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社会的剧烈变迁，直接影响了近代学术思想的革新变化。“群学”这个名词在传统文化积淀和西方思想冲击下出现在国人的视野，经历了词义和内涵的不断完善，逐渐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定名为“社会学”。然而目前的研究，尚未能清晰地追溯中国社会学的起源为何：西方（包括日本）的影响不可忽视；但早在中国古代，荀子的某些思想其实已经和社会学有着契合之处。

在这种情况下，近代一批学贯中外古今的思想家就成为了关键人物——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谭嗣同等人，分别对于“群”、“群学”、“社会”等概念进行了翻译和讨论，对于社会学的引入和发展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他们的著作和译作中包含了大量的重要信息。

大三时跟随导师做关于中国社会学起源的研究，于年10月至年3月，翻阅全套《饮冰室合集》，从中挑选出和“群”及“社会”有关的内容，并根据所找到的信息，尝试讨论中国社会为何出现了由“不群”到“群”，最后到“社会”的变化。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是维新变法的主要领导人。《饮冰室合集》共44册，分为《文集》和《专集》两部分，包括文余篇，诗话1种，诗词余首，是目前比较详备的梁启超著作集，也是研究近代中国政治、思想、文化的重要材料。

《文集》主要收录各类杂文，包括评论、信件、讲演、翻译、学术研究、诗词、小说等。《专集》主要收录如《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专著，对于历史、文学、研究方法、时局、战争等专题进行详尽的记录和研究，具有很强的学术性。同时也收录了如《欧游心影录》这类游记和多位名人的人物传记。

自己选用的是中华书局于年1月出版的《饮冰室合集》，主要将重点放在对于西方思想、中国社会现状等与中国社会学联系较为紧密的主题之上，对于文学、经济、研究方法等主题，没能有深入的了解和思考。

由于自己在历史和思想上的局限，结论部分也只能给出猜想和假说，暂时未能找到证据，也没有能与同时期的其它思想家相比较和印证。但此文的出发点本身也并非给出准确的结论，而是“提出问题”。读大部头时，常容易漫无目的地囫囵吞。有几个问题存在心里，带着目地去读，可能会更好一些。

研究报告里大篇幅都是时局背景与书中原文的对应分析，所以推文只选取了报告中三个部分的主干进行简述：对群学原始思想来源的整理；关键词的解释和界定，自己对变化的思考。

这一次重新整理，想起自己在读《饮冰室文集》时，读得很辛苦，但还是常常惊叹于梁启超的博闻强记和风流文采。动荡的时代使得文人们不做拘于书斋里的学问，整套书传递出的极其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实务精神，也足够使人印象深刻。

而其中所提到的问题，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在近代中国社会中密切交织，互相影响，高中近代史课本里都有，不是新鲜的东西，只是换条线索进行梳理。但是从中可以看出，一个学术名词的变化绝非学者动笔的一时之念。

思想来源

与社会相关的思想，作者认为主要有两个源头：西方思想（前期欧洲，后期日本）与先秦诸子思想。

西方思想之中，比较重要而多次提及的是“动物善群”以及“进化论”。前者由亚里士多德提出，后者由达尔文提出，并由斯宾塞、赫胥黎将其从生物领域推广到社会领域。

《亚里士多德之政治学说》中的“人也者，善群之动物也。”、“苟不恃群不恃国而能生存者，必非人类。”强调的是人类的社会性以及“团结”的概念。后文关于“合群为政治”的讨论，蕴含着社会化与社会治理的思想。

而进化论注重的是人与人、社会与社会之间的竞争与进化，同时还将个体与集体的关系纳入考虑范围（这是讨论对象由自然界转向人类社会的重要标志）：“赫胥黎亦曰：‘斯宾塞之徒，既倡个人主义，又倡社会主义（即人群主义）。’”、“而此进化的运动，不可不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即群）。”边沁也进行了类似讨论：“以为以为群学之理想，在于增进一群之利益，而一群之利益，即合其群内各人之利益而总计之者也。”

后期日本的影响，不仅因为政治因素。根据《论学日本文之益》中“其所译有用之书不下数千种，而尤详于政治学、资生学、智学、群学。”的记录，可见这些学科靠学习多年的英文未必能读懂，但学日文读译著却能速成。这一方面因为日文译著在语言上较容易阅读，其内容也已经过了日本本土化的处理和解读，相比完全根植于西方社会的原著，更易被中国人所理解。

从中国思想来看，“先秦学者??与群治之关系甚密切。”本身先秦的社会之变化，至迅且剧，所以能孕育种种瑰伟思想。作者认为相比学理深远的希腊学术，先秦学术生于乱世，以救世为主旨，与“群治”的关系更为密切，影响也更为深远。如《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说的“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也？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此言人之所以贵于万物者，以其能组织社会。社会成立，则和而一。故能强有力以制服自然。社会何以能成立，在有分际。”都在强调结群的必要性。

其中，“孔子以为礼的作用。可以养成人类自动自治的良习惯，实属改良社会的根本办法。”而荀子则认为“法恃国家制裁，其机械力能贯彻。礼恃社会制裁，其机械力不贯彻。”其实以如今的眼光来看，荀子的思想反而最现实，也最符合近代社会学思想的学说。

概念界定

“群”

“群”字的含义，《国文语原解》解释为“荀子王制，君子善群也，春秋繁露，君者不失其群者也，又君者元也。君者原也，君者权也。荀子君道，君者民之原也。尊群元原权，皆君字得声之由也。”其中包含的是君主制之下的君民关系。《中国史叙论》中同样写道“又以人群学之公例言之，凡各人群，必须经过三种之一定时期，然后能成一庞大团结之群体......”三个时期分别为“个人独立”、“豪族执政”、“中央集权”。两段文字中所述都离不开“君主”这一关键条件。

而在文集第二册《说群序》中提到“启超先生又思发明群义”，可能在这个时期，“群”除了原义以及成语等习惯用法之外，已经在酝酿着新的含义：”非能一人独立于世界者，于是乎有群。又非能以一群占有全世界者，于是乎有此群与彼群。”这段大致论述了人与社会，以及不同社会之间的关系。在此，群少了古义中的统治和拥戴关系，每个个体都是平等无差别的，共同组成一个整体。可以说中国古义中的群是一个三角形，而现在的群更像一个平面。

“群”更实际的意义出现在《论学会》中：“群”这个名词与“独”相对，强调多人一起，学习而结成社团，经商而结成公司，参政而结成议院，实际上是指让有志之士团结起来的思想。

总之，近代“群”的概念，从君主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开始转向群体与成员之间相互的依赖性以及团结、竞争、进化等内涵，从一对多的关系向多对多转变。

“合群”

近代的“合群”概念和今天有着很大的差别。在《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的独立与合群篇中，强调合群并非依赖，而是将多个含有原本品质的独立个体合成一体。它更多包含的是一种“聚合”的理念，而不是每个人抹杀自身特质以随大流而行。

“群学”

在关于西方的记载之中，群学与国家学、行政学等一起归于“致用之学”。《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中一句“近百年来于社会上有最有力之一语曰：‘最大多数之最大幸福’??自此语出，而政治学、生计学、伦理学、群学、法律学，无不生一大变革。”

梁启超本人最早对于“群学”的回忆来自于万木草堂。《万木草堂小学学记》读书一节，提到万木草堂所读的书目包括“先秦诸子，西来群学。”而在《南海康先生传》中，提到康有为将群学划入“经世之学”，后来梁启超在《史学之界说》中将群学归入历史界之学（与天然界之学相对）。这些对于“社会性”和“实用性”的思考，可能都有受到西方影响。

在《格致学沿革考略》中，梁启超也提到“吾中国之哲学??群学??等，自二三百年以前皆无以远逊于欧西。”这句话似乎说明他认为中国大约在明清时期已经出现群学，但可能只是某种不具名的理念，之后在西方群学传入之后才被近现代思想家定名。

但是在这个时期，梁启超也将历史学界定为“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也”。这和所谓“群学”有着重合的部分，说明这个时期的群学的学科特色和学科边界尚不清晰。

后期在文章中还多次出现“群众心理学”，逐渐取代了古代的说法“人性”，其意义接近今天的大众心理学。

“群治”

“群治”从字面意思上很容易被理解成民主政治，但其实在书中，它所表达的是“治群”的意思。

治理群众的必需条件是“治理机关”和“治理原则”，从而点出了政府与法律的作用。《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中提到政府即为“代民任群治”的角色。而“彼深知人与人相处，必有法焉，检束而整齐之，以维持其秩序，然后其群乃成??”强调了一个群体内部秩序与法律的不可或缺。《服从释义》也提到“综以上所述，而略说明其理由，则人民生命之安全，恒恃社会秩序以为之保障，而社会秩序必籍法律之制裁而始成。其能为法律之制裁者，国家也。而善其制裁者，则政治也。”

“群治”放在今天，其实就是以法律为基础的国家政治。

“社会”

相比之前的名词，“社会”应该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西方（尤其日本）。

“此我国官僚社会与欧洲各国之贵族社会日本之藩阀社会最相异之点也。”从政治上来看，社会已经具有了“群”所没有的包含了政治组织形式的含义。而“国家者，人类最高之社会也，当其未成国家以前，实经过种种形式之社会进化而来，至于国家极矣。”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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