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课程已经有十多年了，但对法家思想的理解一直都有“刻薄寡恩”、“阴谋权术”的偏见。最近因为再次讲到法家思想，终于将《荀子》、《韩非子》、《商君书》、《管子》等与法家相关的著作全部重读一遍，这才发现，法家思想的价值远远超越了“刻薄寡恩”、“阴谋权术”的狭窄理解，它是中国战国时代就已经出现的一套关于权力运行的管理工具，法家思想的本质是逻辑严密的工具理性。

法家思想在战国时代才出现有其必然性。

此前，本来浑然一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分化为道家、儒家、阴阳家、墨家、兵家等思想，作为政府管理理论，道家过于原则、玄虚，儒家过于理想、迂腐，对于解决迫在眉睫的现实危机、现实问题都难以奏效。于是从道家发展而为黄老思想，也就是将道家哲学思想运用于政府管理中，由这一派别就自然地发展出了慎到的“势”的思想、申不害的“术”的思想，商鞅再将魏国李悝、吴起改革思想融会贯通发展为注重法治的思想。在然后战国末期的韩非子再将法术势思想融为一体，成为法家思想集大成者。

《史记》记载李斯“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荀子的“帝王之术”，通过李斯后来的实践，体现出来。荀子是战国末期人，他死后17年，秦始皇统一中国。这是战国七雄纷争最激烈的时期，因此，出于救世情怀，荀子融汇了道家、法家思想，将孔孟开创的儒家思想发展为既不放弃其高标之理想、又具有切实可操作性的新阶段，因此，冯友兰先生在其《中国哲学简史》中专门列出第十三章，题目是“儒家的现实主义派：荀子”，很精准地概括出荀学的特质。

由以上发展脉络我们可以看到，法家与此前的儒家、道家有很大的不同，儒家主要提供价值观方面的作用，道家主要提供思维方式、方法论的作用，而法家则是在儒道两家基础上主要提供关于权力运行的管理工具和管理技术，法家思想的本质是逻辑严密的工具理性。

法、术、势都是在这个意义上呈现其价值的。

管理说到根本是对人性的引导和控制。人性中既有良善的一面，也有邪恶的一面。对于良善的方面，我们可以通过激发、引导来培养、强化，在这方面儒家、道家都有很好的论述和设想。对于邪恶的方面，此前的儒道两家都没有切实可行的方法，儒家的教化和道家的小国寡民的思想在春秋战国时代礼崩乐坏、欲望膨胀、你死我活的时代日益显示出迂阔玄虚，直接针对人性中的欲望、邪恶的法术势管理工具管理技术显示出其立竿见影的威力。

战国时代，魏国、韩国、楚国、秦国都先后采用法家学说，积极主动变法革新，其背景正在于此。

以我近20年的管理经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信仰并非他们的每日所需，因此仅仅每天对芸芸众生进行理想信念教育，不对违法乱纪行为进行及时有效的惩处制约，任何人都不会对制度规则产生敬畏与戒惧，而理想信念最终都会沦为空谈。

儒家思想传播了两千多年，可是中国人的道德水平、文明程度却从来没有提升过，而人心不古的议论却代有传人，原因无他，没有令人畏惧、体现社会公平正义、对所有人一律平等的法律制度的切实实现，没有依法治国，儒家只能沦为空谈，而中国社会则满街行走的都是伪君子。

既然是管理工具和管理技术，法家就一定会将管理实践中所有可能发生的问题、隐患都会展现出来，加以讨论、研究，并提出解决方案。因此，和儒道两家不同的是，法家更多的讨论人性中的邪恶方面，并对这些邪恶提供应对方略、解决方案。

不幸的是，人都喜欢听好话，不喜欢听坏话。法家悲催的是：他们以冷静的心态、犀利的眼光、深刻的思想揭示出了人性中的种种深幽、曲折、阴暗，他们深知，只有有效地应对这些深幽、曲折、阴暗，才可能将一个组织引导到健康、向上的通达之路。

可是，绝大多数的人们看到法家揭示出来的种种深幽、曲折、阴暗时，第一反应就是：法家太阴暗了，他们居然把人想得那么坏！

《列子˙说符》:“察见渊鱼者不祥,智料隐匿者有殃。”《韩非子˙说林》：“古者有谚曰：知渊中之鱼者不祥。”这两个引语说的就是法家：你们居然敢说实话！你们必须被钉上耻辱柱，以此显示出我们的高尚、纯洁、理想。

从此之后，所有中国统治者都假装不喜欢法家，而实际上用的都是法家。

作为工具理性的法家，其法术势都是管理技术和管理手段，本身是中性的，其在现实社会中之优劣祸福，完全根据使用者的目的、心性修为、能力决定。目的正派、修为超卓、能力超群，法术势就是造福社会的工具，反之则危害社会、伤害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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