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诗》学转型与

刘向《诗》学思想考察

郎松雪

摘要:先秦时期《诗》学研究以孔子及其弟子为代表，突破了西周时期《诗》学在官府以及诗义阐释固定化的传统，开创了联想体悟式解《诗》方式，体现了追求自由创新的文化精神。西汉时期《诗》学研究回归官府，但又不同于西周时期，出现了鲁、齐、韩三家今文经与《毛诗》古文经的《诗》学研究。两汉时期强调《诗》学通经致用与服务政治的目的，体现了文化服务社会的现实意义。但今文经诗学更强调《诗经》讽谏意义，将《诗》学政治化、神圣化、工具化;古文《毛诗》则在自身经典化过程中，结合《诗》本身发展规律，将《诗》学研究历史化、严谨化。刘向《诗》学思想孕育于两汉《诗》学转型过程之中:一方面保留先秦诗学的独立创新精神，不断解读《诗》中新意，服务政治需要;另一方面体现今文经《诗》学批判时事的特点，企图以《诗》规范执政者的道德行为，起到改良社会、教化风俗的作用。

关键词:两汉时期;《诗》学;刘向;《诗经》

清永怀堂《诗经》

孔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1］44两汉《诗》学既有今文、古文之分，又有官学、私学之别，还有师学、家学传承之杂。汉代《诗》学这些发展特点明显不同于先秦时期，体现了汉《诗》传播形式、思想内涵、社会功能各个方面的重要转变:

一是两汉今古文《诗经》体现不同治《诗》风格。《诗经》在汉代被称为《诗》《诗三百》或“三百五篇”。班固:“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2］因此，汉代建立以后，以口耳相传的鲁齐韩三家诗得以传承，并用汉代隶书著于竹帛，称今文《诗经》。今文《诗经》凭借自身解《诗》知识价值体系，在汉初私学传播时期，汇聚成儒学特有的解《诗》精神内涵，将《诗经》政治化、神圣化、工具化，不断彰显儒家诗学的政治活力。与今文《诗经》相对，古文《毛诗》发迹也比较早，河间献王刘德时期便立于诸侯国，但却一直没有进入中央政权，与今文三家诗地位无法比肩。正因如此，古文《毛诗》治诗风格更显西周古风，在自身经典化进程中，逐渐形成历史化、严谨化诗学特点。

二是两汉《诗》学以官学为主，私学为辅。西周时期，《诗经》是官府用来培养贵族子弟基本技能的工具。《礼记·王制》曰:“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3］孔子及其弟子的《诗》学研究，打破了周代王官之学控制，实现《诗》知识体系更新与下移，《诗》的经典教化意义逐渐在官府与民众中同时传播，在儒生不断努力演绎下，完成自身经典化过程。汉代《诗》学研究最初就是来源于民间私学:《鲁诗》始于鲁人申培公，《齐诗》为齐人辕固生，《韩诗》是燕人韩婴，都是私人《诗》学在各地的代表人物。后来在汉代修养生息政策下，逐渐形成自身学术体系，形成独具特色的解《诗》风格，武帝时期，正式从学问走向学官，奠定汉代私学《诗经》与官学《诗经》融合发展的格局。

三是两汉《诗》学形成鲜明师学家法之特点。汉初七十年间，政治体系中没有出现真正意义的官学《诗经》。汉代《诗经》学者继承孔子及其弟子私学教育的传统，在诸子学蓬勃发展的学术缝隙中，发挥私学授受持久张力，形成汉代经学发展中脉络清晰的师法、家法传承，也为汉代《诗》学政治化和家族化创造有利生存条件［4］。正如洪湛侯《诗经学史》说:“汉人治经，最重师法。师之所传，弟之所受，一字不敢出入，违背了师说，则废弃不用。大致说来，前汉重师法，后汉重家法”［5］。汉代鲁齐韩三家诗学有着清晰的师学家法传承脉络，只有《毛诗》传承脉络尚有疑问之处。

刘向《诗》学思想是两汉《诗》学转型独具特色的时代缩影，考察其《诗》学传承、引《诗》用《诗》特点、以及《诗经》文献分类著录等方面的《诗》学活动，既是了解两汉《诗》学转型的全新视角，又是对刘向《诗》学思想的再次深入思考。

一、刘向《鲁诗》传承与发展

班固撰《汉书》

据《汉书·楚元王传》载:“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好书，多才艺。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丘伯。伯者，孙卿门人也。及秦焚书，各别去。高后时，浮丘伯在长安，元王遣子郢客与申公具卒业”［6］。刘交是刘向远祖父，年轻时与《鲁诗》传人申培公、穆生、白生一起跟随浮丘伯学习《诗经》，浮丘伯是荀子弟子，而荀子所传承《诗》学，世人历来认为是《鲁诗》之源。因此，刘交所习《诗经》与申公《鲁诗》同宗。如上文所述，汉人治经，有师法、家法之分。师法指师之所受;家法指师弟传授专守一家之学。如此，刘交与申公都习《诗》于浮丘伯，是为师法;而《鲁诗》《元王诗》则为家法。汉人最重视师法、家法传承，《元王诗》发展脉络尚不清楚，但《鲁诗》却发展成为汉代三家诗之首，因此在家法失传的情况下，刘向父子一直传承《鲁诗》几乎是定论。

民国时期学者叶长青《汉书艺文志问答》说:“故刘向学《鲁诗》也。观其《所序》《说苑》《新序》《列女传》诸书，引《诗》与《毛诗》绝异，可证”［7］44。叶长青并且在该书《诗经》之《鲁诗》传授图中，标出刘向的《诗》学传自《鲁诗》(参考图1)。

由图1可知，刘向《诗》承浮丘伯《鲁诗》系统，与高嘉、右师细君、魏应、许晃同为《鲁诗》传承者。高嘉，据《后汉书》记载:“高诩字季回，平原般人也。曾祖父嘉，以《鲁诗》授元帝，仕至上谷太守。父容，少传嘉学，哀、平间为光禄大夫”［8］。高嘉为帝师，高诩为博士，世传《鲁诗》。许晃，平帝时人，《授经图义例》称晃“受《诗》申公，传李业”［9］。许晃距离申公时代甚远，其受《诗》申公之说显然不可靠，但其授《诗》于李业，《古今图书集成》也有记载:“按《后汉书》本传，业，字巨游，广汉梓潼人也。少有志操，介特习鲁诗师博士许晃”［10］。右师细君，据《后汉书》载:“包咸字子良，会稽曲阿人也。少为诸生，受业长安，师事博士右师细君，习《鲁诗》《论语》。”［8］由此推知，刘向跟高嘉、右师细君等都是传习《鲁诗》。

西汉时期，《鲁诗》官学与私学蓬勃发展，门人弟子众多，不仅在学术上影响广泛，而且在政治上也叱咤风云，达到发展顶峰，这在诸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印证:一是《鲁诗》是《汉书·艺文志》四家诗中最早在汉代出现的。据清朝范家相《诗瀋》载:“《六经》之出，《诗》为最先，四诗之出，《鲁》为最先。”［11］可见，《鲁诗》为《六经》中出现最早的;二是《鲁诗》也是最早列于学官的。《汉书·楚元王传》载:“文帝时，闻申公为《诗》最精，以为博士。”［6］从学问走向学官，这是质的飞跃，学子可以通过研习《鲁诗》走向仕途，这保证了《鲁诗》在汉代传承的规模和质量。据王国维《汉魏博士题名考》统计［12］(参考表1):

在汉代，五经博士共有人，《诗》博士37人，占总数比35%，《鲁诗》博士23人，占《诗》博士62%，比另外两家合起来还要多6人。可见，把《鲁诗》说成是当时的显学也不为过。正如清范家相在《诗瀋》中所说:“盖当时最尚《鲁诗》矣。”［11］

三是《鲁诗》本身比较贴近《诗》原义。《汉书·艺文志》:“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2］41王念孙《读书杂志》卷五:“既言咸非其本义，则无庸更言皆不得其真。余谓与者，如也。不得已者必欲求其本义也。言三家《诗》说皆非其本义，必欲求其本义，则鲁最为近之也。”［13］因为申公只为《诗经》训诂，然后教导他人的，并没有对《诗经》微言大义过度引申，因此接近《诗经》本义，也更为当时学界所接受。《鲁诗》在汉代盛极一时，西汉文帝时便立于学官，东汉熹平石经著述七部经典中《诗》的代表正是《鲁诗》。

在家族内因与政治外因的双重影响下，刘向《鲁诗》传承既符合家学传统，又符合社会政治需要。同时刘向还不遗余力地推进《鲁诗》繁荣发展，主要表现:

首先，汉儒治《诗》更多继承荀子，常用“引诗以证”为表达手段。“《荀子》一书中引《诗》论《诗》80余处”［14］，超过孟子一倍还多，是孔门引《诗》最多之人，推动引诗之风达到极盛。在荀子“引诗为证”基础上，汉儒细化了引《诗》类型，朱自清先生提出引《诗》以证事、引《诗》论学养、引《诗》断案、引《诗》自责、引事以明《诗》、引《诗》以述史、引《诗》明制度、引《诗》记风俗等类型［15］－。由此可见，汉代“引诗为证”是非常普遍。朱自清还认为“汉人著述引《诗》，当推刘向为最”［15］。刘向在《说苑》《新序》《列女传》以及他的封事、奏疏中都屡屡引《诗》，确实是汉儒引《诗》最为繁密的学者。《荀子》引《诗》习惯用语“诗曰”、“此之谓也”，其也为《说苑》《新序》等书继承。

其次，荀子引《诗》配合《礼》《乐》使用，刘向引《诗》配合阴阳五行之义使用。荀子时期，六经中地位最高的是《礼》，社会重视《诗经》的礼乐教化作用。汉代社会，《诗经》早与礼乐分家，六经地位最高的《易》，社会重视《诗经》的政治讽谏功能。典型代表就是身为宗室的刘向:

向睹俗弥奢淫，而赵、衞之属起微贱，逾礼制。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故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及采传记行事，著《新序》《说苑》凡五十篇奏之。数上疏言得失，陈法戒。书数十上，以助观览，补遗阙。上虽不能尽用，然内嘉其言，常嗟叹之。［6］－

刘向采取《诗》中彰显国法家规中正面与负面事例，针砭政治时弊，大胆谏言，提升《鲁诗》政治影响力，激励莘莘求学之士，奉《鲁诗》为政治伦理法典，促进汉代《鲁诗》发展。

两汉时期将《诗》学的政治教化功能发展到极致，失去了《诗》的温柔敦厚，逐渐成为服务政治冰冷的工具、成为政治伦理奉行的法条，“三百五篇”，篇篇谏书耳！刘向是将《诗》政治化、神圣化、工具化的典型代表，既促进《鲁诗》发展走向巅峰，也开启《鲁诗》衰落消亡之前奏，刘歆时期即开始争立古文《毛诗》，便是看到了以《鲁诗》为代表的今文经《诗学》衰落的命运。

班固撰《汉书》

二、刘向引《诗》的驳杂与融通

刘向《诗》学思想众说纷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即刘向著作中引《诗》呈现出兼容性与驳杂性的特点，而要解释这一问题由需要回归两汉《诗》学发展历史。三家诗走向学官，成为五经之一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是一个思想融会贯通的蜕变过程。这也正好是刘向《诗》学思想形成的轨迹。

据黄梓勇统计［16］9－19，《说苑》引《诗》92次，《列女传》引《诗》次，《新序》引《诗》52次。据唐晏统计［17］，《说苑》引《诗》22条，涉及18首，《列女传》引《诗》32条，涉及31首，《新序》引《诗》5条，涉及5首。据笔者统计，《列女传》中引《诗》条，其中重复4条，疑为《逸诗》1条，涉及84首;《说苑》中引《诗》76次，其中重复2条，疑为《逸诗》5条，涉及56首;《新序》中引《诗》48条，其中重复4条，疑为《逸诗》4条，涉及30首，共涉及四家诗文及部分逸诗共计首。此次统计与黄、唐两位先生均有差距(参考表2):

唐晏先生统计的引诗中，还包括《国风》中的《芣苢》《墓门》《灵台》三篇，清范家相的《三家诗拾遗》中还有《庭燎》篇，在笔者统计中没有涉及，可能与参考版本不同有关。从刘向著作中的引《诗》情况看，刘向引《诗》偏重于“雅”、其次是“风”、最后是“颂”，引“雅”篇目时，更多引“小雅”(30首)：而在引“国风”篇目时，更多引用邶风(13首)、鄘风(6首)；在三部著作中都出现的篇目是:裳裳者华、小旻、巧言、文王、蒸民、抑、假乐、旱麓、荡(《雅》);柏舟、相鼠(《风》)。刘向引《诗》类型暗合汉代统治者引《诗》习惯，王红娟列举《汉书》中汉武帝以后帝王引《诗》情况［18］38:汉武帝直接引《诗》5条，4条出自《小雅》(《正月》《天保》《六月》《大明》)，1条出自《逸诗》;汉元帝直接引《诗》4条，2条来自《大雅》(《民劳》《文王》)，1条《小雅·十月之交》，1条《国风·邶风》;汉成帝引《诗》2条，1条《大雅·荡》，1条《小雅·节南山》;汉哀帝引《诗》3条，2条《小雅》，1条《国风·大车》。从帝王引《诗》内容看，武宣之际，引《诗》多解决国家政治问题，元帝之后引《诗》兼顾公私，而且引《诗》不仅限于朝堂之音的大小《雅》，还开始引用《国风》，表现出引《诗》的宽泛与灵活。

笔者又将刘向著作中次引《诗》与十三经《毛诗郑笺》相比对［19］，参考《三家诗拾遗》［20］，统计见表3:

刘向引《诗》次，可参证者次，涉及今本《毛诗》首。其中《列女传》引《诗》次，涉及今本《毛诗》86首;《说苑》引《诗》92次，涉及今本《毛诗》55首;《新序》引《诗》52次，涉及今本《毛诗》33首。通过与今本《毛诗》比对，刘向三部著作所引《诗》数量占39%，与诗文相似度占比81%。后面依次与三家诗比照，结果显示与《鲁诗》文本相似度最高。这组对比结果与黄梓勇《刘向〈诗〉学家法研究》中结果近似。黄文中说:“由是观之，向所引《诗》应据《鲁诗》之经本，然亦不能因之谓向之著作中，所有的《诗经》经文，全为《鲁诗》之经文。”［16］17在表3中我们也能看到，刘向在他的著作中，除了《鲁诗》，其他三家诗也都有所涉及，表现出他《诗》学思想的驳杂与融合。

郑玄撰《毛诗郑笺》

学人普遍认为，《鲁诗》源于申培，而申培“为《诗》训故”［2］41，故治《鲁诗》者严谨质朴;《齐诗》源于辕固，而辕固为《诗》作传，常言“汤武受命”［2］41，故治《齐诗》者善推演阴阳;《韩诗》源于韩婴，而韩婴为《诗》“作《内外传》数万言”［2］41，故治《韩诗》者善阐发《诗》义。其实，三家诗自汉初形成之日起，就带有互相借鉴融合的特点，同时不断迎合国家权力中心的政治需要。吕思勉说:“故儒术之兴，实时事使然，不特非武帝若魏其、武安之属所能为，并非董仲舒、公孙弘辈所能扶翼也。”［21］据《汉书》记载，申培不仅擅长《鲁诗》，同时也传授《谷梁》，查阅《谷梁春秋》发现，申公和大江公是《谷梁春秋》传授的重要环节。《汉书》又记载:江公弟子荣广“尽能传其《诗》、《春秋》……高材捷敏，与《公羊》大师眭孟等论，数困之”［6］。由此推断，《鲁诗》很可能引入《谷梁》经典。叶长青说刘向，既传授《公羊》《谷梁》，也传授《鲁诗》，因此其《诗》学思想一方面体现了驳杂，另一方面又体现出兼容，这也正合史书对刘向“通儒”之评点。

三、刘向《诗》学思想特色

刘向撰《列女传》

汉武帝时期，三家诗已经先后走进学官。经学地位在其不断融入政治中心的过程中，得到巩固和强化。因此，通经致用成为《诗》学发展的主要特点。《鲁诗》在申培公推动下，最早完成转型，政治目的最为明确。下面结合刘向《诗》学形式、内容、作用等方面，考察他《诗》学思想服务政治的特色。

首先，从形式上看，刘向引《诗》语句简短，多有“诗云”“此之谓也”“之谓也”为引《诗》标记。这与《鲁诗》存在着统一性。

《列女传·辩通传·齐宿瘤女》:

闵王至于此也，宿瘤女有力焉。及女死之后，燕遂屠齐，闵王逃亡，而弑死于外。君子谓宿瘤女通而有礼。诗云:“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见君子，乐且有仪。”此之谓也。［22］77

《诗经·小雅·菁菁者莪》: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见君子，乐且有仪。［23］

《列女传·辩通传·齐孤逐女》：

王曰:“善。”遂尊相，敬而事之，以逐女妻之。居三日，四方之士多归于齐，而国以治。诗云:“既见君子，并坐鼓瑟。”此之谓也。［22］79

《诗经·秦风·车邻》:

阪有漆，隰有栗。既见君子，并坐鼓瑟。今者不乐，逝者其耋。［23］

刘向引《诗》时，多节选1～2句《诗经》中的话语，这样简短的句子，有利于表达灵活自由。刘向著作中多是前面讲故事，后面说明道理或者作出评论，刘向摘取的诗句短小灵活，正可以满足这样的需求。而且刘向在引《诗》时，形式上有较为明显的标记。

其次，从内容上看，刘向引《诗》多引反映朝廷之音的《雅》言，其次还引用表达政治愿望的《国风》，整体表现出《诗》的讽喻功能与诗教功能。下面列举刘向引《诗》内容两则，具体分析:

1．裳裳者华:《毛诗序》说，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禄。小人在位则谗谄并进，弃贤者之，绝功臣之世焉。程俊英认为是周王赞美诸侯的诗［23］。

《列女传·母仪传·卫姑定姜》:“卫姑定姜者，卫定公之夫人，公子之母也。……君子谓定姜达于事情。诗云:‘左之左之，君子宜之。’此之谓也。”［22］11赞美定姜通达于事理，既善于用言辞劝说别人，又善于某事决断，是非常通达事理的人，因此，刘向引《裳裳者华》中语句赞美定姜。《说苑·修文》(卷十九):“是故士服黼，大夫黻，诸侯火，天子山龙;德弥盛者文弥缛，中弥理者文弥章也。诗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24］刘向用这段话说明人要有好的品行，有了好的品行才能成为大夫、诸侯，相反如果不修养美好品德就如同禽兽。《新序·杂事第一》:“祁奚之谓也。外举不避仇雠，内举不回亲戚，可谓至公矣。唯善，故能举其类。诗曰:‘唯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25］10刘向用这段话赞美晋国大夫祁奚具有美好品德，所以他推举人选能够做到任人唯贤。

2．相鼠:《毛诗序》说，刺无礼也。卫文公能正其群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无礼仪也。程俊英认为是人们斥责卫国统治阶级偷食苟得、暗昧无耻的诗［23］75。

《列女传·孽嬖传》:“卫二乱女者，南子及卫伯姬也。……将入，大夫杀孔悝之母而迎公。二女为乱五世，至悼公而后定。诗云:‘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此之谓也。”［22］94－95刘向引《诗》说明礼仪对人的重要性，礼崩乐坏，国家危险。《说苑·杂言》:“鲁哀公问于孔子曰:‘有智者寿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人自取之。夫寝处不时，饮食不节，佚劳过度者，疾共杀之;居下位而上忤其君，嗜欲无厌，而求不止者，刑共杀之;以少犯众，弱以侮强，忿怒不量力者，兵共杀之。此三者，非命也，人自取之。’诗云:‘人而无仪，不死何为?’此之谓也。”［24］－刘向引《诗》说明人生命中想要长寿就要遵守礼仪，从生活到政治都要遵守礼仪。

郑樵《六经奥论》曰:“风土之音曰风，朝廷之音曰雅，宗庙之音曰颂。”［26］据此《雅》多反映朝廷之音，所以刘向引《诗》多《雅》言，也有一部分和政治紧密相关的《国风》，如《小旻》讽刺统治者任用小人;《巧言》讽刺统治者听信谗言而祸国殃民;《文王》诗人追述文王事迹以戒成王的诗;《蒸民》诗中赞扬仲山甫美德以及辅佐宣王政绩，以致周室中兴;《抑》描写周朝老臣劝诫周王谨言慎行、修礼守德，不要昏庸骄满、愚昧无知;《假乐》讲周王宴会群臣，群臣歌功颂德之诗;《旱麓》歌颂周文王祭祖得福，知道培养人才;《荡》诗人哀伤周厉王昏庸无道、周室将亡之诗;《柏舟》诗写一位妇女自伤不得于夫，表露无可奈何同时亦显出她的坚贞，《毛诗序》言其“仁而不遇也”。从刘向引《诗》的内容看，主要包括讽刺时事、劝诫君主、寄托希望，这是作为一位历三代帝王而忠心耿耿的汉室老臣的强烈心声，也是作为汉室宗族不可推卸的责任。刘向在引《诗》时，重视其政治教化功能，使通经致用功能得到强化。

再次，从作用上看，刘向引《诗》教化意义明显，服务政教功能突出。这与《鲁诗》的教化功能不约而同。举例如下:

《新序·节士》:

卫宣公之子伋也、寿也、朔也。伋前母子也。寿与朔后母子也，寿之母与朔谋，欲杀太子伋而立寿，使人与伋乘舟于河中，将沈而杀之，寿知不能止也，因与之同舟，舟人不得杀伋。方乘舟时，伋傅母恐其死也，闵而作诗，二子乘舟之诗是也。其诗曰:“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25］

《说苑·贵德》：

孙卿曰:“凡斗者皆自以为是而以他人为非，己诚是也，人诚非也，则是己君子而彼小人也;夫以君子而与小人相贼害，是人之所谓以狐亡补犬羊，身涂其炭，岂不过甚矣哉!以为智乎，则愚莫大焉;以为利乎，则害莫大焉;以为荣乎，则辱莫大焉;人之有斗何哉?比之狂惑疾病乎，则不可面目人也，而好恶多同，人之斗诚愚惑夫道者也。诗云:‘式号式呼，俾昼作夜’，言斗行也。”［24］－

《新序·节士》引《诗经》见《邶风二子乘舟》、《王风黍离》篇，写寿母和朔预谋害公子伋，被寿发现并及时制止，公子伋伤感而作诗。寿母和朔二人戕害亲人兄弟，违背伦理道德，对世人有警醒作用。《说苑·贵德》引《诗经》见《大雅·荡》，很明显刘向反对人与人之间争斗、互相伤害。刘向通过故事阐发发自肺腑之言，情真意切，引起人们注意与共鸣。在文章结尾刘向引《诗》篇含义来概述故事内容，发表评论，抒发己见。这些话语都起到伦理、教化的作用，已达到服务政治的目的。

刘向撰《说苑》

除此以外，刘向还是汉代最大规模群书整理总负责人，他的《诗》学思想也可在《汉志》分类中管窥一二。据《汉书·艺文志》:“召光祿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2］1可见，经类文献由刘向分类整理。而刘向对《鲁诗》的重视，可以从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刘向整理经类文献时，《诗》类文献地位最高，四家诗都称“卷”，均书写在绢帛上。与其他五经相比，《易》都称篇;《书》经称卷，其他称篇;《礼》类，《礼古经》称卷，其他皆称篇;《乐》都称篇，据李零《兰台万卷:我读〈汉书·艺文志〉》书中说:“凡称篇者，都是竹书;凡称卷者，都是帛书或帛图。”［27］由此可见，刘向在整理文献时，《诗经》地位最高。二是刘向整理《诗》类文献时，《鲁诗》居于首位。在《汉志》中，先书“鲁故二十五卷、鲁说二十八卷”［2］35，然后“齐后氏故、韩内传、毛诗二十九卷”［2］36，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鲁、齐、韩三家皆今文经，经文皆在前，故、训、传在后;《毛诗》古文经，排在齐鲁韩三家训传之后，足见刘向、班固等学者对《鲁诗》及今文经在汉代主导地位的肯定。

综上所述，荀子《诗》学开启两汉《诗》学研究之风尚，在论证两汉《诗》学不同于先秦《诗》学诸多方面的同时，结合以《鲁诗》为代表的今文经发展轨迹，考察两汉《诗》学发展趋势与刘向《诗》学思想特色。然后通过刘向著作引《诗》条目，比照今古文《诗经》，贯通刘向生前百年西汉《诗》学历史，理解刘向《诗》学思想的融通与驳杂。最后，回归“诗教”在汉代的政治教化作用与汉儒“通经致用”的治《诗》特点，这也正是刘向《诗》学思想的根源。除此以外，刘向在《诗》类文献整理中，体现了他《诗》学思想的深层运用。刘向《诗》学思想的形成过程，既是复杂的学术问题，更是认知两汉《诗》学转型的独特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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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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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郎松雪，黑龙江大庆人，黑龙江大学文献学在读博士，东北石油大学中文系教师。主要研究汉代文献以及刘向、刘歆父子。主持完成省级项目2项、厅局级项目2项，以第一作者发表科研论文多篇，参编著作完成5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