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献侯：“我们联合一起消灭韩氏，赵、魏平分韩氏。”魏文侯：“不行”。韩武子：“我们联合一起消灭赵氏，韩、魏平分赵氏。”魏文侯：“不行”。

一、贯彻“三晋统一战线”：吴起攻秦，置西河郡

（一）赵、韩、魏在瓜分晋国的基础上结成了统一战线。

晋幽公九年（前年），赵襄子赵无恤去世，魏斯（魏文侯）继任为晋国正卿。

赵、韩两国仍旧遵循晋国诸大夫内斗的策略，拉拢一个大夫打击另一个，但随着国内只剩下三家大夫时，这个策略失效了，数学上三角形稳定性好，尤以等边三角形为甚。三家大夫相互制衡总会达到平衡，谁也击败不了谁、谁也消化不了谁，魏斯是最先明白这个道理的。赵、魏、韩三国紧邻，必须要和平相处，如果内斗，就会被拖在这个披山戴河，相对封闭的晋地里，谁都无法发展。赵、魏、韩只有联合起来向外扩张才有出路。于是赵献侯、韩武子同意。

老牌诸侯国的竞争仅仅是诸侯间的竞争和战争，“三晋”新诸侯面临晋国内部大夫间的竞争和保证晋国在诸侯中霸主地位的竞争的双重压力。从这一点上看，晋国内部大夫斗争胜出的“三晋”新诸侯同旧诸侯相比更具竞争力。于是“三晋”携大夫内斗胜利之余威联合对内改革、对外扩张，发展本国实力。

（二）在三晋统一战线的基础上，魏国做出攻取秦国“河西地区”的军事行动。

公元前，魏军首先在河西的少梁修筑城池，以便屯兵积粮进攻秦国。秦国即发兵进攻少梁，阻止魏军筑城。两军在少梁交战，魏军击败秦军，继续筑城备战。秦军则沿黄河修筑防御工事，阻止魏军向西扩张。

公元前年，魏军开始向河西地区的秦军发动进攻，深入至秦纵深的郑地附近，大败秦军。

公元前年，魏文侯命太子击（魏击）率军攻克繁庞，驱其民而占其地。

公元前年，魏军经过三年休整，再度发起进攻，连续攻克临晋、元里两城邑，并在临晋筑城。

公元前年，魏军攻克洛阴、郃阳两城邑，并在洛阴筑城屯兵驻守。魏国将军吴起采用了先在河西站稳脚跟，再大举进攻扩大战果，最后巩固占领地区的战略。至此，魏军完全占领河西之地（今山西、陕西两省间黄河南段以西地区）。得到河西地区后，魏国土地紧张、人口众多的问题得到缓解，于是魏国置西河郡，经翟璜推荐，由吴起担任首任郡守。

二、经济基础：“尽地力之教”确立土地私有制

（一）周王室所有制下的农业生产是落后的

《诗·小雅·北山》所说：“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所谓“井田”，就是具有一定规划、亩积和疆界的方块田。长、宽各百步的方田叫一“田”，一田的亩积为百亩，作为一“夫”，即一个劳动力耕种的土地。井田规划各地区不一致。有些地方采用十进制，有些地方则以九块方田叫一“井”。因为把九块方田摆在一起，恰好是一个“井”字形，井田的名称就是这样来的。一井的面积是方一“里”；一百井是方十里，叫一“成”，可容纳九百个劳动力；一万井是方百里，叫一“同”，可容纳九万个劳动力。

周朝施行井田制，既作为诸侯百官的俸禄等级单位，又作为控制庶民的计算单位。井田制下的土地一律不准买卖，只能由同姓依照嫡庶的宗法关系去继承。无论是公田还是私田都将人口（包括平民和奴隶）束缚在土地之上。

（二）“尽地力之教”确立土地私有制

《汉书·食货志上》：“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

自平王东迁后，周朝的封建制度开始发生演变，作为经济根本的井田制度开始动摇，各诸侯国均不同程度的遭到破坏，尤其是周室同宗的鲁国在宣公十五年（公元前年）实行的按亩征税的田赋制度，从此开始承认土地私有合法化。“上有所施,下有所效”，于是各国开始纷纷效仿。至战国时期三家分晋后的魏国正式以《法经》的形式确立了土地私有制的的小农经济，农业生产得到了大幅度的发展。

《汉书·食货志》引李悝语：“治田勤谨，则亩益三斗，不勤，则损亦如之。”

田地的收成和为此付出的劳动成正比，统一分配农民耕地，督促农民勤于耕作，农业必然生产，于是魏国开始富强。“李悝变法”后保护土地私有制变法成果的魏国得到了比其他诸侯拥有更为广泛的士人和庶民的拥护。

三、士大夫阶级的群众路线：士人身份逐渐成为魏国君主的官僚

（一）曾经是晋国大夫的魏室家主一跃成为周天子治下的一方诸侯

自周朝立国确定五等爵位制度，就确立了贵族阶级内部天子——诸侯——大夫——士四等体制，魏国发迹于晋献公时毕万灭姬姓魏国，因军功得以成为晋国的大夫。

公元前年，赵襄子、魏桓子、韩康子联合起来反抗智伯瑶的攻击，并瓜分了智氏的土地，晋国大夫之间的内斗告一段落，赵、魏、韩三家实力大增，甚至可与诸侯国比肩。

公元前年，晋哀公死，晋幽公即位。韩、赵、魏瓜分晋国剩余土地，只有绛与曲沃两地留给晋幽公。赵、魏、韩三家的实际地位已然超越大夫阶层而趋向诸侯等级。

公元前年，周威烈王命韩虔﹑赵籍﹑魏斯为诸侯。赵、魏、韩三家的诸侯地位得到了官方的承认。

公元前年，魏武侯﹑韩哀侯﹑赵敬侯瓜分了晋国公室。至此，赵、魏、韩三家彻底完成了由大夫至诸侯阶层的转变。伴随着统治阶层的上升，魏国国君（包括赵、韩两国）的目光也由专注于晋国内部大夫间争权夺利转向诸侯争霸。

（二）以官僚制度取代世袭制度，以后的封君在封国食邑内没有治民之权，只衣食租税。

因李悝变法而废除了世袭制度的魏国起用大量士人任职，贵族阶层开始让位于新兴的官僚阶层，以魏文侯为例，他任用的大量人才均为士人。

狄人翟璜担任国相，辅佐魏文侯灭了中山国，爵至上卿。

卫人吴起担任西河的郡守，吴起担任郡守期间，秦人不敢西犯，河西地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成为安全的地区，为“西河学派”在此地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安全保障。

安邑人西门豹担任邺郡郡守期间，有效制止了河伯娶妻，并以此惩治了恶霸、禁止了巫风，在漳河兴修水利并致富于农，很快就使邺城魏国的东北重镇。

魏文侯发兵进攻中山国时，相国翟璜举荐了中山人乐羊担任将领。中山国君杀死乐舒，煮成肉羹送给乐羊，乐羊吃下儿子的肉羹后大败中山，中山国被灭后，乐羊因战功封于灵寿，而太子魏击被封为中山君，子夏的弟子李克担任中山相。

屈侯鲋任太子傅。成为了太子魏击（魏武侯）的师傅。

北门可任酸枣令。治理与齐国相邻的酸枣时，使魏国消除了来自齐国的威胁。

子夏的弟子齐人公羊高、鲁人谷梁赤、魏人段干木和子贡的弟子田子方，魏文侯把他们奉为老师，主持魏国的教育事业。

大量的士人充斥魏国的朝堂，封君贵族在封国食邑内没有治民之权，只衣食租税；治民之权开始让位给官僚阶级，中国历史上开始了选贤与能制度上的建设。

四、指导思想：子夏西河讲学，上承孔丘，下启荀况

自孔子卒后，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是时，独魏文侯好学。——（西汉）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

孔子去世后，其弟子子夏应魏文侯的延请来到魏国西河郡讲学，此时的子夏已是百岁老人，很少亲自教授了。在西河代他教学的是他的弟子齐人公羊高、鲁人谷梁赤、魏人段干木和子贡的弟子田子方。魏文侯亲自拜子夏为师，对子夏异常尊重。给国君做老师是儒士的最高荣誉，即所谓的帝王师。由于子夏做了魏文侯的老师，而且亲自坐镇西河，华夏文化的重点就转到了魏国，转到了西河，形成了著名的“西河学派”。

子夏提出“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思想，主张“做官取信于民，然后才能使民效劳”。子夏之儒培养的是经世济用之儒，大量地充斥到各国的官僚系统中，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儒学流派。子夏到西河后，谋求进身的士人纷纷转入西河学习。此时的西河学派应魏文侯的要求已经不以贵贱为收取学生的标准了。这些士人在西河学习后，很自然地选择魏国为其效力的首选国家。这样，西河学派为魏国吸引、培养了大批官员。各国的士人对西河都很向往，魏国无形之中成了他们理想的效力国家。

（一）《论语》：传承孔子的仁礼思想。

子夏，姓卜名商，字子夏。晋国温地人（一说卫国人），约生于公元前年，“孔门十哲”之一，小孔子44岁，他出身贫寒，也有过从政经历，当过莒父宰（莒城的小县令），孔子门下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论语·先进》）四科，子夏以擅长文学领域，精通文献典籍著称。

《吕氏春秋·察传》：“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至于晋而问之，则曰晋师己亥涉河也。”

《吕览》中记载子夏前往晋国的路上路过卫国，卫国的读历史的学者向子夏讨教史书中曾记载“晋师三豕涉河”，子夏说记载是错的，应该是“晋师己亥涉河”，因为己与三的写法近似，豕与亥的写法近似。卫国学者不相信然后去晋国询问，晋国学者的回答果真是“晋师己亥涉河”。由此可见子夏考据学修养非同一般。

子夏为学时，因常有独到见解而得到孔子的赞许，如其问《诗经》中“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一句，孔子答以“绘事后素”，他立即得出“礼后乎”（即礼乐产生在仁义之后）的结论，孔子赞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以言《诗》已矣。”（《论语·八佾》）

《论语》是孔门弟子集体智慧的结晶。其编纂者主要是仲弓、子游、子夏、子贡。子夏的教育思想在全面继承孔子的教育思想基础上，又在学习和借鉴历史等方面有发展创新，是上承孔子、下启荀子经验主义儒学的重要一环。

（二）《春秋》：发扬孔子的微言大义

子夏的弟子公羊高与谷梁赤，皆精于研磨《春秋》，公羊高着重阐释《春秋》之“微言”与“大义”，著成《春秋公羊传》，史事记载较简略。谷梁赤以问答形式解经，侧重传《春秋》之“义理”，即礼义教化和宗法情谊，著成《春秋谷梁传》，持论较《公羊传》为平正。这两部古籍，均为今文经学派的重要典籍，其成书过程，也大体相近，开始只是口口相传，直到很久之后的西汉时代，才“著于竹帛”，传之后世。

《公羊传》的主要精神是宣扬儒家思想中拨乱反正、大义灭亲，对乱臣贼子要无情镇压的一面，为强化中央专制集权和“大一统”服务。《谷梁传》则着重宣扬儒家思想的另一方面：重礼义教化和宗法情谊，为缓和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稳定封建统治的长远利益服务，因而也受到统治阶级的极大重视。

子夏及其“西河学派”为魏文侯及法术士之师，堪称先秦儒法之桥梁。孔子之道是“内圣外王”之道，由礼制到法制是“内圣外王”符合逻辑的演进。这一演进轨迹，在孔门政事弟子甚至孔子本人已经初露端倪，到子夏门下政事弟子才正式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