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苏”家训产生的条件

“三苏”家训的产生源于苏氏家族世代奋斗的积淀与反思，“三苏”家训内容涵盖之广泛，思想之深刻，教诫效果之显著在历朝历代的蜀人家训中亦不多见。究其产生的条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得益于儒家思想的深层浸润

中国传统文化的家国理念是根深蒂固的，而家国理念的一致性最早始于儒家。儒家经典之《礼记·大学》有言：“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段话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层层阐发中明确了个体与家、家与国、国与天下的重要联系，成为了追求天下平和、社会和谐目标的至理名言。在孔子眼里，治家就是参政，就是治国。《论语·为政》记载有人问孔子为什么不参与政治，孔子说“《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证?”孔子认为，在家懂得孝悌，能处理好家庭关系，并将这些原则运用到政治方面，就是“为政”了。不难发现，儒家所提倡的“礼”的内涵，主要就包括了天命、性、仁、孝、忠恕。儒家思想推崇的“仁、义、礼、智、信”、“孝悌和睦”等都在“三苏”家风家训中有所体现，如苏洵在其《族谱后录下篇》中引苏序语称赞苏杲“吾父杲最好善，事父母极于孝，与兄弟笃于爱，与朋友笃于信，乡闾之人无亲疏，皆爱敬之。”此外，中国传统社会崇奉“天、地、君、亲、师”，是对后世如何懂得“尊敬”和“感恩”含义的最好训诫，“天地君亲师”五字在中国文化、中国人人生中之意义价值是相当重大的，《荀子·礼论》：“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荀子是儒家学派的代表，这五字蕴含的思想力量泽被后世，流传至今，“三苏”家训中的“祖宗、父、君”等主体形象塑造必定受先贤圣哲思想影响至深，因为“三苏”的核心思想就是儒家的。

（二）得益于唐宋之风的普遍影响

“三苏”成就与其生活的宋代社会风气密不可分。众所周知，唐宋人重视家训家规，历史上出了如唐代韩愈，北宋司马光，南宋朱熹、陆游、袁采等受益家训、重视家训的名人。唐宋是文化转型的大时代，日本京都学派主要代表内藤湖南曾提出著名的“宋代近世说”，构想了以唐宋转型论为核心的完整的宋史观，他曾在其代表论文《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中阐释到，唐宋之交在社会各方面都出现了划时代的变化，无论政治、经济还是文化都在这典型的转型期形成了独特的风气，尤其是文化方面迈入自由思考的时代。陈寅恪在年所作的《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由此，承继了唐风精髓的宋代，其精神文明是伴随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而同步前进的，唐宋人越来越意识到思想的开放、唐宋之学的弘扬对于培养勤奋思考、修身齐家治国的人之重要性。可以说，宋代“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为培养知书达礼的谦谦君子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好的社会风气能滋养好的家风，重视家训家风的宋代名人辈出也就不足为怪了。宋代对于家训教育极为重视，皇室子弟亦不例外。宋真宗即位后，将其对儒家经典的学习热情及对皇太子教育的重视程度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咸平二年（）七月，宋真宗“以兵侍杨徽之、户侍夏侯峤为侍读学士，祭酒邢昺为侍讲学士，设直庐于秘阁。”大中祥符三年（）六月辛未，宋真宗命翰林学士邢昺到东宫和内廷开经筵，“讲说《孝经》《礼记》者二，《论语》十，《书》十三，《易》二，《诗》、《左氏春秋》各一。”邢昺在讲经过程中，除了对经书进行讲解外，还“多引时事为喻”。大中祥符八年（），宋真宗为了更好地培养6岁的儿子寿春郡王赵祯，特设资善堂作为皇太子读书之所，并于次年任命了德行和学术声望较高的张士逊和崔遵渡为寿春王的王友，期望通过他们对赵祯多加督导，使其能成为合格的皇太子。上行下效，这一风气肯定为“三苏”家训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氛围。

（三）得益于眉山文化的不断滋养

眉山，自古人杰地灵，眉山地区淳朴的民风民俗也是“三苏”家族良好家风形成的重要外因。南宋陆游曾写诗《眉州披风榭拜东坡先生遗像》夸赞眉山“蜿蜒回顾山有情，平铺十里江无声。孕奇蓄秀当此地，郁然千载诗书城。”宋代，眉山的读书风气相当浓厚，宋仁宗皇帝曾叹：“天下好学之士皆出眉山。”苏轼《谢范舍人书》记载“而眉山又其一县，去岁举于礼部者，凡四五十人，而执事与梅公亲执权衡而较之，得者十有三人焉。”即嘉祜二年（），眉山参加礼部考试的45人，进士及第者包括苏轼兄弟在内共有13人，占当年进士总数人的3.4%。据统计，在苏轼兄弟的影响下，两宋时期眉山县读书人考中进士竟有多名，达到了科举文化的颠峰。苏轼《眉州远景楼记》有：“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贵经术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农夫合耦以相助。盖有三代、汉、唐之遗风，而他郡之所莫及也。”苏轼在文中谈到天圣年以前，各地学者“犹袭五代之弊”，而眉山士大夫却“贵经术”、“通经学古”，在当时便显得独树一帜了，苏轼因此极力赞扬眉山的朴厚遗风得以长久保持得益于老一辈长者的互敬互爱的榜样力量和当地民众的聪明才智。由此，眉山文化成为了“三苏”家训孕育的土壤，也成为“三苏”走向全国的基石。

（四）得益于苏氏家风的长期熏陶

1.读书为乐，知识兴家

苏轼、苏辙出生于一个文学氛围相当浓厚、以“知识兴家”的传统知识分子家庭。父亲苏洵是著名的古文家，苏轼、苏辙幼年时就由父亲教授学业，苏洵曾教育两个儿子说：“士生于世，治气养心，无恶于身。推是以施之人，不为苟生也；不幸不用，犹当以其所知，著之翰墨，使人有闻焉。”可见，父亲要求儿子著书立说的教诲成为苏轼兄弟乐于读书、重视知识、不虚度此生的重要指引。《宋史·苏轼传》记载：“轼与弟辙，师父洵为文，既而得之于天。”苏辙亦多次说到，他和哥哥苏轼从小跟随父亲苏洵学习作文。因此，苏轼无论历经何种磨难，永远没有放弃读书创作，以至其儿子苏迈、苏过等都受苏轼影响至深，成为了文人。

2.仁义为本，道德固家

苏轼、苏辙从小接受的就是来自父母的正统教育，苏轼母亲程夫人是一位有见识有想法的妇女，据《宋史·苏轼传》记载，程夫人有一次给苏轼读东汉《范滂传》，讲到范滂这位义士主动投案前与母亲诀别之处，程夫人很感叹，苏轼便问母亲，如果他自己是范滂，那么母亲是否同意他的做法，程夫人很坚定地回答苏轼：“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即说儿子你能为范滂，我就能做范滂的母亲。另外，考察苏氏家族几代（从苏轼高祖苏杲、祖父苏序、伯父苏涣到苏轼父母亲），都有仁义的家风，比如苏辙在《伯父墓表》中详细记录了伯父苏涣在雍丘为弱者申冤，在利州路弹劾县令，对蛮横者毫不留情的仁义之举。苏辙在文章最后说伯父教育自己“予少而读书，少长为文，日有程，不中程不止。出游于途，行中规矩。入居室，无惰容。”伯父以亲身经历教诲苏辙读书要按计划进行，外出言行合乎规矩，回家从不懈怠。无疑，小时候来自母亲的鼓励和父辈的榜样作用，让苏轼兄弟比其他人及早地认识到“仁义”的重要性，在面对今后复杂的朝政格局和党派斗争时，苏轼兄弟都能守住道德底线，不做违背天地良心之事。

3.向善为先，佛教引家

苏轼从出生到病逝，都与佛结下不解之缘，据说苏轼一生至少与多位僧人交往过。从唐代以来，士人读书山林，主要是拜师和访谒寺院中的高僧及寄居在寺院或附近的名儒、名士，或入学三学院、义学院听闻佛法，《旧唐书》卷一七七《裴休传》载裴休佛学修养极高，在其出任凤翔节度使、河东节度使期间，游历凤翔、太原附近的名山寺院，凤翔、太原诸山佛寺中义学僧造诣极高，他们吸引了一些封疆大吏一起讨论佛教义学，足以说明中晚唐义学有相当高的师资力量。苏轼多次在其作品中流露出佛教心境和智慧，苏诗今存多首，以佛教为题材的诗文不在少数，其中还涉及到了佛教经典《维摩经》《法华经》等。究其原因，苏轼家庭的佛教氛围极浓郁，其祖父苏序就是一个乐善好施的人，在《昨非庵日纂》有记载：“东坡祖端正道人，乐善好施。”父亲苏洵与名僧交往甚密，母亲程夫人笃信佛教，其继室王氏闰之也以好佛为事，弟弟苏辙更信仰“手披禅册渐忘情”。此外，苏轼兄弟生长的蜀地，从唐代以来就是佛教发达地区，家乡眉山与佛教圣地峨眉山、乐山大佛相隔较近。这样的家学渊源和地域文化，对苏轼兄弟虔诚习佛、一心向善有着“润物细无声”般的影响。以至于苏轼兄弟在从政期间，永远“善”心为先，同情百姓，关爱弱者，乐善好施；在遭遇人生低谷时，永存随缘自适之心态，其所受熏染正如苏轼在《和子由四首·送春》中述“凭君借取《法界观》，一洗人间万事非。”根植于内心的“善”，让“三苏”身上处处闪耀着“和善心正”的光辉。

三、“三苏”家训的现代意义及其传承

家训是一个家庭核心价值观的体现。“三苏”家训的意义和价值正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得到新的诠释。宋代以来，受“三苏”家风家训影响的同乡、志士、官吏等数不胜数，有的近其人而学习，有的读其书而受教，有的听其事而领会，因此，“三苏”家风家训直到今天仍然薪火相传，其现代意义及其传播价值不容小觑。

（一）“三苏”家训对童蒙的启发

“三苏”家训的首要意义是对童蒙的教育启发作用：第一，教育融于生活。因苏氏家训均工整易记，言简意赅，主要都是与尊老爱幼、勤学苦读、节俭友善等生活化的内容息息相关，对孩童从小立大志、养心性、知为人有着正面积极的引导作用。第二，教育需树立榜样。“三苏”家训得以传承的重要原因就是苏家世代都有榜样的力量，从上到下都是言必行，行必果。苏轼曾在《南行前集叙》中说“自少闻家君之论文，以为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者。故轼与弟辙为文至多，而未尝敢有作文之意。”其间流露出的受父亲影响而知创作应有感而发的文学思想为苏轼后来的创作指明了方向，苏轼从小根植于心的文学灵感显然来自于父亲言传身教的榜样力量。所以俗话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师”。第三，教育氛围应轻松。“三苏”都是在轻松快乐的氛围中学习并实践家训，苏轼兄弟常和父亲在读书创作中切磋交流，和母亲也能谈仁人志士，整个家庭氛围都是民主和谐的。苏氏家族家训完全符合孩童的心理接受规律，历经数代，仍能成为今天苏氏后世子孙的必修课。

（二）“三苏”家训对风气的引领

中国人认为，家为本，即一切关系都是家庭关系的延伸，一切关系都要靠家庭关系来经营，因为四海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记载：“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在儒家看来，治国与治家没有区别。儒家文化是把个人与国家、天下的命运紧密相连的，提倡在规范自身言行、提升自身修养的基础上和全天下人一起，共同建设我们的家与国。可以说，中国人对人伦道德的反思和认识，是从微观的家庭领域到宏观的社会领域对种种利益关系进行多维视角综合辨析的结果。中国古人所讲的孝伦理是以孝为起点，向仁、忠扩展，最终将全社会纳入庞大的宗法血缘的道德系统之中，这样就已经超越了家庭的简单关系而涵盖到个人与他人以及国家的仁爱及忠义等伦理关系。“三苏”家训中兼顾家庭和睦、事君必忠的“家国同构”理念正是上述伦理关系的折射，只有这样的理念才能培养出谦和有礼、修为有度的君子，从而保证家庭的稳定发展，自然对于良好社会风气的养成和国家的和谐兴旺是有长远的意义的。苏轼的伯父苏涣进士及第后在眉山产生巨大影响便是这方面的有力证明，苏涣高中进士以至“解褐西归，乡人叹嗟，观者塞途”。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曾在其《赠职方员外郎苏君墓志铭》中说：“至涣以进士起家，蜀人荣之，意始大变，皆喜受学。及其后，眉之学者至千余人，盖自苏氏始。”苏涣的成功带动了一群读书学习道路上的追随者，最成功的当属苏轼、苏辙兄弟的进士及第，一家子的成功让眉山的风气都为之一变。

（三）“三苏”家训研究对苏学的推动

家训是孩童最初从家里长辈那里接受的“第一课文”，“三苏”的道德文章就是从这些人生第一课里汲取养分的。目前，学界研究“三苏”家训者并不多，一则苏氏后代遍布世界，“三苏”家训年代久远，散佚各地；二则“三苏”家训融入“三苏”文学作品中的训言较多，有待进一步整理与发掘。就“三苏”家训的价值而言，无论其语言艺术还是思想艺术都是值得学习和传承的。享誉海内外的著名苏轼研究专家曾枣庄先生，曾因质疑苏轼与王安石的政见分歧与父亲苏洵是否相关，从而深入研究撰写出了学界第一部苏洵的学术传记《苏洵评传》，力求证明苏轼反对王安石激进变法的家学渊源。曾先生的这一思路倒是激发我们思考，研究“三苏”家训可以成为走近“三苏”为人、了解“三苏”家风、挖掘其家学渊源的重要途径，甚至可以借研究“三苏”家训向更多的海外读者宣传“三苏”文化和精神，进一步推动海外苏学的繁荣，扩大“三苏”在国外的影响力，让中国文化真正“走出去”。

结语

家训是一个家庭或者家族的风貌和信仰，是家的精神根基。纵观“三苏”家训，重点展示的都是廉洁齐家、诗礼传家、勤俭持家的家风；讲究的都是风清气正、尊老爱幼、明事知礼、诚实守信、善良仁爱的治家理念。毫无疑问，“三苏”家训中的每一个字都是苏氏家族历代变迁的最好见证，是苏氏家族发达兴旺的根本保证，更是宋代文化的有力折射。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正逐步走出国门的今天，大力弘扬“三苏”家风，传承“三苏”家训，不仅对培养具有博学、慎思、明辨、笃行、勤奋、孝顺、知礼、忠诚、正义等修养的下一代有切实的借鉴作用，而且对面向世界建设更具活力、实力、魅力的未来中国也具有永恒的意义和价值。

作者简介：徐华，西南民族大学预科教育学院副教授，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字学、比较文学。

文//来自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年10期。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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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文献而爱旧邦

长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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