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将荀子的“性恶说”阐发的最深刻、最生动的莫过于《金瓶梅》。《金瓶梅》就是一朵“恶之花”，它将人性中自私、丑恶的一面加以尽情的暴露。一个真正有良心的，向往真、善、美的作家，就应该直面人性的恶，有责任直率地把当时社会中的种种丑恶现象集中起来加以表现，让读者的灵魂在这个典型化的世界面前受到震惊，去否定这个“恶”的世界，去寻求另一个美好的天地。《金瓶梅》的作者就真正把握了“性恶论”的精髓与价值所在，暴露人性中的假、恶、丑的同时，将人们引向真、善、美。（节选自《金瓶梅研究》黄霖）

以下内容节选自《金瓶梅研究》焦子栋老师文章《圣地后的媚魅二影——从荀子的“人性本恶”到兰陵笑笑生的“人性纵恶”》。

一、荀子“人性本恶”——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荀子隆礼重法、明分使群治国思想的根基是他的人性本恶之论。

荀子在《礼论》篇中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在《性恶》篇中指出：“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荀子的人性本恶之说是一个相对的、动态的概念，是把“欲望追求与满足、利己、利人”三者作为一个整体来解读人之本性。“人性本恶”并不是说人生下来就是“只利己不利人”的恶棍、恶霸、恶魔，而是那些对欲望不加约束与限制的人，才会成为“争夺生而辞让亡、残贼生而忠信亡、淫乱生而礼仪文理亡”的恶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利己又利人或利人为先”之言行是为“善”，以“利天下之人”为己任者是“大仁”、“大义”；“利己不利人或利己为先”之言行是为“恶”，以“害天下之人”满足一己之私欲者是为“大奸”“巨恶”。

关于如何限制或者制止“争则乱，乱则穷”，荀子开出的药方是：“故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仪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性恶》）

荀子认为“隆礼重法”之目的就是“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是为圣治。兰陵具备了“圣教、圣王、圣治”三大要素，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讲“兰陵”就是传统文化的圣地之一。

二、兰陵笑笑生“人性纵恶”——天欲令其亡，必先令其狂

人的各种欲望、需求的满足皆以经济财富及人类自身繁衍蔓续为基础。

一般意义上的酒、色、财、气，在一定程度上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必需，但突破道德法律底线不加约束而加以追求，就成为荀子所主“人之性恶”，即“争夺生而辞让亡、残贼生而忠信亡、淫乱生而礼仪文理亡。”从这个意义上讲，“酒色财气”一词就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各种不良品德与习气的总称。兰陵笑笑生在《金瓶梅》开篇时冠以“酒色财气四贪之词”阐明创作主旨，特别是通过“财色气”三大看点对人性进一步剖析，演绎出的结论就是不仅本恶，而且还具有向疯狂纵欲纵恶演变的趋势与可能。这种放纵不仅是社会的灾难，也是放纵者自身的灾难。

最能代表西门庆疯狂纵欲的事情，是在吴月娘劝其“少干几桩贪财好色的事体”时那段著名的“财色宣言书”：“咱闻那佛祖西天，也只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楮[chǔ]镪[qiǎng]（祭祀的钱币）营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姮娥（即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泼天富贵”一词等于向帝王叫板，因为在“家天下”的政治制度下，“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溥天”可以谐为“泼天”。在皇权之上的社会条件下，出此“豪言壮语”，可谓是不顾一切的“狂妄之极”。

西门庆“强奸姮娥，和奸织女，拐许飞琼，盗西王母之女”的结果就是不顾一切地纵行淫欲，33岁时即脱阳而亡。“三”“散”相谐，寓意西门庆人散财散家亦散。但“散”“散”为聚，又是讲西门庆阴魂不散。今生虽没，自有后来人。

由此可见，兰陵笑笑生把荀子的“人性本恶”更进一层，那就是有些人不顾一切、无所不用其极地其追求“酒色财气”，这就是“人性纵恶”。“人性本恶”可以通过“隆礼重法”的综合手段加以解决，“人性纵恶”则无可救药，只能是自取灭亡。

（田木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