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而篇第一」2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有子说：“为人孝悌，却好欺凌长上，是很鲜见的；不好欺凌长上，却好祸乱社会，是不会有的。君子行道应致力于根本，根本确立，方能求仁得仁。孝悌就是为仁的根本啊！”

“有子”，姓有，名若，孔子晚年弟子，《史记》说小孔子43岁，《孔子家语》说小孔子33岁。《论语》对孔子弟子一般皆称其“字”，唯对有若和曾参始终称“子”，以示尊崇。后人因而推测《论语》系由二人的弟子门人所编著。

“孝”，善事父母。专有名词，不译。“孝”也常被表述为“孝顺”。《礼记》云：“孝者，畜也。顺于道，不逆于伦，是之谓畜”。“畜”者，顺也。就是说，只有在“顺于道”时，“不逆于伦”方可称“顺”。因此，无论是“孝”还是“孝顺”，乃至其它儒家诸德，皆以“顺于道”为前提。

“弟”，音义皆同“悌”，善事兄弟。专有名词，不译。“悌”也要“顺于道”。

“犯上”，应理解为欺凌长上，而不应简单理解为冒犯君上。因为“欺凌”悖道，而“冒犯”却未必悖道。比如，三桓专权、三家分晋、田氏代齐等就是“欺凌”长上，是典型的僭越悖道之举。而“汤武革命”虽可谓“冒犯”桀纣之至，但《易》却说“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并不以其为“犯上”；“比干谏而死”，因“冒犯”纣王而被杀，孔子亦不以其为“犯上”，而反称其“仁”；《论语》中屡见孔子对为政者悖道违礼、颟顸无能的严厉批评，并称之为“斗筲之人”、“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这也算是一种“冒犯”，但儒家同样不以孔子为“犯上”。可见，是否“犯上”，与是否真的“孝悌”一样，都要以“道”为准绳，“顺于道”则为“孝悌”，悖于道则为“犯上”。“犯”，欺凌、侵凌；“上”，可指君主、尊长或在上位者。

“鲜”，音“显”，非常少。《论语》中的“鲜”字皆如此用法。

“作乱”，指祸乱社会。

“未之有也”，即“未有之也”的倒装句式。在古汉语中，若否定句的宾语为代词，通常是将该代词置于动词之前。

“君子”，可指有德者，也可指有位者。本章主要是指有位者，也就是为政者。

“务本”，指致力于根本的举措。务，致力于；“本”，根本，指事物的基础或本源。

“立”，成也、坚也。意为确立、完成、稳固。

“道生”，指找到仁道的路径，或取得仁道的成果。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故译作“求仁而得仁”。

“为仁”，意即行仁，包括内修仁德、外行仁道。内修仁德，即现代所谓的构建善良人格。“为”是动词，意为“造、作”；“仁”，是为人处世的最高道德规范。“为仁”与“为学”、“为政”一样，是儒学专有名词，可不译。

“与”，同“欤”，音“余”。古汉语中用于句末的语气助词，表示疑问、感叹和反诘等语气。《论语》中的“欤”都写作“与”。

周朝是分封世袭制，天子与诸侯、诸侯与卿大夫多为同姓宗族，故诸侯间有如兄弟，公卿间形同父兄。比如，孔子就曾说：“鲁卫之政，兄弟也”（13.7），因为鲁卫二国均为周武王弟弟的封国；而世袭卿位的鲁国“三桓”（亦称“三家”），则均为鲁国第十五位国君鲁桓公的后裔。但春秋之世“礼崩乐坏”。为了争权夺利，公卿们僭越违礼、相互侵凌，全无香火之情、“孝悌”之义。从齐桓晋文，到卫后庄公（孔子的学生子路即惨死于卫后庄公的政变），这样的例子在当时俯拾皆是。

据《左传》记载，鲁襄公十一年（公元前年）、鲁襄公十二年、鲁昭公五年（公元前年，孔子时年14），鲁国三桓在25年间三度瓜分鲁国公室，将鲁公所属的三军、国民、土地尽数收归己有，“三家自取其税”，“公室弥益卑矣”。鲁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年），鲁昭公更被三桓共同攻伐而逃奔齐国，鲁国由此陷入“无君”状态长达七年之久。三桓的这些“犯上”“作乱”之举，为其家臣们做了极坏的榜样。三桓的封邑后来各自被其家臣把持，三桓首领季氏的家臣阳虎甚至曾一度囚禁季氏，通过控制季氏长期把持鲁国朝政。如果鲁国的为政者们能有孝悌之义，鲁国也就不会陷入一系列政治乱局而走向衰落；如果东周的为政者们能有孝悌之义，周朝也就不会由春秋之世进入战国时代，以致天下大乱，为暴秦所灭。是故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孔子曾对鲁哀公时期的三桓首领季康子说：“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12.19），并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12.17）。著名法国社会学家加布里埃尔·塔尔德（GabrielTarde）在年出版了其经典作品《模仿律》，书中的观点完美地诠释了孔子的上述思想。塔尔德认为，模仿是基本的社会现象，社会就是由互相模仿的个人组成的群体。塔尔德还提出了“模仿”行为的三大定律，其中“下降律”认为，社会下层人士具有模仿社会上层人士的倾向。也就是俗话所说的“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几何级数律”认为，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模仿一旦开始，便以几何级数增长，迅速蔓延。

是故《大学》云：“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此谓一言偾事，一人定国。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这里的“一家”、“一人”都是指权力高层，是指为政者，而非指民众。就是说，为政者仁让，则举国仁让；为政者贪戾，则举国作乱。这是关键所在。为政者可以因言败事，也可以因人定国。因此，尧舜能以其仁而率天下从其仁，桀纣能以其暴而率天下从其暴。为政者自己无道无德，却要民众有道有德，那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古时如此，今时依然如此。

可见，天下的治乱兴衰、有道无道，其根本在于执掌权力的为政者，而不在于无权无位的民众。因此，尽管本章实际上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但本章仍然主要是针对有位者，也就是为政者而言的。因为任何事物都有其根本所在。把握了根本，事物才能步入正轨，问题才能得到解决。就像根本牢固，树木才能枝繁叶茂一样，只有致力于仁道之本，仁道才能得以践行。故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君子可以是有德者，也可以是有位者，因为“德”与“位”本就应当相配。因此，无论君子是有德还是有位，都应以行仁为任。而要想外行仁道，就必须要内修仁德。因为仁道本就是仁德的外显。是故《大学》云：“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仁德在家庭中的体现，就是善待家人，亦即“孝悌”。人身来自父母，兄弟情同手足，故仁德先发于“孝悌”。因此，仁德养成当自孝悌始。孟子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所谓“亲亲”，亦即“孝悌”。只有“亲亲”之“本立”，方有“仁民而爱物”之“道生”，才能将“为仁”由狭隘的善待家人扩充至博大的善待人群万物。故曰：“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众所周知，“仁”是孔子之道的核心，孔子之道即“为仁”之道。所谓“仁”，即为人处世的大道。《大学》开篇即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个“至善”，就是“仁”。“仁”从字形结构上看是“二”“人”，故“仁”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二”的上画象“天”，下画象“地”，故“仁”还象征着人立于天地之间，体现了人与天地自然的关系；“人”在“天”“地”之间，有如天地之心。天地有好生之德，故人亦有向善之念。因此，“仁”就是与人为善、与天地万物为善。

仁有仁心与仁德之分。仁心与生俱来，仁德则需后天养成。仁德之养成，必需要以“仁”发心，以“智”择善，以“勇”行善。是故《中庸》云：“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

在《论语》首章中，孔子讲“学而时习之”。其“学”，即学“为仁之道”。而有子此章，则阐明了“为仁之道”在于“务本”，“为仁之本”乃是“孝悌”，并指出了不“孝悌”对于整个社会的危害。其理虽浅近，但却是孔门教学的要义。

本章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有注解认为：“忠是以孝悌为前提，孝悌以忠为目的”。虽然在两千多年的专制统治中，专制者出于统治利益的考虑，确实一直在作“移孝作忠”的努力，但若据此认为“孝悌说是为封建统治和宗法家族制度服务”的，那就大错特错了。“食物”确实可以维持“封建统治者”的生命，但若据此认为“食物”是“为封建统治和宗法家族制度服务”的，则显然是荒谬的。“食物”是人类生存的天然需求，而“孝悌”则是人类情感的天然体现。犬马尚知维护主人，禽兽尚能善待同类，难道人反而羞于善待家人、耻于言及“孝悌”？

事实上，真正儒家所尚者，乃是“道”、是“仁”、是“义”。儒家诸德，无论是“孝、悌、忠、信”，还是“刚、直、智、勇”，抑或“温、良、恭、俭、让”，皆需“顺于道”、“依于仁”。因为“仁”才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儒家行为的准则。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这个“一”，就是“仁”。即使是在皇权专制已经实行了一千多年、“忠君”已成绝对政治正确的南宋，理学家朱熹也并没有将“忠”解为“忠君”，而是说“尽己之谓忠”。至于先秦儒家，就更不会将“忠君”置于行道之上了。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说“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又说：“君子义以为上”；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说：“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难道儒家的态度还不够明确吗？

儒家尚仁崇义。因此，虽然先秦的社会组织形式是封建制和宗法制，但却并不能就此认为儒家主张封建制和宗法制。因为儒家主张的实际是“义”，是仁的理性实践路径。《中庸》云：“义者，宜也”。在先秦时代的技术和治理条件下，谁又能找得到比封建制和宗法制更合宜于大疆域管理、更有利于天下安定的社会组织形式呢？

孔子在当时出行要乘马车，但谁会相信孔子若在现代出行，还会坚持只乘马车，而不坐汽车、飞机呢？实际上，无论是古时的封建制、世袭制，还是现代的民主制、选举制，都是适应于不同技术条件的、“合宜”的社会治理形式，是儒家之“礼”的一种模式。

孔子曰：“礼以行义”；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1.12）。正因为儒家制礼是为了行义用和，因此，使社会治理模式与时俱进，充分利用技术和制度进步，以最大限度地践行仁道、行义用和，就会成为儒家的必然主张。看不清这一点，就说明并没有真正理解儒家，没有理解“仁”，更没有理解孔子所谓“吾道一以贯之”的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