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

大自然的机缘巧合，都是合理的。

人与植物的关系最早应该源自于实用的目的。这一点听起来不好听，但却比较符合常理。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发展变化，这种源自于实用的关系逐渐发生着变化，有些已经不仅仅是这种浅层次上的表面关系了。

花草树木本是自然界的一种自然存在，只有科属、地理、品种之别，其自身是没有文化信息的，所以也就没有任何文化符号。然而，因为有了人，各种各样的花草树木才有了各种各样的标签。正如金圣叹所说：“人看花，花看人。人看花，人消陨到花里边去；花看人，花消陨到人里边来。”当人与花草建立亲密关系之后，其影响便是相互的了。在中国文化典籍中，很早就有花花草草的身影，孔子甚至以“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要求儿子学习《诗经》，花草树木因此进入古代文人的认知范畴，也进入寻常人的视野。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孔子谈论松柏，明显是以物喻人，借物性说人的品节。受孔子影响，荀子看松柏则联系上君子：“岁不寒无以见松柏，事不难无以见君子”。此后松柏在中国文化中就逐渐形成了固有的性格，宋儒在讲述《论语》时，把松柏的文化特性作了凝练归纳：“士穷见节义，世乱识忠臣。”

除了松柏，竹子也很早被视作与人的精神相关。《礼记》记载：“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也，故贯四时而不改柯易叶。”人们重视松、柏、竹凌寒不凋，坚贞劲节的特点，是因为这些特点于做人之道相关，可以用来激励人鼓舞人。“松柏心”、“竹筠”便成为后世的习惯用语。

还有芝兰。子曰：“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则与之化也。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也。”

除了以上四种植物之外，同样被拿来与人比德的草木还有很多，如橘树先被屈原作为清高、独立人格的象征，后来在张九龄的笔下得到呼应。莲花先是被佛教视为法物，到了北宋周敦颐《爱莲说》又充分发掘了它“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特点，于是，“花中君子”的形象得以正式确立。菊花在屈原歌咏之后，曹丕又赞叹它“纷然独荣”，钟会写了《菊花赋》歌颂“百卉凋悴，芳菊始荣”的凌霜不惧，此后的陶渊明与菊花更深契合，不仅“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而且还“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菊花后来仍不断被歌咏，于是便承载了高洁、傲岸、超拔、隐逸、幽独、清齐、素雅、冷艳、刚毅、坚贞、无畏等许多内涵（何小颜《花与中国文化》）。而陈毅元帅的《秋菊》讴歌赞美菊花的坚强，实际上是歌颂革命者，革命者坚强不屈的精神不正像秋菊吗？——秋菊能傲霜，风霜重重恶。本性能耐寒，风霜其奈何！

在以花比德、以草木比喻品性这一观念下，中国文人雅士与花草之间，就形成了类似朋友、宾客之类的关系，甚至形成妻子、孩子、姐妹、兄弟之类的关系。因而，“岁寒三友”、“三益之友”、“花中四君子”、“花中三十客”等诸多说法就出现了。

其中比较公认的说法是“岁寒三友”。“岁寒三友”的意义，源于中国文化对人的品性和精神个性的追求。林语堂先生在《生活的艺术》一书中对此有妙解。

——正如隐居的高士，宽袍大袖，扶着竹杖在山径中行走，而被人认为是人类的最高理想一般，李笠翁因此曾说，坐在一个满植杨柳桃花的园中，而近旁没有松树，就等于坐在儿童女子之间，而旁边没有一个可以就教的老者一般。中国人为了这个理由，于爱松之中，尤爱松之老者，越老越好。因为它更雄伟。老子说，大块无言，苍老的松树也无言。它只是静静地沉着地立在那里俯视世界，好似觉得已经阅历过多少的人世沧桑，他像有智慧的老人一般无所不懂，不过从不说话，这就是它神秘伟大的地方。

——人的爱竹，爱的是干叶的纤弱，因此植于家中更多享受。它的美处是微笑般的美处，所给我们的乐趣是温和的乐趣。竹以瘦细稀疏为妙，因此种竹两三株，和一片竹林一样的可爱，不论在园中或是画上。

——梅树的可爱处在于枝干的齐致，和花的芬芳。梅树特别象征品质的高洁，一种寒冷高爽的纯洁。它的香味是一种冷香，天气越冷，它就越有精神。它也和兰花一般表征幽静中的风韵。宋代诗人林和靖曾以“梅妻鹤子”自傲。

其实，综合以上各种说法，就大的方面来说，都是以拟人的视点，择友的意义作出判断，正面地看，都属于益友的范畴。人们玩赏的是花木，毋宁说是在体悟择友之道，在涵养自身的品性，不妨说是通过育草赏花，中国人的心性也得到培养与提升。再进一步说，取友不可滥，养花也就必须得严于择取了。

这，便是花木寓品性，花木识朋友的最好诠释了。（江苏花木文化研究根华供稿，东部战区创作室吴国平和中国刑警学院董杰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