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有一个论述国际博弈斗争制胜之道的政治信仰：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以多助的天下之所顺，攻寡助的亲戚之所畔，最终必然取得胜利。

国际间的博弈和斗争，虽然离不开实力的较量和谋略的应用，但决定博弈胜负的关键在于人心向背。在中国古代的思想宝库中，早就有对此的深刻探究和揭示，并成为指导国家间战争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政治信仰和博弈战略。

得道之所以多助，就在于得道而施行仁义，掌握道义的制高点，而赢得天下人之心，自然受到天下人的拥戴和归附。失道之所以寡助，就在于违背人民意愿，造成民心背离，而政权必然土崩瓦解。

这一信仰的制胜之道，主要体现为立于不败之地的信念：或不战而屈人之兵，或断然应战而战必胜。以德兼人者必王。

得道多助而失道寡助的政治信仰，在当今的大国博弈上就是要团结正义力量的绝大多数，来战胜不得人心的霸权势力，让道义的伟大力量彰显于天下。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无疑是应对国际博弈斗争上立于不败之地的一个重要政治信仰和信念。这一信仰和信念，为早期儒家的《孟子》一书所首说，然其思想内涵在早期道家、法家思想中也有类似的理念和意旨。“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孟子·公孙丑下》）之所以言“得道者多助”，就在于施行王道仁政，就会得到天下人的响应，天下民心归向则多助。

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要在国内政治建设上坚持以民为本，赢得民心，提高民意满意度；在国际政治博弈上，就要求诸己而重视内政的道义威信，增强政治的吸引力，藉由善政良治发挥吸附归引和辐射感召力量，争取大多数国家的理解和支持，形成反对霸权主义的国际团结合作阵线。

这一信仰的核心意旨，就在于依靠“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的战略，取得博弈和斗争的最终胜利。

得道多助，就在于天下心向而归附

民心向背，关乎政治能效，决定国际博弈斗争中国家的存亡。“先为不可胜之政，而后求胜于敌。”（《文子·上礼》）在先哲的思想中，认为天下不可强取、攫取，而在于百姓的自服和归附。“立在天下推己，胜在天下自服。得在天下与之，不在于自取。”（《文子·上仁》）“天下与之”，就是民心所向的诚服归附。

“舜相尧二十有八载，非人之所能为也，天也。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孟子·万章上》）

舜有大德，而民众乐推，故得天下。得道之所以多助，就在于得道者能施行仁政，爱民如子，而百姓拥戴之，则爱之如父母。为民父母，笃诚爱民，则民必归心，而同心同力。仁政就是善政良治，必为民心所向、所归。

“明君制民之产，必是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锦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

施仁政方有良治，有良治方为得道。施行仁政，就在于确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价值次序。之所以言“民为贵”，就在于得于民方能得天下。民心归向，既是仁政的效验，又是保国的支撑。王道行，就能藉由自身的仁政和善治，发挥道义的吸附效应，让天下自然响应。

“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孟子·梁惠王上》）

施行仁政，则天下百姓自然归往。谁不希望在良政善治的环境下生存？民心向往，则莫之御而致。之所以如此，就在于施行仁政的良治使然。

“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则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民以来未有能济者也。如此，则无敌于天下。”（《孟子·公孙丑上》）

在先哲看来，一个国家强大的主要体现在于民心归附，亦即是政治的民众认可度和满意度。百姓是由心率领，用脚走向来评价和选择政治的善政还是苛政。以德行仁者王，百姓归顺则天下可得。

“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孟子·离娄上》）

得道者，与民“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而施行仁政，故能致使“民之归仁”犹如“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一样，而莫之能御。

“汤武者，修其道，行其义，兴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天下归之。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礼义以道之，致忠信以爱之，赏贤使能以次之，爵服赏庆以申重之，时其事、轻其任以调齐之，潢然兼覆之，养长之，如保赤子。生民则致宽，使民则綦理，辩政令制度，所以接天下之人百姓，有非理者如豪末，则虽孤独鳏寡必不加焉。是故百姓贵之如帝，亲之如父母，为之出死断亡而不偷者，无它故焉，道德诚明，利泽诚厚也。”（《荀子·王霸》）

治国者得道而为天下兴利除害，则必得百姓之心，进而得其力。“安民则惠，黎民怀之。”（《尚书·皋陶谟》）得百姓之心力必富，得百姓为之死必彊，得百姓之称誉必荣。得此三者，则天下归之；失此三者，则天下去之。“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大学》）文武之治，就在于施仁政而得众。桀纣之失国，就因其失于众。举事以为民者，民助之。民众之所助，则国虽弱而必强。

失道寡助，就在于民心背离而瓦解

失道而施行苛政，苛政猛于虎，则民心必然背离，而土崩瓦解。“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孟子·公孙丑下》），就是对此道理的鲜明揭示。失道必招寡助，而寡助之至就是众叛亲离。历史上，桀纣的所作所为以及所导致的悲惨结局，足以作为后来治国不从道者的告诫和警示。

“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故为渊驱鱼者，獭也；为丛驱爵者，鹯也；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亡者，则诸侯皆为之驱矣。虽欲无王，不可得已。今之欲王者，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为不畜，终身不得。苟不志于仁，终身忧辱，以陷于死亡。”（《孟子·离娄上》）

与得道者“民之归仁”的犹如“水之就下、兽之走圹”相反，桀纣实行暴政，因失民心而失天下。桀、纣为汤、武驱民，汤、武得道以招民，一得众而一失众则胜败自分。失道之主，以其“取民不裁其力，求下不量其积”（《文子·上仁》），而致“男女不得耕织之业以供上求”，故势必造成“力勤财尽，有旦无暮”的境地。贪主暴君之为政，以其“涸渔其下，以适无极之欲”，必致百姓不被天和、地德之利，苦不堪言，岂能不离心离德，揭竿而起？天下一呼而百应，群起反抗，国未有不亡者。

“桀、纣非去天下也，反禹、汤之德，乱礼义之分，禽兽之行，积其凶，全其恶，而天下去之也。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故桀、纣无天下而汤、武不弒君，由此效之也。汤、武者，民之父母也；桀、纣者、民之怨贼也。”（《荀子·正论》）

汤武处胜人之权位，而行胜人之道，则天下莫忿而归附。桀、纣虽处胜人之权位，然不以胜人之道，而欲“厚于有天下之埶”（《荀子·彊国》），必不可得。得胜人之权位者，不如得胜人之道。桀、纣之行，责人以义而责难赡，自责以人则易妄为。难赡则失亲，易为则行苟，故自取危亡。“德日新，万邦惟怀；志自满，九族乃离。”（《尚书·仲虺之诰》）汤武之政存，则天下从之而治，“万邦惟怀”；桀纣之政存，则天下从之必乱，“九族乃离”。“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孟子·离娄上》）人主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保国、存国之宝，在于德政善治，而不在据山川之险。

“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而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太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殷纣之国，左孟门而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太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伐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船中之人尽敌国也。”（《说苑·贵德》）

保国、存国之宝，固是“在德不在险”。反其道而为，则虽固守所险，然处处尽是敌国，岂能不亡？“持满者与天，安危者与人。失天之度，虽满必涸；上下不和，虽安必危。”（《管子·形势》）欲王天下而失道，则天下不可得。“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失天之道，虽立不安。”此即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另一种表达。人主取於众有道，在于安民富民。失於众有由，在于虐民害民。举事以为民则得多助，反之则是“以自为者众去之”（《文子·上义》）。“众之所去”，必是“虽大必亡”。

“凡君之所以立，出乎众也。立已定而舍其众，是得其末而失其本。得其末而失其本，不闻安君。故以众勇无畏乎孟贲矣，以众力无畏乎乌获矣，以众视无畏乎离娄矣，以众知无畏乎尧、舜矣。夫以众者，此君人之大宝也。”（《吕氏春秋·用众》）

“出乎众”，在于得道多助，而天下乐推以为上。治国者“舍其众”，是失其本而取其末，岂非不智？若不能象尧舜一样用众贤之知、得众人之力，必然不能治国，更不必言得之天下。

立于不败之地，就在于有不战而战必胜

既然得道者必有“天下顺之”的多助，而失道者必失于“亲戚畔之”的寡助，那就能“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孟子·公孙丑下》），达致“有不战，战必胜”的王道境界。施行仁政的王道，必然无敌于天下。无敌，则或不战而胜，或有战必胜

——不战而胜。施行仁政，既内得国民之和，又外得天下之和。兴义兵以讨伐无道，就是“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己以义兵讨伐无道之国，则其国民必欢乐以迎我之王师。尧伐驩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此皆是行仁义之兵而无敌于天下。

“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达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故曰：‘仁者无敌。’”（《孟子·梁惠王上》）

己行王道之政，得民心而“使制梃以达秦楚之坚甲利兵”，而所伐无道者众叛亲离，故必是不战而胜的“仁者无敌”。商汤以七十里之国行仁政，征伐无道，而能“天下信之”（《孟子·梁惠王下》），以至于“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王道之征讨，“诛其君而吊其民”，故能“若时雨降”而使其“民大悦”。王者诛讨暴君，其民视之将拯己于水火之中，必是“箪食壶浆以迎王师”。

王道之师，既使近者亲其善，又使远方慕其德，故必是兵不血刃而远迩来服。王者无敌之道，就在于“仁眇天下，义眇天下，威眇天下”（《荀子·王制》）。仁眇天下，故天下莫不亲；义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贵；威眇天下，故天下莫敢敌。“以不敌之威，辅服人之道”，自能“不战而胜，不攻而得，甲兵不劳而天下服”。义兵者扶义而动，非以图存而为存亡。“闻敌国之君有暴虐其民者，即举兵而临其境，责以不义，刺以过行”（《文子·上义》）。义兵至于境，讨伐无道而救民，故能“不战而止”。

——战则必胜。以王道之师征伐无道之国，则必是战必胜。以正义之师守卫自己之国，则是“守则固”。“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老子》）。慈以为战，则战为正义之战；慈以为守，则守为正义之守。“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孟子·公孙丑下》），这是因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则众志成城，坚不可摧，固能战必胜而守必固。

之所以言“善守者无与御，善战者无与斗”（《文子·下德》），就在于其能“乘时势，因民欲”，而使天下服。救守之慈仁，就在于守道而救义。“守无道而救不义，则祸莫大焉，为天下之民害莫深焉。”（《吕氏春秋·救守》）兵苟义，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义，攻伐不可，救守不可。大乱天下者，在於不论其义而疾取于救守。“为地战者，不能成其王；为身求者，不能立其功”（《文子·上义》）。讨伐“天之所诛，民之所仇”者，乃旨在兴兵“以废不义而授有德”，故能战无道而必胜。

——德兼者王。以德服人者，百姓中心悦而诚服，自然归往。“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孟子·公孙丑上》），而王天下。凡兼人者有三术，或以德兼人，或以力兼人，或以富兼人。“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以富兼人者贫，古今一也。”（《荀子·议兵》）以德兼人者，就在于使“彼贵我名声，美我德行，欲为我民”，故让其自愿“辟门除涂，以迎吾入”。既能“因其民，袭其处”，就将使其“百姓皆安”，而使“立法施令莫不顺比”。如此，则是“得地而权弥重，兼人而兵俞彊”。

王者之所以能“以守则固，以征则彊”，就在于“凝士以礼，凝民以政”。既能如此，则“礼修而士服，政平而民安”。图存之明主，虽不行仁政然也要“内行其法度，外行其理义”（《管子·形势解》），以为“邻国亲之，与国信之”。只有得道多助，方能确保“有患则邻国忧之，有难则邻国救之”。反之，若是“内失其百姓，外不信于邻国”，则必是有患难而莫之救，国岂能不失其道而亡。

中华文明五千年，历经沧桑而绵延不绝，已充分证明中华传统文化的顽强生命力，和迎接各种挑战的开拓能力。这一文化内涵，既本自“学·思·观”的探求真理而来，又呈现着“学·思·观”的理性自觉和开放思维。让我们齐心协力地一道投入“文化自信”的时代洪流之中，为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冷静的思考，清醒的应对，果敢的斗争，无愧的付出。坚信“文化自信”，践行“文化自信”，中华民族一定能够实现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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