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节日补贴、没有年终奖、没有低价房，没有养老金，病假3个月要开除，职务不升年不加薪……”

这样的待遇，在今天招聘公务员，会有人来吗？

这个问题有点敏感，且按下不表，往下看西汉股份有限公司的“招聘启事”，还有包食宿一项，对于刚毕业的大学生们或许还有些吸引力。

不过细看这个“包食宿”就会发现和其他待遇一样坑爹。

一

西汉官员的“包住宿”，可不是公务员家家发一套房子，而是在机关衙门的后院开一片“吏舍”，大官独门独院，小官旁门偏院，小吏就只好排屋聚居，老婆孩子固然有瓦片遮头，哪天丢官罢职乃至升迁，立刻有人跑过来让你腾房。

电视剧《楚汉传奇》中的秦始皇

这个路数颇有些苏联内务部的风范，连最高领导人别墅里的台灯、桌椅上都挂着不锈钢的铭牌，冷冰冰地提醒你，这房子就是职务宿舍，苏共前领导人赫鲁晓夫夫妇就曾亲身体验过内务部上门轰人的待遇。

当然，人可以走，家具陈设不能走。明洪武年间，黄州同知安贞曾因“擅造公宇器用”被部下检举，也就是擅自对衙门的内部设施搞了装修，明太祖接到案子以后，竟然亲自帮安贞开脱：

“房宇器用都是公家的，安贞若另迁他官，一样也带不走。”

可见，在公物管理上，中国人早就达到了苏联的水平，而且维持了多年。

再说“包吃”，还真不是机关食堂的节奏，也不是唐朝宰相们那种值班工作餐，而是额定的工资劈成两半，一部分发你铜钱，另一部分按口计粮。

《汉书·东方朔传》记载，东方朔向汉武帝上书求官，牛皮吹得很大，皇帝哈哈一笑，让他在公车府待诏，也就是养个闲人，俸禄也不多。

东方朔眼见着汉武帝把自己给忘了，就想了个晋身高招。逮着一群侏儒大骂：

“你们种地也不行，当官也不行，打仗也不行，对国家一点用处也没有，皇上要把你们都宰了！”

侏儒们吓坏了，赶紧求东方朔帮忙出主意救命。东方朔就指点他们等汉武帝路过时去磕头请罪，汉武帝一听，哦，东方朔拿我的名义吓唬人，那就见见吧？

东方朔见了汉武帝，说道：

“侏儒们身高3尺，拿一袋子粟，钱，我身长9尺，也拿一袋子粟，钱，他们快要撑死，我却要饿死，您要觉得我的进言有用，请给点特殊待遇，要是觉得没用，让我走人，省得浪费长安的粮食。”

东方朔这个“待诏”，不算什么正经职务，后世唐宋搞出一堆“棋待诏”、“画待诏”，说到底就是陪皇帝玩儿的帮闲，所以，给你一口饭，几个小钱。

那么，这口饭到底有多少呢？

有人说，因为汉朝的官员工资是“秩石制”，多少多少石，既是职务级别，也是工资标准，比如国家领导人级的三公是“万石”，省部级是“二千石”，县处级是“五百石”，所以肯定是按级别发粮食，钱就是零花钱。

早30年，史书就那么多，也只能这么理解，但随着“云梦秦简”、“居延汉简”等等秦汉文书的出土，史料大增，人们发现，继承自秦朝的“秩石制”，在它设立之初，或许是发粮食的，到了西汉，主体早就改成了发钱。

二

举个例子，西汉丞相礼绝百僚，是“万石”官，实际工资是年得粟石，折扣是不是有点大？别急，还有月俸6万钱，这是月薪，赶上农历闰月还能饶一个月工资。

卫青、霍去病当过的大将军、大司马，月薪和丞相一样，政府二号人物御史大夫就减一等，月薪4万钱。

汉代五铢钱资料图

当然，咱普通人关心国家领导人工资挺无聊的，看看这辈子能摸上的级别才有点意义，那就看看二百石以下的工资：

“二百石”是小县县丞、狱丞、县尉的级别，不较真地说就是副处级，月俸是钱。

“比二百石”是候长、士吏的级别，汉简所见是军官，不好比较，月俸是钱。

“百石”、“斗食”、“佐史”，月薪依次为0钱、钱、钱。

在佐史之下，还有、、、的级别，或许汉高祖担任的亭长职务就在其中，但具体在哪个级别，现在无从稽考。

在这些钱之外，则是那口饭的档次。

“居延汉简”记录显示，军官和士兵口粮分六档，最多2石，最少1石5斗4升；家属也有口粮，从大男（成年男子）1石8斗到未使女（女童）7升。

或许有人说，这是边防区的军管方式，不足为凭。那么，汉元帝朝名臣贡禹的自述就很能说明问题：

“陛下过意征臣……拜为谏大夫，秩八百石，奉钱月九千二百。廪食太官。”

太官是管皇帝吃饭的部门，八百石的中级干部想和皇帝一起吃饭还有点困难，也不是说朝廷搞了中央厨房给各家配送，意义和东方朔的一囊粟差不多，就是个“包吃”而已，饭还是得自己回家做。

汉朝官吏的收入，我们掰扯得已经很清楚了，那么，它的公务员工资是一个什么档次呢？还是看看当时普通农民的收入：

秦汉之交，一般说五口之家，占地约60亩，亩产2石，以石60钱计算，粮食收入0钱；织布10匹，匹钱计算，织布收入0钱，总收入1钱；

口粮、食盐、衣服等生存消费需钱，留种、饲料、农具等简单再生产费用需钱，田赋、人头税要钱，祭奠、人情往来、医药等要钱，总支出是钱；

略有钱剩余。

以上是只考虑“男耕女织”的算法，也就是纯农业经济的算法，但是按照许倬云先生在《汉代农业》中的考证估算，加上帮工工资、手工制品销售，西汉农家的非农收入达总收入的50%以上，也就是说一年净收入应该在00钱左右。

考虑到汉代中产之家的标准一般划在资产10万钱这个坎儿上，10年攒出个中产来，相对合理一些，否则，中农都活不下去了，贫雇农还不早就翻身闹革命了？

反过来再看官员，副县长1年的工资有00钱，科级、乡长的工资则在1钱以下，比起《史记·货殖列传》里那些家累千金的巨富固然不够看，比起土里刨食的农民也差相仿佛，怪不？

按照高薪养廉的说法，参考明清同行们的行径，秦、汉王朝的天下，岂不该是贿赂公行，政务废弛的末世景象了？

事实并非如此。

三

《史记·商君列传》中说：

（商鞅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

电视剧《大秦帝国》中的商鞅

90多年后，大儒荀子入秦，在秦相范睢问及看到了什么的时候，回答说：

“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

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

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

观其朝廷，其闲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

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

按照过往的说法，商鞅是法家，荀子是儒家，属于死对头，但荀子对于秦的政治和社会的评价却非常之高，简单归纳起来就是：

百姓质朴怕官、小吏老实规矩、官员做事无私、政府规范高效。

这种结果，就是政治制度对于社会干预和影响的结果，也是很多《大秦帝国》粉津津乐道的“万古法圣”的功绩，甚至与“军功授爵制”、“老秦人”之类八竿子打不着的概念混在一起，炖成一锅歌颂极权主义的鸡汤，其实，那都是扯淡。

就出土简帛和史书上残存的秦、汉律法显示的信息来看，战国——秦——汉初，这个继承性的体制特征就是专业官僚以专业的“行政法令”为行动准则，对所有具体的事务性工作，进行全面的掌控。

用一个词儿简单概括就是——讲规矩。

这个规矩不是今天灌传统文化鸡汤常用的“讲原则”，原则是相对的，规矩是绝对的，所有规矩的集合就是“法”，所有执行“法”的人就是“吏”。

同样，它也不同于《大秦帝国》粉们理解的“法”，他们理解的“秦法故事”其实是“治术”，比如执法不避亲贵，徙木立信等等，那是“行法之术”而不是“法”本身，而“老秦人尚武”、“军功授爵刺激了秦人奋战”其实是当代“精神原子弹”的变种，也就是“情绪”的力量，更跟“秦法”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军功授爵制在“秦法”层面的核心意义在于对社会普遍价值观的重塑，即由“血统贵族”崇拜走向“功勋贵族”崇拜，也就是塑造底层社会，但是，哪怕是这些“功勋贵族”也只是“被统治者”，真正的统治者是秦王、秦皇——文法吏一同构成的官僚国家，就算是“贵族”，进入这个官僚国家机器之中，成为“治人者”也需要跨过专业性的门槛。

这种分离，实际上是一步步完成的，在有限的战国、秦代史料里，我们只能看到一点蛛丝马迹，但是在西汉初年的军功勋贵，尤其是彻侯级别的人物经历中，可以看得出来，尽管开国功臣侯们拥有巨大的经济、政治特权，在进入汉廷以及“犯法”时，仍是“被统治者”。

比如酇侯萧何，其子弟只是继承了他的爵位，却没能继承他的政治地位，甚至连次一等的政治地位都没能获得，与之相反的则是曹参，在本人为相的情况下，其子曹窋在汉惠帝、少帝朝，就曾担任御史大夫的高官，直到汉文帝登基才免为侯。

至于周勃、周亚夫两代的“知狱吏之贵”，则是汉律面前他们地位的写照。

借用阎步克先生的一个说法，就是“爵本位”走向“官本位”，在周的分封贵族体系下，子侄亲信贵族，这是“自己人”，进而一体面对之外的百姓、万民；在秦的官僚组织体系下，长吏少吏，这是“自己人”，进而一体面对之外的“封爵”、“黔首”。

前者的管理和组织，依靠血缘、礼制，后者，则只能依靠程序、成文法律。

这个区别，恰恰是我们事先画好重点的背景信息，唯有了解这个，才能理解秦、汉政治体制的本质。

四

首先看选官。

秦汉时代还没有科举，所有官吏的选任，都出自举荐，请注意，不是察举制，察举制的缘起《汉书》说得很清楚，根子在董仲舒，而举荐则由来已久，典型案例有一成一败两个名人。

电视剧《楚汉传奇》中的刘邦

成者是刘邦，“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史记·汉高祖本纪》）

败者是韩信，“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史记·淮阴侯列传》）

这个做法叫乡举里选，说到底就是基层领导推荐，很有点文革中大队书记推荐工农兵大学生的味道，不过资格不是“贫下中农子弟”，而是杂七杂八的资产、道德、年龄、爵位等等。

比如资产上，汉景帝就曾下诏，将“訾算十”才能获得做官资格的制度改成了“訾算四”，多少钱呢？资产10万钱，改成了资产4万钱。

年龄上，秦律《内史杂》条下有：“除佐必当壮以上，毋除士五（伍）新傅”。这话的意思是，任命最低级的佐史级吏，必须要30岁以上，不要任命15岁的有爵位者。

至于爵位，秦朝选任官吏时，高爵者优先，但到了西汉初年，皇帝不断全民赐爵，这些条目已经名存实亡。

同样，其他“硬槛儿”在秦汉年间，也不断有高人突破，那么，这种制度会不会变成腐败的温床呢？

秦汉先贤们对此早有考虑，解决方法是“连坐”。

《史记·范睢蔡泽列传》记载：

“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

简言之，推荐人与犯法人同罪。

西汉的《二年律令·置吏律》写得更清楚：

“有任人以为吏，其所任不廉、不胜任以免，亦免任者。其非吏及宦者，罚金四两，戍边二岁。”

什么意思？不论你多大官，选任的人如果因为腐败、无能被免职，你也得下台。如果把不符合条件的人任官，要罚黄金4两，戍边2年。别看是罚钱，同罚罪行那可是比照“偷盗、强取人质、丢失官印”这种重罪的轻判标准的。

所以，对于官吏的选任，秦汉体制是有一套非常苛刻的“准入标准”，又用连坐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套上了绞索，一个人跳河，就会把举荐人一同拖下深渊，自然会慎之又慎，并互相监督，所以，在秦汉高官的上书中，往往会有“待罪”的自称，这可不是自嘲，而是一个长期的、制度化的现实，每一个官员，都是一个“候补的囚犯”。

五

更有意思的是考核。

秦汉时代，官员考核政绩不看GDP，看什么？看“廉与不廉”、“胜任不胜任”。

电视剧《汉武大帝》中的外戚田蚡

汉成帝时酷吏尹赏在临死前曾告诫儿孙：

“丈夫为吏，正坐残贼免，追思其功效，则复进用矣。一坐软弱不胜任免，终身废弃，无有赦时，其羞辱甚于贪污坐臧。慎毋然！”

换句话说，大丈夫当官，因为治政的时候杀伐残酷而被免职，汉家朝廷回头想起你治政的结果，还会重新任用。如果因为软弱不胜任，管不了事而下台，那一辈子都没有东山再起的可能，其中的羞辱比因为腐败下台更甚。

这种说法，正显示秦汉人为官的心态，不做事、贪赃，那是最羞辱的事情。

而这种环境的养成，则在于秦汉律法对于“臧吏”和“软弱”的具体惩罚：

对于“所受监临饮食”，即公款吃喝，一律免官；对“受故官送”、“受赇行贿”、“主守盗”，即收礼、索贿办事、行贿、借职务之便盗用国家资产，轻则夺爵罢官，重则处死。

比如《云梦秦简·法律答问》记录：

“府中公金钱私貣用之，与盗同法。吏有故当止食，弗止，尽禀出之，论可（何）殹（也）？当坐所赢出为盗。”

解释一下，官吏私自借用本单位金钱，多领制度规定之外的口粮，全部按盗窃罪论处。

同书中还有：

“甲诬乙通一钱黥城旦罪，问甲同居、典、老当论不当？不当。”

解释下，即甲诬告乙行贿一文钱，这个是黥为城旦的重罪，参见秦律规定，犯盗窃罪的，只有赃物在六百六十钱以上才会被处罚黥为城旦，即被罚做官奴，还要在脸上刺字。

秦律讲诬告反坐，诬告别人的罪行如果刑罚低于“诬告罪”的刑罚，就要加重处罚诬告，如果反过来，则按照“诬告别人的罪行”刑罚来“反坐”，这句律文除了透露了行贿罪的重罚之外，还涉及到了诬告罪的“连坐”问题，即同居、典、老，同居即本户人，包括妻、子（秦律规定，儿子成年后必须和父兄分家立户）和奴隶，典、老是里典、伍老，也就是村里的村组长。

换句话说，在秦和西汉早期，犯法根本不是一个人的事儿，甚至不是一个户口本的事儿，而是一群人的事儿……

除此之外，关于官吏的罪名还有，“辜榷为奸利”，即借垄断项目获利；“取息过律”，即官员发放高利贷；“私为传食”，即超标准招待使者、客人；“放散官钱物”，即私自使用、借贷官有财物，等等。

这些还只是贪赃枉法，还有所谓的“擅为罪”，即超出法律规定的职责范围行政的犯罪行为，比如“擅赋敛”，也就是擅自收税，比照“赃罪”处罚；“擅兴徭役”，也就是不按照规定征发百姓服徭役，比如打乱顺序、征发不当服役的人、牛马等；还有“擅自假借”、“擅离官署”、“擅移狱”、“擅予簿籍”等等罪名。

最有意思的就是“擅覆治”，即司法官员不允许在没有当事人原告或官吏“劾”罪的情况下启动审判程序，即不允许官员私自立案行使审判权。

这些罪名的细密程度，可谓考虑到了治理腐败的方方面面，那么，也许有人说了，你搞得这么狠，我不干活总行了吧？

不行。

六

这就涉及到了第三条，行政效率。

秦汉两代都是律令文牍治国，各种公务均设有限期，要求按时办结并回报，否则就是无能“不胜任”。

下图为西汉资料所见的部分效率规定：

在《居延汉简》里就有：

府会会月十八日，未能会会日。

看起来和绕口令一样的简文，说的就是，“会”这个上级规定的办事期限截止日定好了，下级没达成，这个“不会会日”可不是说罚酒三杯就行了，是有法律规定惩罚措施的。

再有就是“失期”，陈胜、吴广仗着自己是小官忽悠戍卒们“失期者死”，比较缺德，得亏他们碰上的是一群淳朴的“法盲”。按照《秦律十八种·徭律》的记载：

失期三日到五日，谇。

谇是啥意思？不是砍头，是当众斥责、大骂，倒有点像日企的管理方式……

还有就是“留迟”，这个罪名和公文有关，因为秦汉的公文讲究上下有声，签发给你了，你就得尽快办结并回复，下级向上级的上报乃至于上告，也不得私自卡住流程，否则就是“留迟”或者叫“留”，这个一般都要罚黄金二两，如果是大事，比如是谋反，“留”的日子长了还要斩首“弃市”。

还有一个罪，叫“不中程”。

这个时代可是没有电报、电话、互联网的，所有的公文传递仍需要人工传递，或者邮车、或者驿马，而各级官署之间往往又有不短的距离，这里面的事务办结时间，就包含着公文往来的时间成本。

汉初的《二年律令·行书律》规定：

“邮人行书，一日一夜行二百里，不中程半日，笞五十；过半日至盈一日，笞百，过一日，罚金二两。”

这仅仅是一个公文递送的规定，超时半天要打50板子，秦汉的笞刑并不轻，50下可是能打死人的。

秦汉的行政体系一个一脉相承的特征就是公文流转的制度严格，时间观念极强，里耶秦简中就有不少关于公文时间的记录，其中有不少还是用漏刻制的计时法。

对于这个漏刻的刻度，不少专家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解法，有说是昼夜二十二刻的，有说是只计入白昼十一刻的，在此，三解采信的说法是，秦和西汉初年的官方，采取的是白昼十一刻、夜晚五刻的十六刻制，也对应“十六时”，而非我们所熟知的“十二时辰”。

这个计时制度最大的特点就是，昼夜长短会因为季节的变化而变化，那么每一个时辰的绝对时长也会发生变化，也就是“不均匀十六时制”，其基准点就是《云梦秦简·日书甲种》里所说的：

五月日十一夕五。

也就是当时观天术者也发现了夏至时，日夜比例为11/5，并据此对昼夜进行了切分，再进行弹性变化，其名字如下：

夜半、鸡鸣、晨时、平旦、日出、早食、食时、日未中、日中、日失、餔时、下餔、日入、昏时、夜食、人定

从名字就可以看得出来，这十六时非常贴地气，几乎就是一个普通人的生活时间表，与此相反，在记载历算结论的《日书》中，根据天体运行的规律，大量使用了十二时的概念，而且是“均匀十二时”，也就是一时分钟，一直到隋唐成为通用计时标准，秦汉的十六时反倒被遗忘了。

在“悬泉汉简”中，我们竟然还能看到西汉末年到东汉，一天分为32时的记录，可见秦汉官府对于精确掌握时间的兴趣是多么得浓厚。

到了西汉，连漏刻都更进了一步，分昼漏与夜漏，共刻（一刻等于14.4分）。卫宏《汉旧仪》：

“至立春，昼四十六刻，夜五十四刻。”

还是分昼夜、季节，只是依据变化，进行了更精确的“校准”吧。

看罢这些，再来想象一下，秦皇汉武手下的官吏们会用怎样的急切来办理公务？

七

按照我们所熟知的“历史螺旋上升论”、“五阶段论”，秦汉应该远远落后于年后的明清，为什么它们在行政效率上反而远远胜出？

三解也曾将之归结为“野蛮”、“残酷”、“敢杀人”，但是真正深入剖析这两个相隔0多年的政治制度序列，就会发现，这种解释是单薄和武断的，相比之下，明太祖对于功臣、官吏的屠戮，绝不比秦始皇、汉武帝更手软，清朝入关后对于江南士绅的摧折和杀戮也毫不留情，为什么没能“殊途同归”？

电视剧《传奇皇帝朱元璋》里的晚年朱元璋

更吊诡的是，明太祖朱元璋自称事事效法汉高祖，他所建立的王朝，却是一个组织力极为低下的帝国，爆发式发展的经济并没有让他的国家随之水涨船高，反而陷入了一个财政上的死循环？

这些问题要解答，只能回到制度、社会的原初。

归根结底，在于秦汉官吏体制肇始的本源，即在于春秋末期、战国时代一步步升级的“总体战”和“总动员”，世卿世禄的王冠落地，伴随的是晋国这个由“诸卿”把持的军国主义大鳄的崛起。

以元帅、军将、军佐治国的晋国，最终裂为三晋，但是他的军国体制，也被韩赵魏三国分别继承和发扬，包括“流官”制度、“成文法”制度、“军功受赏”制度等等，这些制度，被三晋的人才分散带入了仍旧封建化的秦、齐、楚、燕，形成了战国中期之后渐次雄起一时的态势。

秦国的“变法”最成功，恰源自其社会形态的足够简单和落后，才能迅速地将“王室”与“文法吏”构成的利益共同体推进到整个社会压倒性的优势一方。

因为任何一个成熟和发达的经济体，都会有传统、财富、流通所造就的“豪强”，在秦制下，他们与王室—文法吏集团的关系，只能是零和博弈，即：

消灭、消灭、消灭。

所以，秦政的一个最贴切的比例就是：

以手抟沙。

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小家庭就是砂砾，秦政律令就是那只大手，“豪强”就是硌手的石头，要维持这只手，就要对豪强宣战，可只要市场存在，财产私有，豪强就不会绝迹，这场战争就像滚动巨石的西西弗斯，毫无意义。

强大秦朝的灭亡，给后人提供了无数的教训，所以西汉王朝初年的历代君主们就开启了他们的“削减效率”之旅，将拥有%甚至%效能的专业化事务官体系，逐步减效，等到了明清时代，可能只剩下最初的10%都不到了。

这种变化，对于普通中国人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件“幸事”。

读纪传体的史书，往往会留下历史就是一堆人名构成的印象。

人不是制度，人有七情六欲，这些欲望和情绪能够穿透历史的厚重，在两千年后取得共鸣，进而让人有一种与古人共情的虚妄自信，仿佛自己了解了刘邦，体会了韩信，甚至某个刹那间就成了汉武帝。

其实，在这个时刻，司马迁的《史记》和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没什么区别，所以，它是“无韵之离骚”，却不是完整的历史。

这本来就是两难，正因为它作为传播产品的情绪特性，保障了它具备足够的存世量，能在2年的传抄中不至绝灭，而不像干瘪的汉律、起居注、户籍、诏令一样，在乱世的业火中湮灭无存。

通俗地说，《史记》、《汉书》就像是汉朝人发出的密码电报，另外那些记录着汉代社会全貌的材料，就是“密码本”，对于沧海桑田之后的我们来说，要看懂电报而不曲解它们的原意，就需要对照“密码本”按图索骥。

这个系列，我们就是要破译司马迁、班固发给我们的“汉朝密码”。

系列之一：汉高祖刘邦留给后代子孙的政权合法性谜题

刘三解

系列之二：钱，破译西汉前70年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密码

刘三解

系列之三：吕后用“大家发财”赎买了西汉既得利益集团

刘三解

系列之四：汉文帝登基时，刘邦建立的汉朝已经死去了

刘三解

系列之五：汉文帝“仁君”形象塑造的主因是“得位不正”

刘三解

系列之六：“文景之治”政治神话背后隐藏着多少白骨？

刘三解

系列之七：七国之乱是复仇者联盟对篡位者的最后反扑

刘三解

系列之八：汉武帝一生无法打倒的生死大敌到底是谁？

刘三解

系列之九：汉武帝到底有没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刘三解

系列之十：秦汉时代的中国人的价值观和今天差多远？

刘三解

系列十一：汉武帝的“中国梦”，要把天上人间都管起来

刘三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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