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寅乃夏僎之弟，夏蹈规乃夏僎之子，夏蹈古、夏蹈中俱是夏寅之子，乃夏僎之侄。一家之中，上下两代，父子叔侄，咸登进士，无外乎余绍宋《龙游县志》称其家族“宋时极盛”也。夏氏一族能有如此成就，除了其自身刻苦攻读之外，与其家族之实力及家风之影响亦有关系。

夏僎生平及其学术渊源

一夏僎家世及生平事迹

1夏僎家世

夏僎家族颇具财力，在当地亦颇有声望，因而其家出资修桥之际才能得众多乡民帮助，以致“不期几而梁成”。桥成之后夏家请蔡元定为之作记，蔡氏对夏家所为大加褒扬，其《和渠虹桥记》。

蔡氏一文由论述君子修身立己、惠施他人，进而批驳那些以财自娱、为人吝啬之人，最后赞扬夏家“起溺济川”之举，并认为其后人定能得天人默助，将有一番成就。从蔡氏文中亦可看出夏家家风家教之情形，亦无外乎夏氏一族能有“一门五进士”之荣耀。

袁甫乃宋理宗宝庆二年（）冬知衢州，因此，其访于柯山乡贤之事当在宝庆二年后，其拜访夏僎并作《题夏判官讲义后》亦在是年之后，则夏僎之卒年当在宝庆二年之后，而非吴氏所说在嘉定（-）之后。

夏僎于淳熙五年（）举进士，至宝庆二年（）已48年，若夏僎于三十岁之前举进士，则其见袁甫时已年近耄耋，则其生年应在宋高宗绍兴（—）中后期，若如是，即可见夏僎生卒年之大概。

2夏僎学术渊源及《尚书详解》立于学官事

夏僎于《宋史》无传记，黄宗羲所著《宋元学案》亦未载入其人，因而夏僎之学术渊源历来模糊不清。

夏僎之生平事迹见载于书者十分稀少，其师承关系、学术渊源的相关记载更是少之又少，仅凭蔡元定文中一句“龙丘夏元肃从余讲《尚书》”，确实不足以证明夏僎与蔡元定之间有师承关系。

正所谓孤证不立，况“从余讲”之意可也理解为今日之“听讲座”，自己在某方面已有所学习和掌握，然后借机向人请教一二，听取下他人的高见，并不一定要理解成做某人的学生，跟从他学习。

余绍宋、蒋秋华仅据此孤证就肯定夏僎与蔡元定的师承关系的确不妥，不过这也侧面反映出夏僎师承关系资料之少，不然余、蒋二人也不会紧紧抓住此文献不放。

四库馆臣及蔡根祥等根据夏僎之书引述他人著述、学说之多少进而推断二者之间的学术渊源关系，从此单方面而言似可成立，但若作为确凿之证据，不免有失偏颇。

二《尚书详解》版本流传及现存状况

1二十六卷本之前的流传情况

《尚书详解》自成书之后，直至清修《四库全书》时，基本上是以十六卷本的形式流传，自四库馆臣将该书重新整理之后才形成了目前所常见的二十六卷本形式。然而各史籍及藏书书目所记载的十六卷本的书名等情况各有不同。

夏僎《尚书详解》当成书于淳熙五年（）至淳熙十三年（）年之间，即该书所成不应早于夏僎举进士之年。以上文对夏僎生卒年之推论，若夏僎三十岁进士及第，至淳熙十三年当三十八岁左右，正当是学有所成、三十而立之时，而及第之前应是夏僎寒窗苦读之际。夏僎因专于《尚书》之学并以此得中进士，之后更以《书》为业而著此解。

徐秉义所见的夏僎《尚书详解》很有可能也是十六卷。另外根据徐秉义、沈初两书中的注文可知，至晚在清初时期夏僎此书便已残缺，所缺者乃前三卷，即《尧典》《舜典》《大禹谟》三卷。

浙江采进本缺前三卷，然而今所见《四库》本夏僎《尚书详解》未有缺卷情况，则四库馆臣必然对夏书有所辑补。

自麻沙刘智明刊印夏僎《尚书详解》之后，后世所得见记录者多言写本、抄本，可见元、明之际夏书已罕有刊刻之本，此亦可见《四库总目》称夏书“世久无传”之原因。

2二十六卷本的流传及现存情况

自浙江将十六卷本的夏僎《尚书详解》进呈四库馆之后，该书十六卷本的流传生涯便宣告结束了。经过馆臣重新整理之后的夏僎《尚书详解》变身为二十六卷，其后又分成了武英殿聚珍版本和《四库全书》本两个不同的版本，其内容形式多有不同。后世利用影印、排印等技术不断翻印这两大丛书，夏氏此书也因此得以广泛流传。

二十六卷本的夏僎《尚书详解》是《永乐大典》本与浙江采进本的混合物，然而它又是一优秀的混合物，因为它是馆臣“择所长而从之”，并且全部删除经文下附录的重言、重意，重加整理的产物，就此而言，其质量应高于所用的《大典》本及采进本。

通常来说，二十六卷本的夏僎《尚书详解》就是《永乐大典》本与浙江采进本互相参校补辑产生的，然而细研《总目》所言，当还有其他的底本，即馆臣修订此书时所依据的底本至少有三种。浙江采进本有缺卷，用《大典》本补足，然而《大典》本也有残缺。

雍正时王项龄等撰有《钦定书经传说汇纂》一书，在引用姓氏中明确列有夏僎，而且书中引用夏书达四十余次，但不知是王氏手中确有夏僎此书，还是他只是从《书经大全》等前人著述中抄录得夏僎书中内容，若王氏手中确有夏僎《详解》，则很有可能是全本，那么馆臣所依据的第三种《尚书详解》是否为此本，亦未可知。

《尚书详解》引据资料整理及分析

夏僎此书所引用者多是二孔、王、苏、陈、林、程、张等人的著述，并且引用林之奇著作及观点当是最多的。但陈振孙及馆臣之言只是对书中引用情况的大概说明，并不能十分准确的表明夏僎《尚书详解》一书具体的引用情况，因而需要进行更具体的整理归纳，以展现夏僎此书的引用资料情况，进而助力于对书中具体内容的研究。

一《尚书详解》引据资料的整理

夏僎《尚书详解》一书中引用了大量前人及宋儒的著作，这些被引用的资料不仅时间

上纵跨先秦至两宋，而且所涉及的范围也十分广泛。对于这些丰富的引据资料，想要一一辨别其真伪，找寻其源头属实不易，幸而夏僎在书中多有注明引文之出处，这为引据资料的整理工作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然而其中依然存在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即有相当一部分被引的资料，由于书中仅是简略的注明“一说”“说者”“先儒”“诸儒”等字样，故而无从得知这些资料的详细来源。

对于此种情况，在整理时尽可能的找出其出处，对于找到准确出处的，全部归入实际出处中。

此种情况之所以存在，或许是因为在当时这些说法或观点是很普遍的共识，抑或夏僎也不清楚这些解说究竟来自何处，甚或夏僎明知其出处而故意没有详细标注出来，无论事实属于哪种推测，这一缺憾确实对夏僎《尚书详解》引据资料以及书中内容的研究带来了一些不便。

此外，夏僎所注明的资料出处中也存在一些标注错误的地方，需要依据所引原文来追溯其正确的出处。

1遵循原则

以《尚书详解》中明确注明出处的引据资料为主，进行归纳整理和统计。即只以书中明引资料为整理、统计对象，不涉及书中未注明出处者。书中标注出处有误的，查考其实际出处后另作表以统计之.对于书中只注明“一说”“说者”等名称的引据资料，找到其实际出处的全部归入实际出处中，未能找到出处的则单独作表以表明之。

对于以官职、字、号等进行注明出处的，得其姓名者均以实际姓名表出，未考得实际姓名的则于姓氏之后加问号以存疑。表中的人名、书名按照笔画进行排序，篇名则以书中先后为序。

2引用数量

因为夏僎《详解》对林之奇《全解》引用数量如此之高，因而四库馆臣、蔡根祥等人便以此为依据，认为夏僎《尚书》学渊源于林之奇。

在林氏《全解》之下，并且引用数量超过十次的还有苏轼、王安石、曾氏、张九成等九家，其中多数在书中被注明了作者的字、号，因此可直接知其姓名，惟李经与曾氏在书中只被称之为“李校书”、“曾氏”，无法直接知其姓名，经翻阅查考有关资料才得以确定“李校书”其人，而“曾氏”似乎无确凿证据定其为曾旼还是曾肇。关于李校书，在夏僎所引的诸位宋儒中，仅此人姓李。

关于《尚书》的论著，现在已经不存于世，而夏僎《尚书详解》能够得见他们的一二言论。

程元敏辑王安石《尚书新义》，吴致莹《曾旼禹贡学》，均于夏僎《详解》中辑得很多条佚文，可见夏僎《尚书详解》实有功于宋代《尚书》学之研究。

二《尚书详解》引据资料的分析

1标注比较随意

夏僎有时对一些引据资料的出处标注的十分精确，有时却较为简略和模糊，需要加以考究才能知道该资料具体源自何人、何书、哪一篇章。

如对《史记》《汉书》《诗经》以及《尚书》《周礼》《礼记》等书籍的标注，基本上都是具体到了篇章名目，使读者可以很准确的去核查翻检原书内容，其他如《尔雅》《仪礼》《周易》等也属于此类。

但是有的引据资料所标出处甚是简略、模糊，如《论语》《孟子》《荀子》《增修东莱书说》等，书中标注仅简单使用了书名、人名，甚者只用了姓氏，如所标注的“《语》”“《孟》”等书名，“孔子”“子夏”“曾子”等人名，不熟悉这些经典的人需要用所引文句进行核查才能知道材料的具体出处。

此中最甚者应当是“吕曰”这一标注了，书中所引资料以“吕”字开头者仅有《吕氏春秋》一书，然而此标注为“吕曰”，则此“吕”字当是人之姓氏，而非书籍名，且以今之通行本《吕氏春秋》比对，未发现有与书中所引内容相同或相似的文句。

2引用名称较为多样

通常来说，所引资料要注明出处的话多是使用书名或人名来注明，用书名、人名的简称或人物的字、号等亦无不可，然而夏僎所使用的名称则不局限于此。

夏僎在书中称之为司马文公，便是借用谥号进行称呼；胡安国被后世称为胡文定公，夏僎称之为胡文定，借用了世人常用的别称。

其三是使用敬称，其例有扬子、伊川程先生、张先生、须江徐先生等。称之为“先生”，表明夏僎对此人持一种较为尊敬的态度，同时也显得二者之间关系较为亲近。凡引数十家宋儒中，仅程颐、徐存、张九成被冠以先生之称。徐存曾师事杨时，可谓是程颐的再传弟子，而张九成亦是杨时的弟子，由此可见二人之学均可上溯于程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