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因为教出了俩法家高徒韩非子和李斯，在历史上一直不受儒门待见，谭嗣同更是在《仁学》中指斥：“常以为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两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梁启超的评价还稍微客气一点，指出荀学之特质：一尊君权，二排异说，三谨礼仪，四重考据。在晚晴维新派心目中，尊君权、排异说当然与倡导民主、平等相对立，而与专制独裁相一致。

最近系统研读法家思想，于是将荀子著作又研读了一番，对荀子思想有了更精准的理解。

荀子生活于约公元前年至公元前年间，已是战国末年，他死后17年，秦始皇统一中国。这是战国七雄纷争最激烈的时期，因此，出于救世情怀，荀子融汇了道家、法家思想，将孔孟开创的儒家思想发展为既不放弃其高标之理想、又具有切实可操作性的新阶段，因此，冯友兰先生在其《中国哲学简史》中专门列出第十三章，题目是“儒家的现实主义派：荀子”，很精准地概括出荀学的特质。

荀子是赵国人，其祖上是晋国贵族荀息，被封荀国故地，以地为氏。三晋之地（韩、魏、赵）为刑名法术之学的大本营，法家大咖申不害(约公元前～前)是郑国人，但在韩为相19年，以重“术”著称。慎到（约公元前～约前)和荀子一样也是赵国人，早年曾“学黄老道德之术”，是从道家分化出来的法家。商鞅（约公元前年－公元前年）是卫国人，早年曾侍奉魏国国相公叔痤任中庶子。韩非子是韩国旁支公子。

韩、魏、赵处于七国纷争的中心位置，竞争之激烈、博弈之残酷无出其右。注重功利、强调实用、追求立竿见影的法家思想成为此地的特产。

在这个时代、在这种环境下，荀子将儒家由高蹈迂阔的孔孟儒家发展为到深接地气注重实操的荀子儒学。

和孔孟一样，荀子也追求内圣外王，但荀子深刻地认识到孔子所强调的“仁”“礼”、孟子强调的“义”固然美好辉煌，但在礼崩乐坏的战国末期，对于绝大多数芸芸众生来说，实在是过于虚幻缥缈，而用这些学说去游说焦虑狂躁的七国君主，也是缓不济急（也就是然并卵）。

说得再简单一点就是：在西周早期，那是人口不多，人与人之间、诸侯与诸侯之间的竞争还没那么激烈、残酷，人的欲望还没那么膨胀，因此仁义礼仪廉耻等软约束还比较有效，但经过六七百年的发展，到春秋后期，周公制定的礼乐制度早已崩溃，人的贪嗔痴等原始欲望如洪水猛兽般喷涌而出，此时，如果还抱残守缺地幻想用仁义礼仪廉耻等软约束去说服、教化、引导上至诸侯国君、中至各级官员、下至平民百姓，那无异于扬汤止沸。

人与人的竞争、国与国的竞争，已经是欲望与欲望的博弈、利益与利益的争夺、实力与实力的对抗了。当此时，儒家思想必须与时俱进，从软约束进化跃迁到软约束与硬制度、仁义礼制与刚性法治相结合的阶段。

需要说明的是，荀子精通《易经》，刘向《孙卿书录》称荀子“善为《易》”，郭沫若《周易之制作时代》、李泽厚《荀易庸记要》、台湾学者黄沛荣《周易彖象义理探微》等都认为，《易传》中的部分内容就是荀子思想。而《荀子?大略》中有“善为《易》者不占”之语。

从我研读《易传》的体会看，《易传》中有大量道家、法家思想，更接近于荀子而非孔孟。

《易经》自古就有“变经”的说法，但变与不变却又是统一联系在一起的。天道运行的规律：“唯变所适”。 　　

《系辞》说：“《易经》之为书也，不可远，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

《易经》的核心就是“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强调人要积极主动应对外部世界的变化，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这种精神在荀子思想中被发扬光大。

荀子《天论》说：“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意思是：天主持着时令，地把持着财源，人能够治理天地，这就是“参”。放弃人能治理天地的主观努力，却希望获得人治理天地后的成效，就是“惑”。　

于是，荀子放下身段，在坚持仁义、坚持内圣的同时，开始强调对人的已经膨胀的欲望的约束、对欲望膨胀后造成的罪恶的制裁惩罚，于是，荀子将孔子的偏于软约束的“礼”发展为偏向硬约束的制度，并进而发展为刚性的法治规范。

为了解决人们，人们的争斗抢夺，荀子认为可以使用两种方法：一是“分何以能行？曰：义”。一是“分莫大于礼”。前一种侧重于道德教化；后一种则侧重于礼法制度。

据此，荀子提出了“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的命题。这个命题包含两层意思：

第一，礼法并举、王霸统一。他认为“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成相》），“礼以定伦”，法能“定分”，二者可以相互为用。只是法的特点表现为通过赏罚来维护等级秩序。

第二，礼高于法，礼为法之大本。只讲法治，不讲礼治，百姓只是畏惧刑罚，一有机会仍会作乱。他把“法治”称为“暴察之威”，“礼治”称作“道德之威”。法治至其极也不过为“霸”，而不能成“王”。如果以礼义为本，则法治就可以更好地发挥作用了：“故礼及身而行修，义及国而政明，能以礼挟而贵名白，天下愿，会行禁止，王者之事毕矣”（《致士》）。

说得简单一点就是：对于积极向上、自觉性好的同学，就以教育引导为主，对于恃强凌弱、屡教不改的流氓混混就绳之以法，让他尝尝国家机器的威力。

至此，荀子与法家已经是一步之遥了。

如果对照李光耀之下的新加坡，我们就会发现，新加坡的威权精英政治体制，其实就是荀子思想的最佳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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