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法”思想是综合“法”“术”“势”三派而成，由于人文理性精神在春秋时期的不断发展，法家之前的各家思想无论是要人修身养性，还是兼爱天下，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都不具有操作性。

如儒家主张提升人的道德修养，墨家主张兼爱等，都在一定程度要靠人们的自身修养。先秦诸子中，儒家是最早主张道德修养的，儒家主要要求君子意念真诚，无论在外还是独处都一个样子。

孔子讲君子在任何时候，无论是艰难之时还是颠沛流离的时候，都“无终食之间违仁”。

这里无论是“诚意”还是不违背“仁”，都是在讲自我约束。这里他们并没有试图通过外力去约束，而是要求君子主动地去遵守，他们更多强调的是行为的主动性，并非是借助某些外力去强迫自我反思。

这种个人的道德修养，到了孟子将其扩展到政治上，他强调道德权威，将道德权威与国家命运联系起来，从而使君主行仁政。孟子讲：“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虽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这里孟子认为君主如果不向往道德，无意于仁，即使将天下给予了他，政权也不会长久。

这里孟子实际上主张君主应发挥道德在政治中的作用，实行仁政，使民众能够心悦诚服地归顺自己，而非一味的依靠暴力、权势。

他在这里并没有以“天命”“道”等思想来限制君主，使君主实行仁政，实际上也是强调了君主实行仁政，向往道德的主动性，他要求的是君主自我要求，自我约束。

在对君主的要求上，作为先秦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他认为“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这里荀子实际上看到了在战国末期君权逐渐走向集中的社会大背景下法家所提倡的“法治”存在的局限性。

法律在君主治国中虽然很重要，但是君主才是更重要的（“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治之原也。”），也就是说，归根到底治国的好坏更重要的是君主自身。

正如韩非所讲得像尧舜那样的君主很少，大多数君主都只是具有中君之资，让具有中君之资的君主去实行法治，然而最终那些君主是否能够实行法治，却要依靠君主自身的觉悟与道德修养。

荀子主张君主都应该修身养性，提高自己的水平，能够约束住自己，他讲：“君者，仪也，仪正而景正。”

这就是说，君主能够通过自身的修养去影响臣民，在这一基础上法家所提倡的“法治”才能真正得到实施。韩非也讲：“为人君者犹壶也，民亦水也壶方水方，壶圆水圆。”

这就说明韩非也是主张君主应作出以上率下的榜样示范的。从当时的社会现实来看，只有秦国真正实行了“法治”，其他诸侯国都半路夭折，从这点来看，虽然荀子要求各诸侯国的君主应向尧舜看齐，具有一定的理想性，但是其主张在当时不被重视，并非只是因其思想的理想性，更多地是因为操作性难的问题。

应该说儒家主张发挥道德在政治中重要作用的思想，从后来秦二世而亡的教训来看，是值得借鉴的。

从汉武帝将儒家作为国家统治的正统思想，重视血缘伦理在政治中重要作用的结果来看，儒家的道德思想对于维护君主统治是有利的。

但是这种思想在当时看来并不具备操作性。韩非以李兑饿死赵武灵王、晋骊姬之乱的事实，鲜明地指出了在当时各诸侯国的政治生活中，君臣、父子、夫妇伦理关系已经遭到了破坏，维系诸侯国内部稳定的不再是父子、夫妇之间的亲情，而是利益。韩非还以孔子为例，指出当时“盖贵仁者寡，能义者难也。”

的社会现状，他认为像孔子那样的圣人，周游列国，对他心悦诚服的也只有七十人，而造成这一结果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上看重仁义的，愿意去遵守仁义礼智信等高尚道德的人是很少的。

这就说明，整个社会对自身修养的提高，对成仁成圣的追求是非常淡薄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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