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

周炽成另一位亚圣荀子的历史影响

发布时间:2018/3/6 6:26:34   点击数:

摘要:很多知道,孟子是亚圣,但是,甚少有人知道,荀子也是亚圣。从战国到西汉,荀子的影响要比孟子的大;从东汉至唐代,两人的影响各有千秋或旗鼓相当:对某些人来说,孟的影响更大,而对另一些人来说,荀的影响更大。先荀后孟这种从西汉到唐代都存在的说法很值得我们注意。在长远的历史中比较这两位亚圣,对于我们理解儒学史和思想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历史的发展常常会把很多东西覆盖。例如,荀子在东汉时期被称为亚圣,这一事实就被覆盖得太久了,先荀而后孟这一事实也同样如此。本文试图还原这些被覆盖的事实,并把两位亚圣作一些比较,从而显示荀子的历史影响。

韩非子有句名言:“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1]在八家之儒中,有孟、荀两家(“孟氏之儒”、“孙氏之儒”)。孟子先荀子而生,这是没有人否认的历史事实,不过,关于两人生年相距多少,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相距几十年,有人认为相距近百年,对此,本文不拟细论。我要讨论的是他们两人的历史影响,尤其是他们在汉唐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还试图对汉唐的孟学学统和荀学学统作粗略的勾勒。大体上说,荀子本人并不反对孟子,但是,在荀子身后,他的一些弟子和再传弟子开始攻击孟子;大概到了东汉末年,面对孟子的影响越来越大,荀派的人马改变策略,由攻击孟子转为承认孟子,但要把他置于荀子之下。另一方面,孟派的人马也承认荀子,但要把他置于孟子之下。这种相互承认的局面从东汉末一直延续到唐代。因此,两学统的人并非水火不容。但是,韩愈道统说提出来之后,孟派的人终于不再承认荀子。

一、战国至西汉:荀的影响大于孟

司马迁在《史记》中把孟子和荀子合起来作传,根据此传记,我们可以推断他们两人在战国末年的影响。司马迁在传的开头肯定了孟子不言利的正面意义,然后说孟子受业子思门人,学成之后,“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天下方务于合纵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遇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2]在说到荀子的时候,司马迁指出,他在五十岁时到稷下学宫,曾三次作该学宫的首领(“三为祭酒”)。司马迁还说:“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数万言而卒。”[3]从司马迁的论述可以看出,“三为祭酒”、“最为老师”的荀子的际遇似乎要比“所遇者不合”的孟子的好一些。由此可以想象:在两人在世的时候,荀子的社会影响应该要比孟子的大一些。不过,司马迁在《儒林列传》中又说:“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由此而推断:两人在威宣之际的影响可能不分上下;他们都传承孔子,都“以学显于当世”。但是,《史记》的另一说法则耐人寻味:“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4]司马迁在这里把荀子排在孟子之前,值得我们特别注意。从时间上说,肯定是先孟后荀,这是一种自然的排序。而先荀后孟则是一种人为的排序,这种排序无疑要突出荀子。后面我们会看到,这种人为的排序在汉唐经常出现。一般来说,使用这种排序的人是荀学系统的人。司马迁兼用自然的和人为的排序,表明了他的兼容性。

在孟、荀身后,他们各自弟子的作为,对于老师的影响是很起作用的。根据赵岐的《孟子注》,孟子弟子有十五人:乐正子、公孙丑、陈臻、公都子、充虞、季孙、子叔、高子、徐辟、咸丘蒙、陈代、彭更、万章、屋庐子、桃应。另外还有学于孟子四人:孟仲子、告子、滕更、盆成括。[5]相比之下,荀子弟子至今尚知其名者只有几个人:韩非子、李斯、浮邱伯、张仓、毛亨、陈嚣。虽然如此,正如司马迁所说的,“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6]这种情形是孟子弟子所没有的。既然荀子的学生“著书布天下”,除了今天能读到的《韩非子》外,应该还有其他没有流传至今而在当时有影响的荀门弟子的著作。李斯在帮助秦始皇统一中国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这当然也会为老师增色不少。前一段说到,孟子之徒跟荀子之徒一样都据《春秋》而著书,但是,孟子弟子的著作,未流传下来。就我们现在所知,尽管荀子的学生不如孟子的多,但荀的学生如韩非子、李斯等大名鼎鼎,其社会影响要比孟的学生的大得多。孟子最出色的学生都没有韩非子、李斯那么有名。另外,浮邱伯、毛亨等在传经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详后)。由学生的影响而推论老师的影响,我们大体上可以说:在孟荀身后的一段时间内,荀的影响要大于孟的影响。在孟子之后,荀子确实显示出后来居上的势头。

清代学者汪中对荀子及其后学在传经过程中的作用作了概括:“荀卿之学,出于孔氏,而尤有功于诸经。……《毛诗》,荀卿子之传也。……《鲁诗》,荀卿子之传也。……《韩诗》,荀卿子之别子也。……《左氏春秋》,荀卿之传也。……《谷梁春秋》,荀卿子之传也。荀卿所学,本长于《礼》。……曲台之《礼》,荀卿之支与余裔也。盖自七十二子之徒既殁,汉诸儒未兴,中更战国、暴秦之乱,六艺之传赖以不绝者,荀卿也。”[7]在汪中看来,荀子对《诗》、《春秋》、《礼》等重要经典的传授贡献尤大。他向弟子毛亨(即大毛公)传授《毛诗》,毛亨传之于毛苌(即小毛公)。荀子还向弟子浮邱伯传授《鲁诗》。而《韩诗外传》引《荀子》者有44处之多,故《韩诗》与荀子的关系更密切。由此可见,《诗》的三家皆直接或间接地与荀子有关。在《春秋》三传中,有两家是荀子直接传授过的:他把《左传》传与张苍,张苍又传与贾谊,贾谊传之后世;他把《春秋谷梁传》传与弟子浮邱伯,浮邱伯传之于申公,申公传之于江公,由江公的后人传之于世。在《礼》的传授方面,现存《礼记》中的《乐记》、《三年问》和《乡饮酒义》,大部分出自《荀子》一书中的《乐论》和《礼论》。而成书于汉代的《大戴礼记》中的《曾子立事篇》,基本出自《荀子》一书中的《修身》和《大略》。由此可以推断:我们今天读到的《礼》,是经由荀门传下来的。显然,荀子在传经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很突出。作为一位经学大师,他在汉初具有显赫的地位。孔子以六经教学生,荀子也同样如此。上引汪中之言“荀卿之学,出于孔氏,而尤有功于诸经”确实道出了历史的真实。

另一方面,孟子及其后学在在传经过程中的作用则没有那么突出。虽然赵岐说孟子“通五经,尤长于《诗》、《书》”,司马迁也说他“序《诗》、《书》”,但是,就我们现在看到的文献而言,我们看不出孟子及其弟子的传经系统(像荀子及其后学那样的传经系统)。不过,由于孟子从学于孔子之孙子思的门人,更有人说他从学于子思,[8]汉代的人就会很自然地认为,他得孔子之真传。司马迁说孟子“述仲尼之意”,应该反映了汉初一般人对孟子的看法。作为一位出色的儒家代表,孟子在汉初的名气应该会很大。赵岐指出,在孝文帝时,《孟子》与《论语》、《孝经》、《尔雅》一起“皆置博士。”[9]如果这种说法是真的,它对我们了解孟子在汉初的影响会很有帮助。但是,很遗憾,由于在《史记》、《汉书》等权威著作中未发现类似的记载,很多人都怀疑赵岐此说的真实性。

西汉不少重要的思想家都受到荀子的影响,而他们中受孟子影响者则相对少一些。例如,被刘向说“作书美荀卿”的董仲舒就很受荀子的影响。他的主要著作《春秋繁露》有不少表达来自《荀子》。试看以下比较:

在以上所列的论述中,左边是董仲舒的,右边是荀子的,两边非常接近,尤其是两人对人性的论述,简直如出一辙。董仲舒继承了荀子的性朴论,他们两人都是性朴论者。[10]董仲舒的人性论深受荀子的影响,这是很多论者都未注意到的。[11]后世董荀相提并论,确实有根据。顺便指出,徐复观正确地看到了董仲舒对孟子性善说的否定,但是,他同时又认为,“董氏对性的基本认定,是善的而不是恶的。”[12]徐复观主要以董仲舒的几句话为依据:“人受命于天,有善善恶恶之性。”(《春秋繁露·玉杯》)“正也者,正于天之为人性命也。天之为人性命,使人行仁义而羞可耻。”(《春秋繁露·竹林》)“凡人之性,莫不善义。然而不能义者,气败之也。”(《春秋繁露·玉英》)其实,这几处所论之性,皆为“命性”之性,似乎不是整体之性。这几个地方都并非是董仲舒专门讨论人性之处,他在《春秋繁露》中专门讨论人性的篇章是《深察名号》和《实性》。在这两篇文章中,董仲舒鲜明地反对孟子的性善论,而赞成荀子的性朴论。由于董仲舒在汉代的重要地位,这一点在我们比较孟、荀于汉代的影响时很有启示意义。

陆贾与荀子的关系更密切。王利器认为,“陆贾之学,盖出于荀子。”[13],作为楚人,陆贾与荀子的弟子浮邱伯(包邱子、鲍丘)有很深的交往,“陆贾与鲍丘游,因得以闻荀子之说于鲍丘,故其书有不少可以印证《荀子》之处。”[14]如果王利器之说可以成立,那么,陆贾简直可以说是荀子的后学。陆贾《新语》中的不少论述与《荀子》的很接近。例如,《新语·道基》说:“天生万物,以地养之,圣人成之”,这便与《荀子·国富》的“天地生之,圣人成之”一脉相承。再如,《新语·明诫》说:“尧舜不易日月而兴,纣桀不易星辰而亡”,这也与《荀子·天论》的“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如出一辙。

还有论者认为,司马迁与荀子很有渊源。例如,李长之在其《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一书中认为,司马迁与荀子之间有学术上的渊源关系。他列出了一个“荀卿——李斯——吴廷尉——贾谊——贾谊之子——贾谊之孙贾嘉——司马迁”的传授体系。[15]但是,陈桐生对这种说法提出异议。在他看来,这个体系从荀子到吴廷尉可以成立,而吴廷尉与贾谊的师承关系、孙贾嘉与司马迁的师承关系则很难成立;《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的吴廷尉将贾谊“召置门下,甚幸爱”,这个“门下”是指门客,而不是门生;而根据司马迁与贾嘉通信就断定他们的师承关系则更令人难以信服。[16]尽管如此,陈桐生还是充分肯定了司马迁在《史记》中对荀子思想的大量吸收,肯定了李长之所说的《史记》中的不少表述与《荀子》的一致。例如,《史记·游侠列传》说:“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势激也。”此语出于《荀子·劝学》:“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陈桐生认为:“司马迁对《荀子》一书作过深入的研究,对其文句极为熟悉,能够将其中的语句信手拈来,融入自己的巨著之中。”[17]因此,就算我们不好说司马迁是荀子后学,前者受后者的影响是不争的事实。《史记》中《礼书》和《乐书》对《荀子》之《礼论》和《乐论》的一段又一段的引用,更表明了司马迁与荀子的一致性。

贾谊也很受荀子的影响。徐复观指出:贾谊“《新书》中引用了不少《孟子》、《荀子》的语句,而在教化上重‘渐’重‘积’,在言礼时,把礼应用到经济生活方面,则受《荀子》的影响为更大。”,“贾谊所突出的礼的思想,又是受荀子的礼的思想,而继续向前发展的。”[18]确实,贾谊的很多话来自荀子。例如,贾谊说:“夫胡、粤之人,生而同声,耆欲不异,及其长而成俗,累数译而不能相通,行者有虽死而不相为者,则教习然也。”[19]这便来自荀子《劝学》所说的“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贾谊之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尊卑大小,强弱有位,礼之数也”[20]与荀子之言“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21]很接近;贾谊之言“礼者,所以固国家,定社稷,使君无失其民者也”[22]也与荀子之言“国无礼则不正。礼者,所以正国也”[23]很接近。

当然,司马迁也受到孟子的影响。他充分肯定孟子对利的看法:“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24]不过,就我所知,《史记》对孟子的评论仅见于《孟子荀卿列传》和《儒林列传》(正如前面已经引用过的,该传说到“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史记》未在其他地方引用过孟子的话,这就跟该书多处、大量地引用荀子的话形成了对照。因此,不能夸大孟子对司马迁的影响。恽敬说:“太史公于孔子之后,推孟子一人而已”[25]赵翼说:“尊孟子亦自史迁始”,[26]这些都是不实之词。实事求是地说,荀子对司马迁的影响要大于孟子对他的影响。

徐复观指出:“就西汉初期思想的大势说,荀子的影响,实在大于孟子。”[27]

但是,治荀学的马积高则持相反的看法:“与孟子相较,则其时司马迁、刘向、班固诸人虽以孟、荀并称,然孟子的影响实较荀子为大。”[28]我个人同意徐复观的看法,并且,我还想把它略作引申:在整个西汉时期(不限于西汉初期),荀子的影响都大于孟子。除了以上说的证据,我还可举出其他的更多的证据。例如,楚元王刘交“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丘伯。伯者,荀卿门人也。……高后时,浮丘伯在长安,元王遣子郢客与申公卒业。文帝时,闻申公为《诗》最精,以为博士。”[29]刘交的后代中有刘向、刘歆这样的名人:向是他的第四代孙,歆是他的第五代孙。这个这家族跟荀子很有学术渊源,而它在西汉政治上的特殊地位对荀学在那时的传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是我们在比较孟、荀在整个西汉的影响时要特别留意的。刘向是我们今天读到的《荀子》的编订者,他在整理该书时,发现有三百多篇,但大部分是重复的,于是把重复的部分删掉,最后剩下三十二篇。刘向对荀子作了很高的评价:“孙卿道守礼义,行引绳墨,安贫贱……唯孟轲、孙卿为能尊仲尼。……如人君能用孙卿,庶几于王,然世终莫能用,其言凄怆,甚可痛也。”[30]班固在《楚元王传》的最后一段指出:“自孔子后,缀文之士众矣,唯孟轲、孙况、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扬雄,此数公者,皆博物洽闻,通达于古今,其言有补于世。”[31]把孟子和荀子并举,并以他们为传承孔子,这来自司马迁。在班固所列的六个人中,董仲舒、刘向在学术上明显属于荀子一脉,而司马迁也比较偏向于荀子,唯有扬雄偏向于孟子,而扬是东汉人,不是西汉人。

值得一说的是,西汉末年的《盐铁论》正面地引用了很多的孟子话,其中包括:“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势,不能一朝居也。”(《论儒》)“今之士,今之大夫,皆罪人也,皆逢其意以顺其恶。”(《孝养》)“君不乡道,不由仁义,而为之强战,虽克必亡。”(《伐攻》)与之相比,该书没有对荀子之言的指名道姓的引用,但是,其中一些话显然出自《荀子》。例如,《盐铁论·执务》之言“土积而成山阜,水积而成江海,行积而成君子”来自《荀子·劝学》的“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盐铁论·论功》之言“顺风而呼者易为气”来自《荀子·劝学》的“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另外,《盐铁论》还明确提到荀子:“大夫曰:‘昔李斯与包丘子俱事荀卿,既而李斯入秦,遂取三公,据万乘之权以制海内,功侔伊、望,名巨泰山’……文学曰;‘方李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人臣无二,然而荀卿为之不食,睹其罹不测之祸也。’”(《毁学》)正面而多次地引用孟子的是贤良、文学之士,这可能表明:在对匈奴大规模用武多年、力主维护中央集权的汉武帝去世之后,孟子仁政、惠民等说法得到人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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