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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诸侯混战,天下支离,亟待建立新的社会秩序。然而,建立什么样的新秩序,怎样建立新秩序,没有先例可循,没有权威引领,没有外来借鉴,只能依靠全社会的共同思考与探索。
于是,“和而不同”的理论与实践便以前所未有的蓬勃态势发展起来。
春秋战国时期“和而不同”的理论概述早在西周末年,就有关于“和”与“同”的概念。郑桓公与周太史伯(史伯)讨论西周末年天下兴衰,史伯说周朝差不多一定会衰败了,因为周幽王“去和而取同”,排斥异己。
春秋时期,对“和”与“同”的认识不断深化,“和而不同”思想正式形成。“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知和曰常”明确指出“和”是阴阳不同矛盾统一体,是世界的恒常准则,奠定了“和而不同”理论发展的哲学基础。晏子提出“和”与“同”相异的观点。
他说,“和”就如做羹汤,用水、火、醋、酱、盐、梅来烹煮鱼肉,厨师加以调和使味道适中,味道不够就增加调料,味道太过就加水冲淡。
君臣的道理也是这样。君王认为可行但其中却有不可行因素的,臣子就要建言指出其中不可行之处以成就其可行性;如果君王认为不可行但其中却有可行因素的,臣子就要建言肯定其中的可行部分而去除其不可行之处。
如此政事就会平和不违背礼仪,百姓就没有争夺之心。而“同”好比以水兑水做汤给人吃,又好比琴瑟只弹一个音调给人听,是让人不能接受的。孔子主“君子和而不同”。
墨子还说,帮助视听的人多了,才能看得远听得远;帮助言谈的人多了,才能让德音安抚的范围更广;帮助思虑的人多了,才能很快地得出谋划;帮助行动的人多了,才能举事迅速成功。
所以,墨子的“壹同天下之义”与“和而不同”本质相通。吴起提出“四和”理论。他认为,国家没形成统一的意见,不可以出军;军队没形成统一的意见,不可以出阵;阵中没形成统一的意见,不可以开始战斗;战斗中没形成统一的意见,不可能取得胜利,强调只有取得意见一致,军事才能决胜。
总而言之,春秋战国时期“和而不同”的基本精神就是:听众言,集众智,博采众长,正确决策。
春秋战国时期“和而不同”的实现路径为什么“和而不同”?———冲破“家天下”藩篱,公天下!夏启废禅让制行世袭制,开始家天下。春秋战国时期,掀起了以“公”抗“私”的思想浪潮,倡导公天下。
强调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而非君王私产;天下人肩负的都是对江山社稷的责任,臣民不能只对君王个人负责,君王不能只考虑自己和某部分人的利害得失。
如:“道”生万物,“德”养万物,是无私的,人依“道”而行,亦应无私。墨子强调“举公义,辟私怨”。荀子认为公道到达了那么私门就会被堵塞,公义明了了那么私事就会停息。
《吕氏春秋》主张贵公去私,强调天下不是一个人的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天无私覆也,地无私载也,日月无私烛也,四时无私行也。行其德而万物得遂长焉”。
“公天下”唤醒了天下人对天下的责任意识,成为“和而不同”的动力之源。谁来“不同”?———冲破“世卿世禄”藩篱,举贤才!西周分封,世卿世禄。
孔子主张统治者要施行仁政爱民。墨子主张节用、节葬、非乐以减轻民众负担。孟子主张“保民而王”。民本思想确立了“和而不同”的基本价值导向,引导君臣为天下安宁、为活民命而“和而不同”。
“和而不同”从哪里来?———冲破“学在官府”藩篱,兴私学!西周时期,官府贵族垄断了学校教育和一切学术文化。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使“学在官府”体制瓦解,私学应运而生并发展壮大。私学的兴起对“和而不同”的实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其一,私学涵养了“和而不同”所需的“公天下”情怀。当时的私学清议时弊,品评君王,设计未来,探讨兴替,具有强烈担当精神和天下责任意识。如:孔子告诫弟子“女为君子儒”。“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并常与弟子论政。
其二,私学培养了“和而不同”所需的大量人才。当时的私学实行开门办学,吸引、招揽社会各阶层人士前来求学。如:孔子实行有教无类,终其一生,弟子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
其三,私学激发了“和而不同”所需的独到思想。为吸引弟子、扩大影响,私学创办者必须要自成一家之言,并引导弟子的个性发展,因此私学成为诸子百家的策源地。其四,私学提供了“和而不同”的实践机会。
游学是当时私学的重要活动,孔子曾率弟子周游列国14年,孟子曾带领学生游历魏、齐、宋、鲁、滕、薛等国,荀子多次率徒游学于齐楚赵之间。在游学过程中,私学师徒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积极参议,为重构社会新秩序建言献策出力。
春秋战国时期“和而不同”的生动实践最激烈的“和而不同”。楚文王虏蔡哀侯,欲烹之以泄愤。大将鬻拳认为,楚国刚开始图谋中原之事,此时若杀蔡侯,诸侯皆惧,不利于楚,不如释放蔡侯。文王坚拒不听。
鬻拳情急,拔出佩刀说宁与文王同归于尽也不忍见文王失去诸侯。文王惧,遂放蔡侯,并赞鬻拳忠心贯日。殽之战中,晋军虏获秦三帅。晋襄公听从母夫人文嬴(秦穆公之女)之语释放了秦三帅。中军元帅先轸得知,勃然而唾襄公面,襄公反省并拭面而谢,体谅先轸乃为国发愤、为忠心所激。
师经弹琴,魏文侯和着琴律跳舞并唱“使我言而无见违”。师经闻言琴撞文侯致断王冠玉串,并说自己是撞桀纣而非撞魏君。文侯立惭,从此把琴悬于城门,玉串也不修补,以此警诫自己。最大度的“和而不同”。
而商鞅、张仪、范雎、李斯都不是秦国人。最艺术的“和而不同”。孟子善用引君入彀、连锁推理的论辩方式,引领对方在不知不觉中认同、接受自己的观点。为了劝谏梁惠王行仁政,孟子以打仗为喻使梁惠王认识到:既然都是逃跑本质一样,战斗中逃了五十步的人就不能嘲笑逃了一百步的人怕死;为政也是如此,自己虽然似乎比邻国更多地关心百姓一点,但本质上一样,都算不得是行仁政,因此还不能实现百姓归心。
邹忌现身说法讽齐威王纳谏。他说,我实际上没有徐公美,但因为妻子爱我、小妾怕我、客人有求于我,因此都说我比徐公美。而宫中妇人没有谁不敬爱大王您,朝廷臣子没有谁不敬畏大王您,国境之内没有谁不有求于大王您,由此可见大王受到的蒙蔽实在是大。
齐威王欣然纳言。燕昭王欲求士振兴国家,贤士郭隗以一个千金买马骨的故事为昭王指明了招贤之途。触龙说赵太后,避其锋芒以平其意、将心比心以通其情、循循善诱以达其理,令盛怒固执的赵太后冷静下来,同意为了国家利益让小儿子长安君质于齐。
秦灭六国完成地域上的统一后,充分总结吸纳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成功实践,在全国范围正式确立郡县制、官僚制等,构建了第一个封建的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
此后,百代皆沿秦政制。证明了巩固国家大一统的根本力量。齐桓公说想常有天下而不失、常得天下而不亡,问管仲是否有办法。
更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士阶层异军突起。这个来自社会各个层面、甚至有许许多多来自家境贫寒的社会底层的士阶层迅速成为时代的主角。
他们以安定天下、实现统一为己任,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纵横捭阖,出谋划策,为重建社会新秩序、重塑国家大一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君王理念的加强和士阶层的兴起,使春秋战国时期成为社会各方面智慧充分涌流、潜能竞相迸发的时期,成为人民大众的磅礴伟力充分彰显并得到历史见证的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和而不同”的历史局限性。
其一,“和而不同”没有制度化,很大程度上仰仗君王个人的自觉和道德修养。唯其如此,才有五霸更替、六国兴衰。如:齐桓公晚年信任易牙、竖刁等人,导致五子夺位、国力消耗;晋灵公宠佞拒谏,使晋文公、晋襄公创下的晋国霸业走向衰退。
贤任能的相应渠道不十分通畅,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艰涩遗憾时有发生。孔子每到一个国家都必闻其政,但这是他温良恭俭让“求”来的。吴起为了得发展,先是耗尽万金家财,后来又不奔母丧、杀妻取信。
其二,诸子百家,既相区别又相会通,但当时诸子大都有着强烈的功利性,大都渴望自己的学说能独占鳌头,于是百家争鸣,彼此诘难,互相指摘。虽促进了学术繁荣,却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彼此充分从容地取长补短、融通整合。
吕不韦意识到此弊端,组织编著了《吕氏春秋》,博采众家之长,贯通众家之说,本欲以此作为秦统一后的意识形态,惜被弃而不用。所幸的是,这些不足,都在后世不断加强和巩固大一统的历史进程中得到了逐步地改进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