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孔庙设像，初时为绘画形态。塑像出现后，其座向、服制又有争论和演变。宋人开始对像祭的合理性及设祭安排提出疑问，苏轼以“匍匐就食”为讥，程颐说“若多一茎须便是别人”。在解决方案上，朱熹主张仿古人设席模样塑像坐于地，明人则将祭品设于高案之上以对应高塑的孔像。在尝试破解祭或他人的难题时，明人最终走向了革命。明代毁像的理论依据，一是认为像祭有失古礼，二是认为塑像本自佛教。嘉靖毁像令施行后，孔像并未完全消失，甚至出现了像、主并祭而行的局面。就感召后学激发心志而言，像祭自有其存在的价值。
关键词：孔庙孔像像祭毁像
作者:董喜宁，女，年生，山东海阳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博士研究生。
孔子生前外貌如何，今人已无从得见。我们能够藉以想象的，只有古籍中的文字记载和后世流传的各类孔子遗像了。可是，如果按照前者描述予以复原，要么只能得出一些模糊的轮廓，要么就是一幅幅因神化而变异的画像[1]。至于后者，则又均为追写之作。追写人在创作之时，必然也面临着上述文献困境。那么，他们解决困境的依据何在?其实颇值得人们考究一番。这些作品中的绝大部分，并不能令人满意，南宋学者孔传(孔子四十七代孙)曾专门指出其中的一些瑕疵，并以“殆非先圣之真像”为断语[2]。孔氏后裔较为认可、推为“最真”的，则是东晋顾恺之所画的《行教小影》[3]。当然，说它“最真”恐怕主要是由于画出名家、于古制较少疏漏，且顾氏去古尚未远、授受或有端绪的缘故。有人为佐证“最真”的可信度，将顾氏画作所本追溯至当年端木赐传写之物[4]和孔子存日所写小影[5]，又未免臆测。现在流行较广的代表像并非《行教小影》，而是唐代吴道子所画的《孔子行教像》(宽袖、佩剑)。世间常见的孔子立像，即以此画为底本修成。只可惜吴道子没有顾恺之那样的好运气。有孔家人指责，这个版本的塑像“体型明显较矮”[6]。更有批评者认为，吴氏所塑造的孔子形象“让人看到的是一副迟暮之态，感受到的是一种老迈、保守乃至迂腐之气”，不利于激发学生的积极进取精神，进而主张比照史书记载的五官特征与精神气质为孔子正像[7]。然而，在没有真人参照的情况下，非要将肖与不肖付诸眉眼考究，操作实难。好在前人并不专意于真假之辨，才留下了如此丰富多彩的孔子形象[8]。
1一、孔庙中的孔像沿革及冠服演变孔子画像在汉代已极为流行。从考古资料看，在山东、陕西、河南、四川、江苏等地出土的汉画像石上，保留了很多以“孔子见老子”为题材的画面。画像石上的孔子，或单独会见老子，或率众弟子拜谒，以后者数量为多。众弟子都以颜渊居首，偶又有左丘明列于颜渊及众弟子之前的情况[9]。从传世文献看，有确切记载的是:熹平二年()，鲁峻冢前的石祠、石庙，其壁上刻孔子及弟子七十二人像[10];光和元年()，汉灵帝置鸿都门学，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后汉书·蔡邕传》);兴平元年()，高眹重修周公礼殿，梁上画仲尼及七十二弟子[11]。这些图像尽管出现于不同的场合，却无一例外地反映了孔子及其弟子在当时所受推崇的程度。
东汉孔子见老子画像石
孔庙中设像而祭，大致也兴起于汉代。其最初所用为画像。桓帝永寿年间，鲁相韩敕饬修孔子庙，事毕立碑，其中有“改画圣象如古图”[12]之语。此后，祢衡(—)作《颜子碑》，亦云“配圣馈，图辟雍”[13]。可见，孔子受享，一度以图绘为常。
受祭孔像由绘画形态过渡到雕塑形态，断限并不明显[14]。较早的一则记载见于《水经注》:“魏黄初元年()，文帝令郡国修起孔子旧庙，置百石吏卒，庙有夫子像，列二弟子，执卷立侍，穆穆有询仰之容。”[15]然而，此处的夫子与二弟子像究竟是平面图抑或是立体像，却让人左右难断。孔继汾径以此“像”为画像[16]。今人黄进兴则涵咏文义，指其为塑像[17]。好在郦道元在同书中还有另一则“孔像”记载，足以相互参校。寿光县城西南有孔子石室，“中有孔子像，弟子问经。既无碑志，未详所立”[18]。既称其像为“立”，自当以塑像解之。又，晋惠帝元康三年()，太学举行释奠礼，当时的设祭场景是:“乃扫坛为殿，悬幕为宫。夫子位于西序，颜回侍于北墉。”(《晋书·潘岳传附潘尼传》)此处的孔子、颜回像已无可怀疑就是塑像。
传子贡所雕刻的孔子夫妇楷木雕像
塑像运用到孔庙以后，朝廷礼崇孔子有了更多的发挥空间。唐玄宗是帝王中开始对孔像进行盛饰的第一人。开元二十七年()，他封孔子为文宣王，接着正孔像位为“南面”，且“内出王者衮冕之服以衣之。”(《旧唐书·礼仪志》)对孔像设位的更定，当是加尊之举，用玄宗自己的话说就是:“昔缘周公南面，夫子西坐。今位既有殊，坐岂如旧，宜补其坠典，永作成式。自今已后，两京国子监，夫子皆南面而坐，十哲等东西列侍。天下诸州亦准此。”(《旧唐书·礼仪志》)以往曾一度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主祭周公，孔子配食。周公配享武王后，方以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参见《旧唐书·礼仪志》、《新唐书·礼乐志》、《唐会要·学校》)。玄宗之论的预设前提是祭位安排以南面为尊，夫子之所以东面，是为避周公之故。孔子既已独尊，又据爵为王，自当更为南面。然而，这一“预设”与文献记载并不相符。孔子死后其祭位所向，时无笔录。到了东晋，习凿齿作《汉晋春秋》，曾记述了汉章帝至鲁祭孔子的盛况，其辞云:“帝升庙西面;群臣中庭北面，皆再拜。”[19]北魏时，郦道元撰《水经注》，又记孔子旧宅:“庙屋三间，夫子在西间，东向。”[20]依此看，孔子神位，初时即为东面，并非为避周公而改。由是，玄宗的干预在博通礼文礼义的宋濂看来，无异于一场冒犯，他以古礼“神道尚右”为据，毫不犹豫地将此次挪位定于“亵祀”之列[21]。玄宗作上番解说时，《大唐开元礼》成书不久，书中也明确记载了释奠礼中的享位安排:“设先圣神坐于堂上西楹间，东向。设先师神坐于先圣神坐东北，南向。[22]即孔子东面，颜回南面。可见，依循古礼而行的孔庙祀仪，并不以南面为尚。宋濂所斥皆有根据。《大唐开元礼》被四库馆臣誉为“考礼者之圭臬”[23]，它的修撰是玄宗朝的一场盛事。然而，对于玄宗本人来讲，似乎也就仅止于盛事而已。他的弃古从俗抑或自我作故，尽管无补于“坠典”，却最终遂了“永作成式”的初衷，后世袭而不更。孔门后裔感念皇恩，对此一南面之尊也是曲尽回护，因而宋濂的稽考也就宜乎其以“未必为考古者所据依”一语搪塞之了[24]。
与像事密切相关的是冠服问题。古语云:“礼之大者，昭名分，辨等威，莫备乎冠服。”[25]冠服既为礼制范畴的一部分，必然具备一定意义上的稳定性和约束性。在顾恺之《行教小影》中，孔子所衣为“燕居服”[26]。燕居服即家居常服。世上流传的夫子像，大都被服儒雅，其中变换，也只是司寇像中的官衣官帽[27]。东魏李珽修孔子庙时，“于设像圣容，仍奉进儒冠。于诸徒，亦青衿青领。虽逝者如斯，风霜骤谢，而沦姿旧训，暖以还新”[28]。这些或儒或官或正或亵的服装，忠实反映了孔子的生平身份。虽然有人指称传世孔像皆着“汉晋衣冠”[29]，全非夫子所自言的逢掖之衣、章甫之冠，但此为时代局限所在，又不能尽苛责之。
山东东平汉墓壁画《孔子见老子》
自玄宗诏出王者衮冕以衣之，孔子形象大变。孔子生前不得位，无缘于贵者服制。现今既被奉为文宣王，似乎惟有着王者之服，方为得体。这成为孔像冠服制度史上的一次突破。然而，对玄宗诏书中的“王”作何理解，却存在问题。古时天子称王，后世受封皇子和异姓诸侯亦称王。周代衮冕制，天子冕十二旒、服十二章，上公冕九旒、服九章;唐代衮冕制，皇帝冕十二旒、服十二章，皇太子、亲王及一品官以上冕九旒、服九章。玄宗所言王者衮冕，依古制天子之王，则当用冕十二旒、服十二章，依后制诸侯之王，则当用冕九旒、服九章。由于史籍并没有留下详细记载，孔子在被服衮冕穿戴一新后，服章冕旒究竟为多少，不得其详，也就无法据此反推孔子“王”封的真正面目。中遭五代丧乱，其中变革损益，更是难以考及。值得一提的是，唐代衮冕之服只行于两京及阙里旧宅。诸州县庙宇既小，只正南面，衣服无改[30]。
北宋前期，孔像用冕九旒、服九章。此一服制是沿袭了旧式，还是已有更动，当代人已无法说清，甚至于议礼局在考究礼源时都无所稽查，称:“《国朝会要》国子监旧用冕九旒、服九章，而不载其更易之端。”[31]不管其中是否有过变迁，很显然，崇信者对其时的孔像冕服并不满意，以为此只是古代的上公之制，非帝王之制。他们坚信唐代曾真正使用过十二章旒，进而希望为孔子恢复此一服制。神宗朝，判国子监常秩等人已上言:“本监宣圣神像，旧用冕服九旒;七十二贤、二十一先儒并用朝服。检会唐开元中，尊孔子为文宣王，内出王者衮冕之服以衣之。详此，则孔子之冕，宜用天子之制十二旒。”[32]几乎同时，金君卿给出了相同的建议:“今都、郡、县文宣王之庙像，或用九旒冕、九章，如周之上公、汉之诸侯王之服，或服十二旒王者之冕，采章错乱不次。今所详定，请以文宣王冕服备十二章。”[33]哲宗朝，侍讲学士范祖禹又请求孔子冕服“用三代王者之礼”[34]。此后，国子监丞赵子栎也以此为请，都未获批。徽宗崇宁四年()，国子司业蒋静继之，事情遂得进展，朝廷加孔子冕十二旒(《宋史·礼志》)。此次更动只限于冕旒，服章未变，仍为九章。鉴于以往各地庙像采章上的错乱，朝廷专门图绘其状颁于天下，使依图改正[35]。金世宗大定十四年()，定孔像冕十二旒、服十二章[36]。元、明初袭用金制。
署名唐吴道子所绘“先师行教像”
孔子衮冕之服实依托于其身后所得“王”爵，而无关乎生前履历。嘉靖朝判孔子“王”号及所享“王”礼为非，去“王”号，撤两京及天下孔庙塑像，冕服制度随之瓦解[37]。与冕服制度相配的是执圭之制。《周礼·春官·典瑞》中对用圭之制有着详细的规定: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周礼注疏·春官·大宗伯》)。此种安排实即礼器上的等级制。唐朝孔子所执为木圭。大中祥符二年()，易木为玉，执用桓圭。徽宗崇宁四年()，改执镇圭[38]。绍兴十四年()，高宗下令照旧出镇圭以奉文宣王。或许是考虑到国力凋敝，有司请以药玉或珉石为之，得到的答复是:“崇奉先圣，岂可用假玉?”[39]从木圭到玉圭，从桓圭到镇圭，后世推崇孔子，已到无礼不加的地步。
2二、宋人在设像而祭议题上的讨论与探索设像而祭从兴起到流行，一直是顺理成章而未遭遇过什么质疑。真正开始对此一异于古礼(设主以祭、立尸以祭)的行为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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