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性恶》中有四处“孟子曰”的引文，不见于《孟子》七篇，而属于出现在司马迁之后的《孟子外书》。由此可以说明《性恶》非荀子所作

关键词：荀子；《性恶》；《孟子外书》；《史记》

中图分类号：B.6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09-10

作者简介：王泽春（—），男，山西祁县人，西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哲学系教师，研究方向为先秦哲学。

近代以来，有些学者对《性恶》篇的真伪提出质疑。清末，朱阆仙、蔡元培首先对这个问题提出质疑，指出“性恶”说与《荀子》其他篇章对人性的看法不一致，认为《性恶》不是荀子的著作，是荀子弟子的著作。在这之后，海内外一些学者陆续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了论证。本文在前人基础上提出《性恶》非荀子所作的新证：《性恶》中四处“孟子曰”，不出自《孟子》七篇，而是属于在司马迁之后出现的《孟子外书》。

一

在提出新证之前，先简略梳理一下在朱阆仙、蔡元培之后，辨析《性恶》真伪的主要观点。

关于《性恶》非荀子所作的一些观点。刘念亲于年刊登于《晨报副刊》的《荀子人性的见解》主要从三个方面对此展开论述：一，除《性恶》外，《荀子》中论述“性”的一共有17条，“这十七条中，却性恶二字从不见到连贯起来用”；二，“《非十二子篇》荀子向异己的学说，痛施攻击，若是他曾斩截下了一个‘性恶’的断案，那子思的率性说，孟子的性善说，便是与他根本上不能两立的所在。他这篇非子思、孟轲下，还肯将此轻放过去么？”；三，荀子的弟子、再传弟子，包括董仲舒等人从来没有提到过荀子的“性恶”。日本学者金谷治认为“尽管《性恶》应该是《荀子》的代表作品，奇怪的是，《韩诗外传》并没有从《性恶》引用。再加上，荀子在《非十二子》并没有批评孟子性善主张”。周炽成近年来在专著及多篇论文中，从不同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详细论证，认为刘向把“《性恶》夹在不很重要的《子道》和《法行》之间”，应该“认为它出自荀子后学之手”。上述三位学者都主要从文献角度对《性恶》不是荀子所作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论证。

关于《性恶》为荀子所作的一些观点。刘念亲的文章发表后不久，胡睿对刘念亲的论证提出了反驳，但胡睿的论证基本没有可靠的文献为依据，很多反驳建立在“当”、“似乎”等论据、论证上。梁涛注意到《性恶》所引用的“孟子曰”不见于《孟子》七篇，并且与“孟子‘性善扩充论’有一定的差别”，由此他认为《性恶》中的“孟子曰”出自于《孟子外书》，《性恶》是针对《孟子外书》中的《性善》而发的。至于《孟子外书》的成书时间，他认为“若外书是编订于孟子第一、二代弟子之手的话，那么，荀子是完全有可能读得到的”。因此，尽管《性恶》中的“孟子曰”出自《孟子外书》，但仍然可能是荀子作。

本文在上述前人的辨析工作基础上，从考察《孟子外书》的编订时间入手，证明《性恶》非荀子所作。就现存文献来看，《史记》记载《孟子》七篇，跟现存篇数一致，《汉书·艺文志》记载《孟子》十一篇，所以，《孟子外书》应该是司马迁之后的作品，而《性恶》引用了《孟子外书》的内容，说明《性恶》最早出现于司马迁之后，不可能是荀子的作品。

二

《性恶》篇中有四处“孟子曰”：

孟子曰：“人之学者，其性善。”

孟子曰：“今人之性善，将皆失丧其性故也。”

孟子曰：“人之性善。”

今孟子曰：“人之性善。”

其中第三、四句引用的内容是一样的，所以，《性恶》共引用了三句“孟子曰”。这三句话都不见于现存的《孟子》七篇，并且也不见于其他秦汉典籍，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梁涛认为这几句话出自《孟子外书》，“《性恶》乃针对《孟子》外书之《性善》篇而发”，但并没有予以进一步论证。古人引书，并不严格按照原文，只是举其大概；并且下文将提到，司马迁引用《孟子》、《荀子》、《战国策》的内容与原文并不完全契合，只是对其内容的概括总结。那么，如何证明《性恶》中引用的“孟子曰”不是对《孟子》七篇内容的总结，而是另有来源？在《孟子》七篇中除了“孟子道性善”（《滕文公上》）与“孟子曰‘人之性善’”思想一致，找不出与其他两处引文（“人之学者，其性善”；“今人之性善，将皆失丧其性，故恶也”。）思想相一致的内容，并且在其他先秦典籍中也没有找出与此思想相一致的内容。当然，由于《孟子外书》已经散佚，不能得知其内容，但运用排除法，《性恶》中的引文在其他秦汉典籍中既没有对应原文，也没有思想相近的内容，大体可以推断《性恶》中的引文出自《孟子外书》。并且，从《性恶》的命名来说，应该是针对《孟子外书》中的《性善》而发的，《性善》成书早于《性恶》。所以，大致可以断定，《性恶》中引用的“孟子曰”不是出自《孟子》七篇，而是另有来源,即《孟子外书》。

三

《性恶》中有出自《孟子外书》的引文，这就使《孟子外书》的编订时间对断定《性恶》的写作时间具有重要意义，所以有必要对《孟子外书》的编订时间进行考证。现存两汉文献记载《孟子》篇目的相关材料如下：

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孟子》十一篇。名轲，邹人，子思弟子，有列传。（《汉书?艺文志》）

孟子作《性善》之篇，以为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乱之也。（《论衡·本性》

退与万章之徒序《诗》、《书》，仲尼之意，作书中外十一篇。（《风俗通·穷通篇》）

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书七篇……又有《外书》四篇：《性善》、《辩文》、《说孝经》、《为政》。其文不能宏深，不与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后世依放而托之者也。（《孟子题辞》）

可以发现，时间在前的《史记》记载《孟子》有七篇，时间在后的《汉书》、《风俗通》、《孟子题辞》记载《孟子》有十一篇。《汉书》只是记载《孟子》有十一篇，《风俗通》则进一步指出这十一篇有中、外之分，《孟子题辞》更进一步指出，《内书》七篇是孟子自己的著作，《外书》四篇不是孟子自己的著作，而是后人伪托的。当然，有学者根据《论衡》的记载，证明《性善》是孟子自著，这样的论证基本是不可靠的，东汉的王充如何知道《性善》为孟子自著？王充之前的文献并无相关记载。对于文本的考订，自然时间在先的《史记》更为可靠，即《孟子》只有七篇，司马迁没有看到所谓的《孟子外书》。

现在学界基本认为《孟子》原本只有七篇，“至《外书》四篇，史公未见，当然为后人伪托；今所传者，更伪中之伪者也。”清代周广业已经指出：

《孟子》在（汉）武帝时，七篇早入大内，故曰中，亦言内，犹今称中秘书为内府书也。其上太史及学官所肄，子长所见本,皆止七篇。至成帝时，陈农所求，刘向父子所校，续得民间本，增多四篇，以中秘所未有，故谓之外。中书多古文善本，外书容有增窜，是以赵、刘作注，俱以中书为定也。

郎擎宵从三个方面予以论述：“《汉书·艺文志》，《孟子》十一篇，并《外书》计之。刘歆《七略》，亦标出《外书》名目，但刘歆以素作伪书著，所言自不能信。况司马迁距孟子时代甚近，且并未述之，而沿至八九十年之久刘歆始道及之，自属非实。又查《七篇》已入大内，为何独遗四篇于民间？此一疑。七篇文气一致，而此四篇则反是，此二疑。秦焚《经书》，《孟子》尚列《子》部，既未遭焚，焉能将一书分为两书？此三疑。”上述的分析都是很有见地的，从多个方面证明《孟子外书》是可疑的。不过，笔者还有所补充。

有学者对司马迁的记载提出怀疑。一，司马迁记载“作《孟子》七篇”，并没有说《孟子》只有七篇。纯粹从逻辑的角度分析，这样的怀疑是可以成立的，但从写作习惯来说，司马迁写《孟子》七篇，就应该认为他看到的就是七篇。并且，从论证的角度来讲，任何的怀疑和论证都应该有证据，而不应该进行无谓的猜想和怀疑，即《孟子》七篇有司马迁的记载为据，但认为有七篇之外的著作，则出于猜想。二，有学者指出司马迁在《老子韩非列传》中记载“作《渔父》、《盗跖》、《胠篋》，以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而对于现在被认为反映庄子思想的内七篇没有提到，由此怀疑司马迁记载的准确性，并进而怀疑司马迁对《孟子》记载的可靠性。其实，上述学者对《庄子》的引述少了一句“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十余万言与现在通行本的字数是基本相符的，可以证明司马迁对《庄子》的记载是把当时所有认为属于庄子的著作全部计算在内；对《渔父》等篇的内容予以说明，不能由此认为司马迁只看到这些篇章。如果司马迁记述有一定原则的话，司马迁记载《孟子》七篇囊括了他当时看到的所有被认为与孟子有关的著作。

当然，还有学者提出怀疑，司马迁看到的书是否有遗漏。虽然，秦朝的禁书、焚书，以及秦末的战乱导致了部分书籍的遗失，但是在汉惠帝时期即“除挟书律”（《汉书·惠帝纪》），并且“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汉书·艺文志》），特别是武帝时期，“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汉书·艺文志》），对古籍进行了搜集整理工作。汉文帝时“《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赵岐《孟子题辞》），《孟子》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当时的官方应该对《孟子》文本进行过搜集、整理。但直至汉武帝时期，司马迁《史记》记载《孟子》七篇，没有所谓的《外书》四篇。司马迁曾经整理官方保存的图书，“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r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史记·太史公自序》），并且在《孟子荀卿列传》中，司马迁明确讲到“余读孟子书”，这就基本可以排除司马迁因为没看到《外书》而没有记载的可能性。可以基本断定，在当时《外书》四篇还没有产生。

梁涛则认为《孟子外书》来源于孟子弟子，根据《孟子题辞》“逮至亡秦……孟子徒党尽矣”，推定“外书的下限应在坑儒事件（前年）之前，而上限应为孟子的第一、第二代弟子，也就是孟子卒后的20到40年间”，于是推断荀子是有可能读得到的。不过，对于《孟子外书》的编纂者为孟子弟子，梁涛的论证是不充分的。

其实，《孟子外书》的编订者不一定是孟子弟子。《孟子》十一篇分为内、外，始于刘向校书。至于为什么分为内、外，余嘉锡认为“其外篇大抵较为肤浅，或并疑为依托者也”。既然已经怀疑出于依托，为什么还要收录呢？余嘉锡总结刘向的编校原则是“与其过而废也，宁过而存之”。这一概括是准确的，可以在刘向的《晏子序录》中得到印证：

又有复重，文辞颇异，不敢遗失，复列以为一篇。又有颇不合经术，似非晏子言，疑后世辩士所为者，故亦不敢失，复以为一篇。

上述对《晏子》文本整理的说明，即使有部分内容“文辞颇异”，甚至“似非晏子言”，还是把这部分内容收入了《晏子》，只不过单独列篇。如果不否认刘向编校书籍有统一原则的话，《孟子》分为内、外的原因也就跟《晏子》一样，即虽然刘向把《外书》四篇编入《孟子》，但不代表刘向认为《外书》与《内书》作于相同的作者。《孟子》七篇被认为是孟子及其弟子的著作，那么在刘向看来，《外书》四篇非孟子及其弟子所作。东汉的赵岐就曾直接指出《孟子外书》“似非孟子本真，后世依放而托之者也”。

《孟子》内、外篇的命名原则截然不同，这一现象值得注意。现存《孟子》七篇的篇名分别为：《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赵岐的《孟子题辞》提到的《外书》四篇的篇名分别为：《性善》、《辩文》、《说孝经》、《为政》。内七篇的命名规则都是摘取每篇首句话的前两三个字作为篇名，并且七篇中有六篇的篇名为人名；《外书》四篇现已散佚，不能看到原貌，但看其篇名，基本可以断定，这四篇的篇名应该是对内容的概括。在同一著作的不同篇章之间有不同的命名规则，并且不同的命名规则以内、外篇为依据，内篇以篇首的二三字为篇名，外篇以内容为依据来命名。显然，内、外篇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根据刘向校书原则，可以推测，内、外篇出自不同作者或者编撰者。

通过上述论证，基本可以认为：《孟子》内、外书属于不同的作者或者编撰者，《孟子外书》的成书时间应该晚于司马迁。

四

如果对上述结论作进一步辨析的话，那么就需要回答下列问题：《史记》中四段引用孟子的话，在现存的《孟子》七篇中没有完全相同的内容，是否可以认为这四段引文出自《孟子外书》，进而得出《孟子外书》先于《史记》的结论呢？笔者对这一判断持保留态度，虽然这四段引文在《孟子》七篇中没有完全相同的内容，但并不能由此证明引文内容来自于《孟子外书》，并进而证明《孟子外书》先于《史记》。《史记》中的四处引文如下：

孟轲谓齐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时，不可失也。”（《史记?燕召公世家》）

孟子曰：“纣贵为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是纣先自绝于天下久矣，非死之日而天下去之。”（《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于外，太子虏，上将死，国以空虚，以羞先君宗庙社稷，寡人甚丑之。叟不远千里，辱幸至弊邑之廷，将何以利吾国？”孟轲曰：“君不可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则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则庶人欲利。上下争利，国则危矣。为人君，仁义而已矣，何以利为？”（《史记?魏世家》）

梁惠王欲谋攻赵，孟轲称太王去邠。（《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虽然，上述这几句话在现存的《孟子》中没有完全一致的话，但是，这些话所表达的意思，却在《孟子》中有意思相近的表达，在其他先秦典籍中有相应内容。

《魏世家》中的引文，与《孟子·梁惠王上》中的两段话有关：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争利则国危矣。万乘之家，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厌。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梁惠王上》）

梁惠王曰：“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愿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则可？”（《梁惠王上》）

可以看出，《魏世家》中的引文是《梁惠王上》两段引文中部分内容的嫁接与概括。

《孟子荀卿列传》中的引文，出自于《孟子·梁惠王下》：

滕文公曰：“齐人将筑薛，吾甚恐，如之何则可?”

孟子对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梁惠王下》）

滕文公问曰：“滕，小国也；竭力以事大国，则不得免焉，如之何则可？”孟子对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梁惠王下》）

《孟子荀卿列传》中的这句话是对《梁惠王下》中两段文字的简单概括，只不过把滕文公误作梁惠王，这当然是出于笔误，大概是因为这两段文字都出于《梁惠王》吧。

《淮南衡山列传》中的引文在《孟子》七篇中没有相应的文字与思想，但是却与《荀子》中的两则材料有相似性：

桀、纣即厚有天下之埶，索为匹夫而不可得也，是无它故焉，四者并亡也。（《荀子·王霸》）

故汤之放桀也，非其逐之鸣条之时也；武王之诛纣也，非以甲子之朝而后胜之也，皆前行素修也，所谓仁义之兵也。今女不求之于本，而索之于末，此世之所以乱也。（《荀子·议兵》）

可以看出，《淮南衡山列传》中的引文基本是对《荀子》这两段文字略作修改的结果，只不过把荀子写作了孟子。

《燕召公世家》中的引文跟《孟子》是不同的，并且与《孟子》的思想也是矛盾、对立的。在《梁惠王下》中有两段话跟齐国攻打燕国有关：

齐人伐燕，胜之。宣王问曰：“或谓寡人勿取，或谓寡人取之。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五旬而举之，力不至于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

孟子对曰：“取之而燕民乐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它载？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梁惠王下》）

齐人伐燕，取之。诸侯将谋伐燕。宣王曰：“诸侯多谋伐寡人者，何以待之？”

孟子对曰：“臣闻七十里为政于天下者，汤是也。未闻以千里畏人者也。《书》曰：‘汤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希为后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归市者不止，耕者不变，诛其君而吊其民，若时雨降。民大悦。《书》曰：‘徯我后，后来其苏。’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若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齐之强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动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谋于燕众，置君而后去之，则犹可及止也。”（《梁惠王下》）

《梁惠王下》的两段文字中，没有《燕召公世家》所引用的相关言论，并且从思想层面分析，两者相矛盾：《梁惠王下》孟子总体上对齐国讨伐燕国是持否定、消极态度的，而《燕召公世家》孟子则明确表示支持齐国讨伐燕国，由此可以看出《燕召公世家》中的文字显然与孟子的思想相矛盾。不过这句话也是有来源的，并非司马迁杜撰，这句话来自于《战国策·燕一》；并且《燕召公世家》中这句话的上下文与《燕策》中的内容基本一致，所以，可以说《燕召公世家》中的这段话基本根据《战国策》，特别是孟子的话，就是完全来自于《燕策》，而不是说司马迁看到了其他版本的《孟子》。

上文已经逐一对《史记》中所引用的，不见于《孟子》七篇的“孟子曰”、“孟轲曰”找到了来源。这四处引文会不会出自《孟子外书》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写的很明确，《孟子》七篇；如果《史记》所引用的这四段话确实出自《孟子外书》，司马迁就绝对不会把篇目写作七篇，而会写为十一篇。所以，这反而更能证明上述的四段话，不是出自于《孟子外书》，《孟子外书》出现的时间不早于司马迁。

小结

上文已经从几个方面证明《孟子外书》出现的时间在司马迁之后，而《性恶》中有四处引用《孟子外书》的话，则证明《性恶》出现的时间至少在司马迁之后，《性恶》显然不是荀子的著作。

至于把汉代的《性恶》编入《荀子》的原因，除了“与其过而废也，宁过而存之”外，还有可能因为“古人著书，既不题撰人，又不自署书名。后之传录其书者，知其出于某家之学，则题为某氏某子，或某姓名。……传之既久，家法浸亡，依托之说，窜乱之文，相次掺入，刘向当诸子百家学术衰微之日，望文归类，岂能尽辨。此如宋人为唐人编诗文集，往往误收他人之作，势之所必至也。”当然，《荀子》的情况稍微复杂一些，因为在《孙卿书录》有“孙卿后孟子百余年，以为人性恶，故作《性恶》一篇”，这一条被许多学者引作刘向承认《性恶》为荀子所作的证据。刘念亲、周炽成通过严密的论证指出“这些话应该是后人所加，而不是刘向的《孙卿书录》所原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