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孔子周游列国，最后归于曲阜。通过教书育人，孔子的思想广为传播，尊崇孔子且信服其理论的知识分子们抱团取暖，由此形成了儒家一派。

先秦时期儒家是势力最大的一派。一来人们对儒家宣扬的乌托邦喜闻乐见，群众基础深厚；二来儒家人多势众，又好著书立作，这便保存下来了知识。秦汉之际，先是焚书坑儒，再是群雄逐鹿，对于文化传承的破坏是非常严重的。但儒家凭借着深厚的积累挺过战乱，等到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际，守得云开见月明，获得了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

然而此时的儒家与先秦时的儒家不可同日而语。孔子思想的核心有两方面，一是修身，二是治国。修身是为了治国，前者是手段，后者才是目的。孔子的治国理念一言以蔽之，就是复古。当下的礼崩乐坏，正是因为统治阶级不修身导致的。只要统治者不三心二意，就能保证上古圣贤们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天下自然也就太平了。

然而正如韩非子批判的一样，汤武的时期相比三代早已天翻地覆，如果汤武还固守三代的治国方式，自然是贻笑大方。先秦时期的有识之士均认识到礼乐不可复兴，不同之处在于理想主义者坚守孔子主义，按图索骥去建立一个大同社会；现实主义者则调转船头，寻找开辟一个新天地。

法家便是成功探索到新大陆的开辟者。一般认为最早的有法家色彩的政治家是管仲，管仲当政便是瞅准了“礼崩乐坏”造成的权力真空，大刀阔斧地通过改革将权力集中，使齐国在争霸中获得了优势。但与此同时管仲也打出了“尊王攘夷”的旗号为齐国的兼并战争提供合法性，正因如此孔子对管仲赞赏有加，反而忽略了其一系列完全偏离旧制的为政举措。

孔子之所以能够容忍被法家奉为先驱的管仲，很大程度上是不得已而为之。春秋时期周室衰微，复兴礼乐的可能性实际上掌握在诸侯手里。孔子也并非迂腐之人，因此他的政治路线也是效法管仲，通过扶持一位诸侯称霸号令天下，之后再考虑复兴周朝古制。惜乎孔子自己颠沛流离一生，唯有将希望寄托在学生身上。故此孔子去世后，儒生在列国遍地开花，寻求明主以实现先师的政治理想。

然而孔子的政治理想很快就彻底破产了。如果说春秋好歹周天子还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战国的天下实质上已经陷入了四分五裂。诸侯间倾轧兼并，纷争不休。君主们或是锐意改革，凭借国力上的优势压倒敌人；或是在外交上合纵连横，结成统一战线抗击敌人。因此这时候就业市场上最受欢迎的是法家和纵横家，儒生则被丢到墙角去了。

战国时期以儒家观点来看是非常黑暗的时代，华夏诸国抛弃礼乐这种文明的方式，转而采用暴力一争高下，本质上已经和蛮夷没有区别。由此分裂出了以孟子为代表的，以民为本，批判君主的思想；以及以荀子为代表的，期盼强大的君主建立新秩序的思想。然而这两派思想都不肯抛弃王道的大旗，也因此无法适应社会已经是丛林法则的现实。而商鞅、申不害、慎到等法家代表则逆练儒家思想，批判王道，实事求是，摸索出一套实用的霸道思想。最终韩非子总结出了以法、术、势为核心的法家思想，为君主解答了如何强国这一核心问题，促成了秦国在国力上力压六国，最终实现了统一。

韩非子在批判儒家时，称“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五蠹）：时代不同了，形势就会变化；形势不同了，政策就要变化。因此儒家的失败就在于没有认清形势，法家认清了形势，所以助秦一统天下。然而话虽如此，秦在统一后却犯了相同的错误，没有根据形势调整政策，继续沿用法家那一套，以至于二世而亡。

法家在“势”这一点上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韩非子在评论“势”时提到，“势者，言人之所设也”（难势），权势非天定而由人定，因此治国的关键是看当下掌握权势的人而非等待天降贤君。但反过来讲，权势是不固定的，掌握权势的人在特定情况下就能够被他人取代，这就使得维持权势变成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

秦的政治制度是将权势系于君主一身，于是始皇帝一驾崩，天下旋即大乱。秦二世又是个昏君，权势先是为赵高窃取，随后又被刘邦、项羽依靠武力夺走。因此法家的最大弊端在于无法确保权力顺利交接，这就鼓励了野心之辈窜起夺权，使国家陷入混乱状态，。

这方面儒家反而颇有心得。儒生虽然津津乐道三代之治，但是谁也不会认为哪位诸侯应该把君位禅让给孔子。中国历史上君权得以垄断在一家一姓之中，正是沿用了西周时期的宗法制度。因此儒家思想为世袭罔替提供了最坚实的法理基础，君主们也正是看准了这一点，在吸取了秦亡的教训后纷纷高举儒家的大旗捍卫自己的地位。

故此到了汉朝的时候，儒家和法家已经经过改造。儒家保留了仁政、德行等有利于治民的思想，把孔子的复古和孟子的民贵这些不合时宜的东西扔进了垃圾桶；法家保留了法·、术，把势这一套保存起来，留作君主自我学习，对外则用君权神授这一套忽悠臣民。儒家和法家由此统一在一起，君主通过用儒家的理论去解释法家的作为，以“霸王道杂之”的方式，随时代变化不断加强集权力度，使专制皇权得以延续至清朝尚能维持统治。

但是当西方列强用枪炮轰开中国的大门之后，专制皇权便轰然倒塌了。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人民知道得越多，想得也就越多。民众会逐渐意识到长期统治他们的意识形态是为统治阶级而非为自己服务，最终激发改革意愿甚至是暴力革命。

而阻止民众获取知识，又会导致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下风。工业革命所需的高度分工意味着需要通过教育提升劳动者的水平以适应产业需要，而生产力的发展提升了信息传播的效率，使民众可以更加方便地获取知识。由此便构筑出了一个悖论，越是阻止民众获取知识，国家在竞争中便越会失利；国际竞争越是失利，便会越加刺激民众摸索改革的可能。

正因如此，儒家与法家，尽管已经统治了中国上千年，但最终也只有被更加适应时代的意识形态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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