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汲取《老子》的“道”思想与荀子的人性论思想作为其法思想的精神根基，兼收并蓄先秦法家诸子的法思想，从而形成先秦法思想的高峰，也是中国法思想极为重要的内容。

韩非对法的性质、法的形式、法的功能都做出了具体的规定，并从发展的观点指出法应与时俱进。韩非的法思想，成为中央集权思想的法律支持，富国强兵的工具。

何谓法

韩非在《难三》篇指出：“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定法》篇说：“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这两段文字可以看成是韩非对“法”的规定，有三层含义：

一是谁是立法者？或者说，法是谁的意志的体现？这是个核心问题，关系到法的性质。韩非子的回答分别是“设之于官府”，“宪令着于官府”。即官府，而不是民众，才是立法者。“官府”是个集合概念，一般认为是整个统治集团，类似于现在的政府。不过，如果据此认为韩非子说统治集团是立法者，那就是对韩非子思想认识不够全面。在《守道》篇，韩非子指出：“圣王之立法也，其赏足以劝善，其威足以胜暴，其备足以必完法。”在《饰邪》篇则直接指出：“君之立法，以为是也”，在《用人》篇也说“明主立可为之赏，设可避之罚”。这些都表明，韩非认为君王才是真正的立法者，或者说，法是君王意志的体现。至于其他官僚集团，即与普通的民众一样，都是法律适用的对象，只不过在社会中的序列有所不同罢了。不过，君王也不是根据自己的主观意志来制定法令制度，而是依道而立法，即顺应自然之道与政治现实需要制定相应的法令制度。

二是法的功能，即法的适用对象是谁？“布之于百姓也”、“刑罚必于民心”，简明扼要地回答，法律的功用是管理民众，使百姓“去私曲就公法”（《有度》）。“刑罚必于民心”则表明法与刑是同等程度概念，要把这样的法律制度贯彻到民众的思想意识中去。怎么贯彻？《五蠹》说：“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法是用来“教化”民众。此处的“教化”并不是通过教育使人向善或者成为君子，因为韩非根本不相信人可以为善，而是依据法律作为判断依据，使民众不敢犯罪。在《显学》篇说得更为明确：“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通过法来调节，使民众产生畏惧心理，从而自觉服从君王统治。

三是法的形式，即法是如何呈现的。“编著之图籍”表明法应该以成文的表现形式，“布之于百姓”，即是法向民众公开，让民众广泛了解。“明主言法，则境内卑贱莫不闻知也”。（《难三》）中国古代成文法始于子产，公元前年，子产把郑国的法律条文“刑书”铸在具有象征王权的大鼎上，公之于众。其后，李悝于公元前五世纪编着《法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化的法典。韩非主张成文法，并向民众公布，是对前期法家思想的继承。从形式上看，成文法更具有确定性，方便作为行为尺度而对照遵守。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守法必恭。这些在今天看起来稀松平常的公民守则，却是秦王朝异于六国之处，也是秦国强大的动员能力的制度保障。

法的价值在韩非手中形塑，这与韩非生活的时代是脱不开关系的。韩非生活在一个剧烈变动的历史时期，当其时，周文衰颓，既有的价值观崩解，新价值观尚未确立。

在韩非之前，诸子峰起，著书立说以应世之急，不过，儒道墨诸子均从崇古的历史观提出自己的对策，孔子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把周初奠定的礼乐文明作为理想的社会范式。道家则钟情于远古“小国寡民”的社会，传说中的的黄帝时代才是美好的。墨家宗法夏禹，认为三代圣王社会是理想的状态。韩非子把社会历史的发展分为上古、中古、近古，指出先王时代已经远去了，不可验证，“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愚诬之学，杂反之行，明主弗受也。”（《显学》）

韩非认为，不用事实加以检验就对事物作出判断，那就是愚蠢；不能正确判断就引为根据，那就是欺骗。圣王治理国家应“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五蠹》），从而达到“正治”的目的。在韩非看来，法制即是顺应历史发展的不二良方，唯有法制，才能达到富国强兵，实现社会的统一。从历史的角度看，韩非子主张法制，其目的是加强君权，实行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从而达到政令畅通，发展生产，富国强兵，进而实现社会的统一。

这是符合社会历史发展大势的，因为数百年的战争，社会处于分裂状态，周代建立的社会体制瓦解，在价值观上虽然表现为多样化，但也不是和而不同，而是相訾相非。

韩非虽然囚秦并被杀，但秦国之所以能完成社会的统一，还是源于运用法家思想作为统治思想，尤其是利用韩非的思想与政治主张，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这从另一面说明了韩非思想能够为社会统一的历史大趋势服务。不过，把韩非思想作为唯一的意识形态，对其他价值的排斥，又导致了秦王朝短命，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大概是韩非没有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