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伯特·斯特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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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德出生的年，是他家的毁灭之年。先是大儿子约翰，一位以父亲之名命名的铁路工人，死于西部的一起火车事故，出事地点临近科罗拉多州的弗洛伦斯，之后他被埋在此地。快到11月底，最小的孩子麦克斯，才八个月大，死于肺炎。而最打击他们的是父亲约翰之死，也是肺炎，在麦克斯死后九周就跟着进入了坟墓。罗伯特·温德，才三岁就记得，他母亲的歇斯底里症始于这多灾多难的一年，并且“一直持续到她去世”。

温德很早就学会了讨厌势利、虚荣，以及常常戴着文明面具的野蛮。事实上，他在成长过程中不仅会同情被压迫的和被遗弃的，还要亲身体验被压迫和被遗弃的生活。

因此，温德较少留恋往昔，作为一个天生的流亡者，他对故土的依恋是薄弱的，他于是可以开始实践那奇怪的使命。

克劳福兹维尔，这座位于印第安纳州中心偏西的小镇是温德的生长地，人口有六千多一点儿。温德自己对这座镇子的记忆点染着树林和性。克劳福兹树林很普通，树木不过一丛。但温德年老时，仍仿佛看见，自己一有机会离开家，“就过街钻进克劳福兹树林，漫步其中，爬树的能力无人能比”。

《温德先生》

（美）伯特·斯特恩/著

马小悟、余婉卉/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年1月

他还或实或虚地记得，移民女子被带到城里当仆人，有时被迫提供性服务。克劳福兹的整片树林，他说，“满是矮树的遮蔽，每棵树荫下都有个女人，整日赚取生计”。而他可以栖息在树里，高高在上，向下俯视。

温德在离开高中之前，发现了通往其他世界的窗子，不仅在书中，也在外国语言里。他十来岁时，隔壁邻居从欧洲娶回一个法国妻子，她学英语毫不困难。她常邀温德过来，给他东西吃。这样她能和他谈话。当她丈夫突然去世之后，这个男孩成为这个女人唯一的真正伙伴。因此，到他进入家乡克劳福兹维尔的沃巴什学院（WabashCollege）——那是年——温德不仅掌握了他在高中学的拉丁语和希腊语，还像英语一样精通法语。

邂逅诗人埃兹拉·庞德

在沃巴什，温德学会将他那标志性的古怪转换成优势。大家都叫他“博比”（Bobbie），毕业那年，他获得创作“班诗”（classpoem）的荣誉，入选美国大学优秀生全国性荣誉组织（PhiBetaKappa）。他还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系的校级奖学金。但或许因为承担不起纽约的学习费用，他仍留在沃巴什，短短一年内拿到了学院颁发的文学硕士学位，又过了一年，他再次回到学院，担任该校教员。

温德先生

温德在沃巴什最重要的经历，来自那位年轻的、才华横溢的罗曼语教师给他的深远影响，即任教短短数月便被学院解聘的埃兹拉·庞德（EzraPound）。遇见庞德，是绘制以及推动温德人生进程的一系列邂逅之一。虽然他们之间的接触很短暂，但两人后来还是保持了一年的通信，温德告诉我，主要是谈文学分期的观念。“我们本只是短暂的谋面，整件事却对我的人生非常重要，”温德说。

庞德夸奖温德是“克劳福兹维尔最文明的人”。庞德给温德的瞬间馈赠还有更大的用处。正是通过庞德，温德接到了他的第一份教学任务。

学院年鉴上，他照片下的解说是:“一个伟大的人，但和光同尘，从不以此自矜”——一种东方判语式的奇怪预见，日后被温德用来估量自己。

—年，温德一边攻读文学硕士学位，一边在英语系教书。但他躁动不安，在完成了那一年的教学和硕士学习后，他走出了母亲的房子，没买票就上了一班火车，抵达纽约，很快又预订了去英国的行程。

埃兹拉·庞德

?

温德不是很喜欢英国。它太像美国了。因此他接着去了巴黎，在索邦大学报了个班，住在一个“根本不适合人住”的房间里。—年，他在那不勒斯大学学习。然后他启程回家。但是，他告诉我，当他“一走进美国”，他就感到自己犯了个错误。“从那时起我这一生都觉得美国住起来糟透了”。他说，无论他什么时候回来，他的脚一触到故国的土地就只想赶紧转身而去。

可是，从年算起，温德在美国又待了十多年才彻底离开。不知不觉中，他迈向了他的命运。

与闻一多一起谈艺术、文学、平等

在芝加哥，恰似在克劳福兹维尔，温德最重要的经历就是他遇见了在芝加哥艺术学院留学的杰出青年诗人闻一多。

闻一多，24岁，而温德比他大11岁，通过两人都认识的几个画家而邂逅。温德请闻一多吃了几次饭。

闻一多和温德发现，尽管他们很不相同，却拥有一个共同的世界——绘画、诗歌和民主理想的世界。他俩一起出入于艺术学院。诗歌方面，闻一多激赏约翰·济慈的诗。济慈是闻一多的诗歌导师，也影响了温德早年的诗作。围绕这一旨趣的交汇，他们的友谊绽放为事业关系。温德翻译了这位年轻中国诗人写于芝加哥的诗歌新作，即后来出现在闻一多第二部作品《红烛》中的一些诗作。温德还要闻一多和他一起翻译中国古典诗歌。

两人的友谊不纯是美学上的。他们共享了对自由民主原则的强烈忠诚，对压迫的憎恨。闻一多去过美国的唐人街，了解美国体制中的种族主义。他一生都盼望中华民族能够自立，与对手平起平坐。他梦想所有民族之间都有这种平等，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他看到自己的国家要获取西方先进技术和科学却被民族主义所阻碍。温德强烈反对种族主义，他注意到大学让他压低黑人和犹太学生的分数，他既对受压迫的东方学生深怀同情，也景仰东方民族的古老文化。恰如他后来所说，他已经明白自己有志于沟通东西方文化，并为民族平等事业而奋斗。

温德与闻一多之间的友谊因而建立在共同的趣味和理想上，尽管如闻一多自己承认的，他通常“并不善于社交”。后来，两人都看到他们的乌托邦梦想变成了梦魇。但在芝加哥，在20世纪初，他们依旧谈论着梦想。温德还记得:“我告诉他，我梦想一个世界——我描述了这个世界的样子。他说，‘如果这就是你想要的，你应该去中国。’于是我马上坐船去了中国。”

闻一多自己对于这段短暂而强烈的友谊的印象，呈现于年11月末给梁实秋的一封信中，梁当时还在中国，打算稍后去美国找闻一多。闻一多写道，他发现温德“真的是一个有趣的人，他是对中国极友善的美国人之一”。温德的性格，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故事来描述”。温德有一个非常大的中国铁磬:

只要他睡不着，他就会把它带上床，听它敲击时发出的声音。他是一个独身主义者，一旦他发现有女孩爱上了他，就会离她远一点。我想那肯定是他年轻某次爱恋失败的结果。我这样想是因为当我要看他的诗时，他说自己少年时期非常浪漫，但有天他毁掉了自己所有的创作，从此不再写诗。不过，他还是很爱诗，我还有他翻译的全部波德莱尔。

闻一多

闻一多说，不论何时拜访他，他们都会“谈到夜里一两点，直到我对他说再见，去另一个房间拿外套。在那儿，我们又开始另一场谈话。当我们一起往门边走，我们继续谈。我们开门，我们接着谈。我走到台阶，我们还在谈。最后，我不得不说，‘我要上床睡觉。’我们终于找到时机互道‘晚安’然后分手”。

闻一多之所以长篇叙述这位新美国朋友，有他的意图。温德告诉他，自己不会再待在美国，想去中国。11月中旬，在闻一多给梁实秋写信的前几周，闻的朋友张景钺(他那时正跟着温德学法语)和闻一多共同致函清华大学(当时正由留美预备学校重组)曹校长。此时闻给梁实秋写信，希望曹校长能促成温德被选聘:“如果你发现了‘推送’的办法，那对清华大学来说是意义重大的。我从没见过这样的美国人。”

如同闻一多向梁实秋指出的，“最重要的是(温德)说他不能再待在美国，想去中国”，温德肯定醉心于闻一多所描绘的五四运动之后中国释放出的新的政治、思想之发酵，正如他抵制美国的贪婪和种族主义。离开前的几个月，温德说，系领导要他压低班上犹太和黑人学生的试卷分数，免得大学被他们大量占据。

但也有可能是温德遇到了某种麻烦。闻一多说“他不能再待在美国”暗示着一种真正的紧迫，可能涉及同性恋问题。

在闻一多为了他而写信的前几个月，他申请了“通行证，去日本和中国，以旅行和研究目的，预计逗留12个月”。年7月27日签证发下来。年8月21日，他离开了美国，从旧金山登上“东京丸”轮。

动荡苦难的春天

１９２３年９月１日，中国共产党成立两年多后，温德经过１１天的旅行抵达南京。座被岁月如此深深蚀刻的城市对孤独的印第安纳人来说有着独特的吸引力，他生长的那个小城在他降生时不过七十年历史。

在南京安顿下来不久，温德与吴宓成为朋友。吴宓属于一个致力宣传研究传统文学、学术的群体，主张保存“国粹”。他以渐进式的西学研究而居于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地位，留学美国期间，在哈佛大学转向了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吴宓兴趣之广泛自然吸引了温德，温德自己就是个几乎对万事万物感兴趣的人。

但在一个重要方面，吴宓不同于温德。吴宓是个“本土主义者”，他基本的激情都指向中国文化的古典脉络。再看这个美国人，他从未积极表现出对美国文化的兴趣，他的文学品位，是当时典型的有教养阶层之品位，倾向于英国和欧陆文学。

虽然吴宓有时扮演中正的儒家角色，捍卫旧道德，他在私人生活中却常常敢为人先。他后来抛弃了他的妻子，公开宣扬对另一个女人毛彦文的爱。由于这种公开的丑闻，吴宓频频成为散文、讽刺诗和道德漫画的笑柄。

温德也是，能活生生地感到他自身矛盾的刺痛，就像吴宓，他可以道德感分明，这使他疏离那些不加检省、不加质疑、被各种事件的浮躁力量推着走的人。但温德的浮华、同性恋，道德上过于自信的反偶像主义，就像吴宓一样，有时授人以柄。

青年吴宓

来到南京以后，温德深有感触的是，在迫使中国变得“现代”的漩涡之中，有某种对抗物，文明的残余力，它在五千年间衍化出一条清晰的脉络。比如，他刚到南京时楼上住了位曾留学美国的青年学者人叫杜公荪(音译)。日夜勤学的杜公荪，拿到了美国大学的奖学金，最后获得了历史学博士学位，之后却因劳累过度而毁掉了健康。杜公荪的妻子日夜兼程，跋涉一个多星期，来照顾弥留之际的他。不幸的是，在丈夫死后，她没有钱，也不再是娘家的人，而夫家的人都死光了。她接下来怎么过？无人可以回答。有了这些难得的经历后，温德能更清楚地看到是什么阻碍着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不会像有些人那样产生错觉。

但他还有一些经历表明了中国儒家体系的微妙，他对此心怀敬畏和欣赏。有次，吴宓向温德讲述了有关他童年的一个奇怪故事。六岁时，祖母有次带他参加宴席。女主人用筷子挑了些他不爱吃的菜放他碗里。他毫无违逆地做着这些，没有机会表达，除了用眼梢匆匆瞥一眼祖母。宴席结束，他们回家，祖母在他睡着时进屋来，掀开被子，用皮带严厉地抽打他。在这个事件里，吴宓的教训是，个人的感受不能违反礼仪，一个人必须克制他的感受来配合更多人的和睦。温德后来开始理解中国式的宁静，启发他的是儒家思想家荀子，这位道德实在论者教导说，人不能也不希望废止欲望。

温德能够在经验中学习，即便是不愉快的经验，这可以解释他为什么能在中国生存那么久。温德记得，这事发生在１９２５年５月，一些学生被英国警察枪击，整个中国一片哗然。这天温德从市郊的寓所进城。准备返回时，他上了一辆黄包车，把地址给车夫。他重复说了几次，以为这个人聋了或者没听过这条街的名字。这时，大概有两百个人围了上来。然后，车夫转向温德，“扭过肩膀，以讥诮蔑视的口吻大声说，‘你给我一千万，我也不会拉一个你们这些肮脏的外国人’”。这段插曲给温德造成的不便之处，不过由乘车改为步行。但它不啻一种前兆，以一种上升的力量，预告了历史将如何侵入他的私人生活。

温德自己第一次接触中国学生运动也发生在那年春天，在温德任教的东南大学，当时胡敦复被任命为校长，但师生普遍认为他是无能之辈，这个任命违背了大多数师生的意愿。学生们在他的办公室门前示威，学生敲碎玻璃，闯进办公室，学生们站成一排，一个个从胡面前走过，每人都啐向他的脸，直到唾沫从他身上流下来，滴到地板上。

多年后温德还能讲出这个故事，以此揭示中国学生运动是“中国在转型期最光明最令人称赞的因素之一”。别人也许认为学生是“极端分子”，温德的观点则是，他们是在糟糕政府的强迫下不得已而为之。他总结道，极少“看到有什么情况能处理得比这更有条不紊更高效”。

清华赴美留学生

南京在温德到来时曾享有一段宁静，但并未持续多久。１９２３年夏末，这座城市开始准备抵御东北军阀张作霖的进攻，张作霖意图赶走长期占据江苏的军阀齐燮元。进攻之前的四个月，全城戒严，日落后即宵禁。这座城市在等待北伐军的四个月里，处于“一种极度混乱的状态”。农民涌入城市寻求保护，城里的权贵和富人都跑光了。而温德，没进没出，留在家里。

北方士兵一占领这座城，就开始实施中国人所谓的“打劫”，抢劫大商店，然后将它们焚烧殆尽，只留存完好程度不一的私宅。在家里躲了四天后，温德听到街上传来哭声，好奇地打开门。拥有隔壁宅子的寡妇坐在她门前的泥巴里恸哭，她的头发，以前总是那么油亮光滑，现在凌乱不堪。她接着说，士兵们昨晚闯入了她女佣的房间，抢了她价值三十银元的金簪。他们强奸了她十六岁的女儿。

对温德来说，他有这么多机会去探究一切，中国人对灾难的反应是他追问的主题。一个人要完全抛弃情感几乎是不可能的。每个姿势都有象征意义，一定的装腔做戏往往混合着情感的流露。在人们的叹息中，温德听到了莎士比亚的忒耳西忒斯:“永远是战争和奸淫，别的什么都不时髦。浑身火焰的魔鬼抓了他们去!”

在受苦不可避免的地方，我们该拿它怎么办?温德在日记中思考到：我希望，它不只是一堆胸口掏出的无心之物，而是像佛教所说的慈悲心，能为所有这些苦难找到根源与解药:勘破贪嗔痴，则无欲无求，无所求则得真自由。

风雨飘摇的清华

温德执教清华是在芝加哥时就注定的。闻一多给身处中国的梁实秋写信请梁实秋动用他对曹云祥校长(闻一多亦致信曹云祥)的影响力，帮忙给温德安排一个职位。２０年代的清华是一个全然不同的地方。它是一个满载理念的沸水锅，其蒸汽涌上街头。温德，作为一个局外人，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从来只是中国自我改造进程的一个旁观者，但通观他在中国的漫长岁月，它们在他呼吸的空气中，并最终拉他参与其中。

１９０１年，美国从中国获得了二千五百万美元的赔款，中国以此赔偿美国在义和团运动中的人力物力损失。美国获得的赔款计划用来资助中国人赴美留学。至１９２９年，１２６８位学人在庚子赔款的资助下被派到美国，他们中的许多人，像闻一多，堪称国家的希望。

有人会经历祛魅。例如，闻一多在文章中宣告:“根据我十年求学的经历，我推断美国文化不值得我们吸收。”美国“吹嘘它的物质、经济、实际的成功”，他继续说，“但它平庸、肤浅、虚荣、浮躁，奢华”。这一观点与罗伯特?温德相当契合。

在温德从南京北上的前一年，中国已充分发酵的思想变革，被两卷本为新中国而讨论科学意义的文章所深化。“科学与民主”是五四运动的口号，对他们来说，“科学”既意味着获得一种权力，以阻止新帝国主义未来再欺凌中国，也意味着某种怀疑论，即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将无关利益的探索视为追求真理的关键。

长期以来，梁启超在中国是这样一种理论最为活跃最受欢迎的倡导者。他发现，中国文化蕴含了与欧洲相似的人文主义理想，欧洲人现在将愈来愈依靠东方精神来纠正西方的物质主义。如果主观的享受被事件抹去，如果历史失去控制，会发生什么?如果理智不再能对事件施加作用，如果内心所承受的只有苦痛和愤怒，会发生什么?渐渐地，中国也被卷入梁启超眼中那种折磨欧洲的精神萎靡。对有些人而言，曾给五四知识分子以希望的精神革命已被证明仅是一个伴随着后继事件的“谎言”。

１９２５年春，日本和西方官兵镇压反租界的示威活动，杀死了六十多位学生和其他示威者。然而，他们并未浇熄高涨的排外热潮。温德经历了这场热潮。诗人朱自清，其诗《血歌》为纪念五卅运动而写，宣布历史已与暴力同义。

此后不到一年，１９２６年３月１８日，另一场事件加深了血的苦痛。军阀冯玉祥进据天津大沽口，以制约对手张作霖，而日本人勒令国民军撤出大沽口，声称这是在干涉他们的势力范围，学生们再次聚集天安门，联合起来，要求“主权”(总统尚未选出，冯玉祥将此给予他自己在北京的代表)，否决日本的最后通牒。结果当场有４７位示威者被枪击身亡，其中大多是学生。

闻一多１９２５年回国。尽管他此前反对学生游行，但长时间的沉默之后，他为此写下并发表了《天安门》。“不仅是爱国，而且是伟大的诗”。他由此忍痛宣告创立“血的文学”这个新流派。

中国伟大的白话文作家鲁迅，对此亦有回应。多年来，他一直在警告那些激进的学生，说会发生这种事，而一有事故，教员也不见了，大部分学生也慢慢躲开了，结果只留下几个替罪羊被屠杀，给大家做牺牲。

时间永是流逝，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

时代暴虐如斯，以这种方式在与政治无涉的温德身上留下印记，也预示着更坏的时代将会到来。１９２５年的五卅运动，１２名工人和学生被枪杀。这次的屠杀者不是英国人，不是日本人，也不是锡克人。枪击中国年轻人的，是中国的兵丁。这就是为什么在屠杀发生的那天，鲁迅在日记里称之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然而更黑暗的日子还在后面。

１９２２—１９２７年，国共两党团结在一起反对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军阀。然而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２日，上海一伙青红帮流氓身着蓝色短裤，臂缠白布黑“工”字袖标，冒充工人，袭击了闸北的上海总工会会所。蒋介石军队来到现场，说是“工人内讧”，逮捕三百余名工会成员。第二天，有１０万人整队去国民党的当地司令部请愿。请愿队伍在毫无警告之下，遭机枪猛烈扫射。根据当时的记载，死者大约在五千人。“四一二”政变是统一战线的终结，持续多年的白色恐怖的开始。白色恐怖对身处其中的进步知识分子造成了可怖的心灵震撼。

中国知识分子曾有过斗志昂扬时。现在，不分阶级的启蒙之梦破灭了，他们跌回到一种无足轻重的局外人心态。知识分子曾以为通过理性能引导历史，甚至扭转历史。这一狂妄想法终于幻灭，胆战心惊的他们开始失去自我认同感。

像朱自清等当时的知识分子一样，温德只能将愤怒藏在心里。但有时候，他也觉得有必要做点什么。我曾听一位云游四海的挪威学者说，他不止一次站在示威学生的前面，保护这些学生不遭杀身之祸。

文化受暴力的荼毒而颓然倒下，这是一个全球普遍现象。暴力有如脱缰的野马，带着人类一路狂奔。艺术逆历史大势而行，为人类提供灯塔与庇护所———这一美梦也终于折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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