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名家研究的当代价值

我们知道，两千多年来的中国历代学者，囿于种种复杂因素，往往对名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独特理论贡献缺乏客观认识与公正评价。实际上，名家是先秦“名辩思潮”中最活跃的思想学派之一，名家在对“名实关系”这一核心主题的理论探讨上作出过不可替代的卓越贡献，此即名家偏于形而上学与逻辑学旨趣，开启并推进了中国古代有关“知识理论”问题的讨论，无论如何，这都是先秦思想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有鉴于此，我们接下来主要从三个方面来具体说明名家研究的当代价值。

一、学术史研究的价值。先秦文献中并无作为思想学派意义上的“名家”称谓，“名”或“名家”之称谓，始于西汉。《史记·太史公自序》引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旨”，即指“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上述这段引文无疑是现存中国古代文献中有关“名”或“名家”这个称谓之最早的记录。不仅如此，司马谈还在此明确将“名”与“阴阳”“儒”“墨”“法”“道德”等其他诸家一同列为他所理解的先秦时代最重要思想学派中的“六家”之一；至班固撰《汉书·艺文志》则仍将“名家”视为“九流”之一，并指“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而“名家”一派，在先秦文献中则被称为“辩者”，如《庄子·天下》指“惠施以此为大观于天下，而晓辩者；天下之辩者，相与乐之……桓团、公孙龙，辩者之徒”，则《庄子·天下》的作者固视惠施、桓团、公孙龙同属“辩者”无疑；《荀子·非十二子》又指“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琦辞……是惠施、邓析也”，可知依据荀子或者荀子后学的看法，至少惠施、邓析、桓团、公孙龙应同属“辩者”。综上所述，通过对“名家”称谓之由来的简单梳理，我们不仅能够了解汉代人所谓的“名家”大体即指先秦之“辩者”；而依据先秦文献以及汉代史书的记录，我们还能确认“名家”实为在先秦时代客观存在并且产生过重要影响力的思想学派之一，此其一；其二，如若就其内在本质性含义而言，则所谓的“名学”实乃指先秦时代专门以“名”自身为考察对象并就此建立了一套理论之学派所提出或者主张之学说或学问，而持此狭义上之“名学”的思想家群体非名家莫属，故胡适所谓的“家家皆有‘名学’，所以没有什么‘名家’”（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说法并不能成立；其三，名家的“辩题”历来都被冠以“诡辩”之名，虽说名家人物在其辩论实践中确亦带有某种程度的“诡辩”倾向，然而名家围绕“知识理论”建构从而在对中国古代的语言、逻辑学与形而上学的理论探讨上所作出的卓越贡献则是当代大多数学者的共识。既然名家学派客观存在，名家的学问还对中国古代“知识理论”建构卓有开拓、推进之功，那么我们今天对名家的文献进行集中整理并对其思想进行系统研究，弄清楚名家学派的来龙去脉及其与先秦时代其他学派的理论关联就是名家研究的首要学术价值，此即学术史研究价值，这也是我们进一步深入开展其他理论与实践工作的前提与基础。

二、填补空白的价值。名家不仅是被后世学者误解，而即便是与其同时代的其他重要思想学派（如儒家、道家）的代表人物都有对名家的误读与偏见，而名家所提出的那些“辩题”之所以会被误解为“诡辩”，原因当然是错综复杂的，然而，根据我们的初步研究，其本质的原因还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之“知识理论”维度（即指“为知识而知识”之崇尚纯粹智力思辨趣向）的缺失导致了两千多年来人们在对名家理解上的严重不足。问题就出在中国传统文化更加注重道德与政治方面的课题，而对于“知识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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