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思想的主体内容之一，自西汉时期汉武帝刘彻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始终为中国封建社会中的统治思想，在社会生活中占有主导地位，发挥过极其重要的影响。作为一种统治思想学说，它对于军事问题自然会有自己的基本认识与主张，由是而形成了体系庞大、个性鲜明的儒家军事思想；而作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理论，它对军事问题的一般理性认识，也势必要渗透和作用于中国古代兵学的构建过程之中，在传统军事文化身上打下自己的烙印，对古代兵学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制约规范意义。从这种意义上说，探讨儒家军事思想的基本内涵、主导特征以及它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有助于我们今天全面理解和把握传统军事文化的本质属性与嬗递趋向，客观评价其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

历史上的儒家，有一个长期延续与演变的过程。自孔子开创儒家学派，确立其基本文化内涵与思想倾向之后，儒家便一直处于自我丰富、自我完善之中。在战国时期，由于师承关系的不同及其受其他学派影响深浅的差异等因素，其内部曾有合乎逻辑的分化。用韩非子的话说，便是儒分为八，“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韩非子·显学》）。其中最有代表性和最有影响力的有两派：一派是发轫于子思、成熟于孟子的思孟道德学派；另一派就是“孙氏之儒”，即以荀子为代表的历史学派。它们都尊奉孔子的基本理论，宗仁尚义，但是却各有自己的特色。即思孟学派侧重于对仁义的阐述，特别重视道德伦理教育和自我修身养性；而荀子的思想则具有批判地综合各家，尤其是兼采管仲学派的思想成分的特色，侧重于对“礼制”与“礼教”的阐述，注意克服儒家“迂远而阔于事情”的弊端。

（一）

作为先秦儒学的集大成者，荀子军事思想也是先秦儒家军事思想的最系统的总结者与最权威的诠释者。作为一个相对独立、自成体系的理论形态，它的基本内涵突出地体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注重区分战争的性质，提倡以吊民伐罪为宗旨的“义战”

荀子根据其政治思想的原则立场，十分强调对战争的性质加以区分，把历史上和现实中的战争明确划分为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两大类。在他看来，凡是基于吊民伐罪、拯民于水火之中的立场而从事的战争，就是正义的、合理的，应该拥护；反之，凡属于以满足统治者私欲为宗旨而进行的战争，则是非正义的、逆天背道的，应该加以谴责和反对。这是其军事思想中的一个根本性观点。

荀子认为那种拯民水火、吊民伐罪，为实施仁义而开辟道路性质的“义战”，不是虚幻的想象，而是普遍存在于历史上的：“是以尧伐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此四帝、两王皆以仁义之兵行于天下也”（《荀子·议兵》）。同时，在现实生活中，“义战”也是应该成立并积极推行的。荀子进而指出，“义战”顺乎天而应乎民心，“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因此必定是所向披靡，无敌于天下；“彼王者不然，仁眇天下，义眇天下，威眇天下……以不敌之威，辅服人之道，故不战而胜，不攻而得，甲兵不劳而天下服”（《荀子·王制》）。

“义战”既然如此合乎天道人心，又这样成效显著，荀子就据此而逻辑地得出结论，从事“义战”，就是用兵上的最理想境界，是任何战争指导者都应该执著追求的战争宗旨：“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过者化，若时雨之降，莫不喜悦”（《荀子·议兵》）。

荀子既然将战争的宗旨简单规范衍化为仁政、德治原则的推行与实现，那么对现实生活中大量的战争活动要采取基本否定和批判的态度了，在他们看来，与“义战”相比，社会生活中“不义之战”要多得多，它们给国家与人民所带来的损害是非常严重的。

荀子所处的战国时代，正是战争高度频繁、激烈，其后果日益残酷，历史正进入从兼并逐渐显现天下统一端倪的阶段。然而荀子拿自己的政治原则与当时的战争现实进行衡量，衡量的结果是将当时顺应历史进程的战争定性为“不义之战”，予以抨击和斥责，反对动用暴力手段来解决问题，指出“仲尼之门，五尺之竖子，言羞称乎五伯”（《孟子·仲尼》），并强调倚恃武力的不美妙结果：“非贵我名声也，非美我德行也。彼畏我威，劫我势。故民虽有离心，不敢有畔虑。若是则戎甲俞众，奉养必费。是故得地而权弥轻，兼人而兵俞弱，是以力兼人者也（《荀子·议兵》）。

由此可见，荀子所秉持的是“义兵”至上，“礼乐”为先的基本立场，对兵家“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的观点予以全盘的否定。以下的这段话典型地体现了荀子在这一问题上的坚定态度：“为人主上者也，其所以接下之百姓者，无礼义忠信，焉虑率用赏庆刑罚势诈除隘其下，获其功用而已矣。大寇则至，使之持危城，则必畔；遇敌处战则必北，劳苦烦辱则必奔；霍焉离耳，下反制其上。故赏庆刑罚势诈之为道者，佣徒鬻卖之道也。不足以合大众，美国家，故古之人羞而不道也”（《荀子·议兵》）。

显而易见，荀子区分战争的性质，明确提出“义战”与“非义战”的对立范畴，这是其军事思想，特别是其战争观比较成熟的标志。先秦诸子中其他学派虽然也对战争的“义”与“不义”性质有所阐述，但就深度而言，却不如荀子，当然也包括孟子在这方面的建树。

第二，突出军事对政治的从属关系，表现出显著的民本主义色彩。

荀子的学说与孔、孟一样，是一种以政治伦理为本位的思想体系，因此其军事思想在其整个理论建构中居于从属的地位，强调军事对于政治的依附从属关系，乃是其军事思想的特色之一；而崇尚民本、重视民心归向对于战争成败的意义，则是荀子军事思想的基本价值取向。

荀子是先秦儒家军事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对军事从属于政治、民心归向决定战争胜负的认识可谓是十分深刻与透彻。他肯定“仁义”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强调指出“故古之人，有以一国取天下者，非往行之也。修政其所，天下莫不愿，如是而可以诛暴禁悍矣”（《荀子·王制》）。

为了达到这一理想，荀子认为，一是要提倡附民爱下，力行仁政：“行仁义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则民亲其上，乐其君，而轻为之死”（《荀子·议兵》）；“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壹民……士民不亲附，则汤武不能以必胜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于善附民而已”（同上）。

二是要修礼。荀子视礼为“治辨之极”“威行之道”，“功名之总”，认为只有尊奉礼义，遵循制度，尚贤使能，教化百姓，顺从民心，才能造就军事上的强盛：“故上好礼义，尚贤使能，无贪利之心，则下亦将綦辞让，致忠信，而谨于臣子矣……故藉敛忘费，事业忘劳，寇难忘死，城廓不待饰而固，兵刃不待陵而劲”（《荀子·君道》）。否则，便会民众离心，导致军破国亡：“民不为己用，不为己死，而求兵之劲，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劲，城不固，而求敌不至，不可得也。敌至而求无危削，不灭亡，不可得也。（同上）

由此可见，荀子始终把政治清明、民心向背视为决定战争胜负的首要条件，强调只要赢得民心，便可以无敌于天下。而争取民心的关键，在于修明政治，推行“仁政”与“礼乐”。荀子军事思想中的这种民本精神，显然具有进步意义，对后世军事思想的发展不无积极影响。

第三，文武并举，致力于国防建设；尊卑有序，提倡以“礼”治军。

儒家是“家国一体论”者，因此对国防问题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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