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孟子和荀子一衣带水，孔子和孟子同门师兄弟，都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而在儒家思想中，孔子是绝对的精神领袖。然而，在孔子评价泰伯和仲雍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对泰伯的评价是“至德”，而对仲雍的评价仅是“逸民”，这一巨大的反差向我们展示了仲雍被忽视和低估的事实，以及孔子的评价是否太过片面。下面将对孔子轻视仲雍的行为进行探究，更好地理解古代儒家思想。

周朝建立后，彭、衡、蔡、郑四个国家已经灭亡，周武王就要求各个分封诸侯国协助他在实行分封制度时维持中央政权，稳定政局。然而，分封制度的实行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如分封地升值，地主占有陆续扶植的武装力量而造成开国君主无法控制局面。

周初有个青铜器代表人物古公亶父，为了维护周家的权威和地位，制定出新的分封制度，把兄弟之间、父子之间的分封关系减少甚至一度取消。但随着古公亶父去世政策普及效用也逐渐衰减，长子承袭大王位，而其他弟弟、堂兄弟就干脆被打发到远方去做了地方官，干脆割断想造反的可能。当然他们所管的土地越来越大，士族宗族逐渐发达就又开始搞些小动作，久而久之就成了对中央政权的挑衅，最终导致了分封制度崩溃。

古吴国是西周时期情妇所生的一位诸侯。在他的三位儿子中，长子为古泰伯，次子为古仲雍，三子为古季历。古公想把王位传给三子季历的儿子，但是传统的氏族传位必须是长子长孙，也就是说季历没有资格继位。这让父亲心存石头终日郁闷，泰伯和仲雍看出了父亲的心思，为了父愿就想到了出走。兄弟俩一合计，就以父亲生病需要采药为由，双双离开岐山来到江南，最终止于无锡的梅里，在当地开始建立起句吴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千里奔吴”故事。

在江南建立起句吴国之后，他们进行了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和水利建设，为江南文明的开创打下了基础。这次移民的组织者就是古吴国的二皇帝——仲雍。也就是说，古吴国是在仲雍的领导下逐渐成长壮大的。

此外，当泰伯在国家内部制度方面遇到困难时，仲雍都在默默地帮助他，比如建议他到当地剃头和深入了解蛮族，以便更好地管理国家。如果没有仲雍的帮助，泰伯可能就不能建立起句吴国，更无法在江南开辟这个崭新的文化地带。泰伯能够建设江南，仅仅是因为他有智慧的仲雍可以帮助他。

在众多的历史人物中，孔子被尊为“最圣的圣人”，由于其伟大的思想和学说成为了中国古代的正统思想，深受人们推崇。然而，虽然孔子的思想也包括礼让、奉行父命等观念，但他却不像现在这样把个人的作用看得很重，而是强调大义和政治上的合法性。在评价泰伯和仲雍时，他更注重泰伯的行动和影响，把仲雍看成是一个追求个人安逸、不愿意参与政治的人，因此给了仲雍“逸民”的评价。

另外，孔子生活在战国时期，那时的儒家思想已经变异，强调“君子”的精神状态，认为“君子”的性格特点是品德高尚、孝敬父母、尊敬长者和负责任。这种思想既体现在他的学说中，也转化为对人物评价的标准。因此，他不太可能认为仲雍是一个优秀的国家领袖，因为他没有参与到大规模的政治活动中。

然而，我们可以对孔子的评价进行反思。因为古代社会的家族概念比较重要，人们往往在谈论人物功过时更容易把这个人的血缘关系带入其中。在这种情况下，将仲雍作为泰伯的弟弟而不是作为古吴国的二皇帝来评价，可能会导致忽略仲雍在江南文化开创中所扮演的重要作用。

此外，孔子的评价往往比较片面，更注重人物的品德和性格特点，而忽略了历史的背景和政治作用。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更多地考虑仲雍对江南地区和吴国文化的影响，以及他在史实中的作用。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古代人物以及当时的历史背景。

综上所述，孔子对仲雍给出的评价虽然不太高，但是这并不代表仲雍的历史价值和作用不大。在评价历史人物时，我们应该多角度地考虑其背景、行动和影响，才能更全面地认识他们的历史地位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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