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德慎罚”的释义和由来

“明德慎罚”出自《尚书·康诰》。从字面上来理解，“明德”就是指加强自我克制，倡导敬德、重德、保民、惠民；“慎罚”是指适用刑罚手段时要谨慎，主张避免滥刑、禁止滥杀无辜。“明德慎罚”法律思想可以概括为“崇尚德政”和“慎用刑罚”，即强调重视道德教化和刑罚适中宽缓。

“明德慎罚”发端于西周时期，建立在“以德配天”政治思想原则基础之上，是对商代统治合法性解释“帝祖合一”的破除。殷商时期的统治者宣称，其统治得到了神灵和祖先的保佑。因此，商朝人更多地把权力合法性的来源归结为以“帝”为核心的诸神和商王的祖先即“先公先王”。与此相对应，商朝的法律特点之一是神权法的成分比夏朝更多。《礼记·表记》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这不仅体现在立法原则和刑法中的“矫诬天命罪”，还表现在司法制度中的神判和天罚。“神判”即假借神的旨意进行审判；“天罚”即假借天意进行处罚，商王便通过占卜来推行神判。周人为什么会取代商王朝的统治，周公解释为因为周人有德，得到了天的佑助。《左传·庄公三十二年》中的一句话，可以精准概括这一演进过程，即：“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我们必须看到，虽然“以德配天”还留有一定的神权法思想痕迹，但内涵和重心已经开始转移到以重民、保民为特点的实践上。

“明德慎罚”与“敬天保民”政治思想息息相关。一方面，周公把“天命”与德行自然联系起来。他深刻认识到“殷鉴不远”，牢记商王朝灭亡的教训，得出一个结论：“唯命不于常”，即“天”对某个王朝的保护不是固定不变的，进而提出了“敬天保民”，即敬从天命、怀保小民。在周公看来，“天命”始终与统治者的德行密切相关，从而给“天命”赋予了恒久不变的道德品质。另一方面，周公在“天命”与“民情”之间做了链接。《尚书·康诰》有言：“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见。”意思是说，“天”的威严是可怕的，它是否真诚地保佑你，从民情中可以看得见。换言之，民情和民心是感知天命的一面镜子。因此，怀保小民，既要体察民情，还要慎用刑罚。

作为西周法律指导思想，“明德慎罚”是“以德配天”“敬天保民”等政治理论在法律思想上的具体细化和自然延伸。周公曾对自己的弟弟康叔说，“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袛袛，威威，显民。”大意即：“只有我们英明伟大的父亲周文王能够做到彰显美德并慎用刑罚，不敢侮慢鳏寡之人，任用那些该任用的人，尊重那些该尊重的人，惩罚那些该惩罚的人，并将其中的道理明白地告知民众。”因为民心向背代表了天命，因此要重民保民，不能滥用刑罚和草菅人命，并将政策、法律的原则明白告知民众，争取民众对政策、法律的支持。

“明德慎罚”的内部分野与沿革

“明德慎罚”内含了道德教化与慎用刑罚两个方面，缺一不可。“敬天保民”重在保民，“明德慎罚”则重在“慎罚”。

在道德教化方面，周公在《酒诰》中提出“勿庸杀之，姑惟教之”。即“不用杀他们，暂且先教育他们”。杨鸿烈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一书中称之为“法律感化主义说的最明白的有《酒诰》”。春秋时期，孔子明确主张对统治者和民众进行教化，即教育感化，政教风化，化民成俗。之后，孟子提出“性善”论，并断定每一个人都能充分发挥自己的道德自觉，实现人性的良善，“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则从“性恶”论出发，主张通过人为的努力创造出人类社会所需要的善，即“化性起伪”，其中重要的一环即“明礼义以化之”。两者殊途同归，孟子强调了道德教化的基础和可能，荀子强调的则是道德教化的方式和手段。

在慎用刑罚方面，周公认为，刑罚是国家用来维持秩序的手段，用刑不当必然招致民怨，这是商王朝后期滥用刑罚导致民怨沸腾得出的宝贵历史经验。《周礼·秋官》即有“三赦之法”，即对年少体弱的人、老人及智力有障碍的人采取宽宥政策。西周统治者在“明德慎罚”思想的指导之下，制定了一系列刑罚适用原则，对罪犯不再一味诛杀，而是注重动机与证据，区分犯罪情节的轻重，摒弃动辄株连的传统，是中国古代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的一大进步。汉朝以后，一系列保护鳏寡孤独、老幼妇残的恤刑原则和法律制度得以确立，汉惠帝元年诏：“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满十岁，有罪当刑者，皆完之。”“完之”即“不加肉刑”。汉成帝定令：“年未满七岁，贼斗杀人及犯殊死者，上请廷尉以闻，得减死。”唐初修订法律，死刑罪的数量减少近一半，通过减少死罪、减轻刑罚，体现德主刑辅的基本方针，同时通过制度设计严格死刑案件的审核程序。《唐律疏议》关于宽仁恤刑的规定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妇女犯罪行刑上享有特殊规定。《隋书·刑法志》载，《梁律》扩大对女子用刑的限制，规定：“女人当鞭杖罚者，皆半之。”“女子怀孕者，勿得决罚。”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的恤刑思想源远流长、弦音未绝。

“明德慎罚”的现代传承与发展

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始终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法安天下，德润人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强调法治和德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既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对治国理政规律的深刻把握。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就要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为全面依法治国创造良好人文环境。道德是基石，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道德滋养对于法律信仰、法治观念、规则意识的培养具有基础性作用。只有重视道德教化，才能促使道德转化成为内心的法律。要坚持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高度重视道德规范社会行为、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引导广大人民群众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良好道德风尚，引导公民既依法维护合法权益，又自觉履行法定义务，做到权利和义务相统一，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相一致，自觉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

把加强道德养成和培养法治精神融合起来，提高全民法治意识和道德自觉。法律要发挥作用，首先全社会要信仰法律；道德要得到遵守，必须提高全体人民道德素质。要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引导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使人们发自内心信仰和崇敬宪法法律；同时要加强道德建设，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提升全社会思想道德素质。要在道德教育中突出法治内涵，注重培育人们的法律信仰、法治观念、规则意识，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营造全社会都讲法治、守法治的文化环境。要把道德要求贯彻到法治建设中，法律法规要树立鲜明道德导向，弘扬美德义行，立法、执法、司法都要体现社会主义道德要求，都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其中，使社会主义法治成为良法善治。要运用法治手段解决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依法加强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失德行为的整治，对见利忘义、制假售假的违法行为，要加大执法力度，让败德违法者受到惩治、付出代价。

尊重和保障人权，不断加强人权法治保障。中华法系凝聚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智慧，有很多优秀的思想和理念值得我们传承，其中就包括“德主刑辅、明德慎罚的慎刑思想”和“保护鳏寡孤独、老幼妇残的恤刑原则”。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实行特赦，依法对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年满七十五周岁、身体严重残疾且生活不能自理的等九类服刑罪犯实行特赦，向世人展示了中国的法治精神和人道主义精神。要将明德慎罚所蕴含的慎刑思想和恤刑原则发扬光大，就必须坚持以法治保障人权，保障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和基本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不受侵犯，保证公民的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利得到落实，保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权。要适应刑事犯罪发生结构性变化新形势，贯彻并完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进一步完善刑事诉讼程序，深化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坚持少捕慎诉慎押，保障当事人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服刑人员、戒毒人员及刑满释放人员的合法权利，扩大适用非羁押手段，最大限度减少社会对立面，建立健全权利救济和救助制度，使中华法治文明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原标题：《法治文化

“明德慎罚”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