大矣：志意定乎内，礼节修乎朝，法则度量正乎官，忠信爱利形乎下，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不为也。此若义信乎人矣，通於四海，则天下应之如讙。是何也？则贵名白而天下治也。故近者歌讴而乐之，远者竭蹶而趋之，四海之内若一家，通达之属莫不从服，夫是之谓人师。诗曰：‘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夫其为人下也如彼，其为人上也如此，何谓其无益於人之国也？”

昭王曰：“善。”

《议兵》篇载荀子与临武君议兵于赵孝成王前之事：

临武君与孙卿子议兵于赵孝成王前。王曰：“请问兵要。”

临武君对曰：“上得天时，下得地利，观敌之变动，后之发，先之至，此用兵之要术也。”

孙卿子曰：“不然。臣所闻古之道，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壹民。弓矢不调，则羿不能以中微；六马不和，则造父不能以致远；士民不亲附，则汤武不能以必胜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 　　

临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贵者势利也，所行者变诈也。善用兵者，感忽悠暗，莫知其所从出。孙吴用之无敌于天下，岂必待附民哉。” 　　

孙卿子曰：“不然。臣之所道，仁者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贵，权谋势利也；所行，攻夺变诈也；诸侯之事也。仁人之兵，不可诈也……”

《臣道》篇极称平原信陵两人功：

“君有过谋过事，将危国家、陨社稷之惧也，大臣、父兄有能进言於君，用则可，不用则去，谓之谏；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死，谓之争；有能比知同力，率群臣百吏而相与彊君挢君，君虽不安，不能不听，遂以解国之大患，除国之大害，成于尊君安国，谓之辅；有能抗君之命，窃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国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国之大利，谓之拂。故谏争辅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国君之宝也，明君之所尊厚也，而暗主惑君以为己贼也。故明君之所赏，暗君之所罚也；暗君之所赏，明君之所杀也。伊尹箕子可谓谏矣，比干子胥可谓争矣，平原君之于赵可谓辅矣，信陵君之于魏可谓拂矣。”

以上则为荀子游仕活动之表现，考之《强国》、《儒效》、《议兵》、《臣道》诸篇，则见荀子所秉持之政治理想，在于“天下一家”、“隆礼”、“重法”，若“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法后王，统礼仪，一制度”，则“天下为一，诸侯为臣，用万乘之国则举措而定，一朝而伯。”荀卿之政治思想、游仕理论则管窥一斑，今就“法后王”思想予以探究。

《荀子·非相》篇，对“法后王”之说，有较细致的说明：

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圣王。圣王有百，吾孰法焉？故曰：文久而息节族久而绝，守法数之有司极礼而褫。故曰：欲观圣王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彼后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后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犹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故曰：欲观千岁，则数今日；欲知亿万，则审一二；欲知上世，则审周道；欲知周道，则审其人所贵君子。故曰：“以近知远，以一知万，以微知明。”此之谓也。

“圣王有百，吾孰法焉？”可见荀子论及圣王范围颇广，不应局限于区区三代人物，仲尼、子弓也在圣人之列。其效法的对象由于“文久而息，节族久而绝，守法数之有司极礼而褫”，遂若观圣王之迹，则取法“粲然者”后王也。据此可知荀子的“后王”，是继承“先王”思想精神者。又谓：“欲知上世则审周道”，此论当继孔子从周之论之后。“以近知远，以一知万，以微知明”，“传者久则论略，近则论详，略则举大，详则举小”，则可知荀子“法后王”实因后王之迹显然可识，取近之道，详而可察，只是便利的意思，无后王先王对立的论调。荀子由递进式的推演关系将“名分—礼法—圣王—后王”连接成为逻辑链，想要“隆礼”，则须效法圣王，而“后王”则是最为显著明白者，所谓“后王”即“天下之君”。必须通过“法后王”而“法先王”乃至“圣王”，如此才能真正体认到圣王本来的思想主张。荀子也重视先王。《非相》篇：“凡言不合先王，不顺礼义，谓之奸言，虽辩，君子不听。”《儒效》篇：“先王之道，仁之隆也，比中而行之。”《富国》篇：“先王明礼义以壹之，致忠信以爱之，尚贤使能以次之，爵服庆赏以申重之，时其事、轻其任以调齐之，潢然兼覆之，养长之，如保赤子。”《君道》篇：“晓然独明于先王之所以得之，所以失之，知国之安危、臧否若别白黑。”可见，荀子在论述中也同样重视先王。在《非十二子》中批评子思、孟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这里的重点是“不知其统”而并不是斥责“法先王”。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八“法后王”条：

荀卿“法后王”之说，王伯厚深诋之。愚以为王氏似未达荀子之意也。孔子曰：“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孟、荀生于衰周之季，闵战国之暴，欲以王道救之。孟言先王，与荀所言后王，皆谓周王，与孔子“从周”之义不异也。荀卿岂逆料李斯之仕秦，而令其用秦法哉？七国僭号，名虽王，实诸侯也，孰可以当后王之名，而荀子乃肯法之耶？方是时，老、庄之言盛行，皆妄托于三皇，故特称后王，以针砭荒唐谬悠之谈，非谓三代不足法也。王安石以本朝制度为流俗，谓“祖宗之法不足守”，口谈尧、舜，躬行商、韩，此宋之所以亡也。后儒好为大言，不揆时势，辄谓井田、封建可行于后代，徒为世主轻儒者藉口，是不如“法后王”之说为无弊矣，要非荀卿立言之本旨。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先王后王是名号的称谓，荀子更加看重当时的近代史，“法后王”思想意在揭圣王之迹于后王可明见者以救时之弊，并非不敬先王。《解蔽》篇曰：“故学者，以圣王为师，案以圣王之制为法，法其法，以求其统类，以务象效其人。”则圣王为师，不惟先后，特取后王粲然可寻者效法，这只是一种思想宣传的途径，并非目的，更加深远的意义在于“统礼仪，一制度”，为大一统王朝的到来提供思想理论基础。

（本文注释从略）

参考资料：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年。

颜之推：《颜氏家训》，中华书局，年。

应劭撰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全两册），中华书局，年。

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全两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年。

梁玉绳：《史记志疑》（全三册），中华书局，年。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上海书店，年。

刘师培：《刘师培全集》（全四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年。

王叔岷：《史记斠证》（全五册），中华书局，年。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商务印书馆，年。

桓宽撰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全两册），中华书局，年。

王先谦：《荀子集解》（全二册），中华书局，年。

汪中：《新编汪中集》，广陵书社，年。

廖名春：《中国学术史新证》，四川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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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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