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汲广运，男，临沂大学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与沂蒙精神中心所长、教授）

荀子(前—前)，名况，字卿，西汉因避汉宣帝刘询名讳，也称孙卿或孙卿子。荀子长期在沂蒙地区出仕、讲学、授徒并终老于此。荀子对沂蒙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是沂蒙文化的早期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荀子是先秦时代的最后一位儒学大师，对战国到秦汉时期儒学的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荀子两任兰陵令，对兰陵影响较大。西汉刘向校定《荀子》时曾说：“惟孟轲、孙卿能尊仲尼，兰陵多善为学，盖以孙卿也，长老至今称之。”可见，荀子对兰陵地区的影响之大。

荀子的著作很多，西汉刘向校定为《孙卿子》32篇。今本《荀子》为唐代杨倞据刘向本重新编排的。其中《君子》《大略》《宥坐》《子道》《法行》《哀公》《尧问》7篇，或系门人弟子所著，或系后人附益，其它皆为荀子自著。荀子尊崇孔子，又广泛吸取各家学说的精华，成为先秦百家之学的总结者。荀子的思想博大精深，涉及天、地、君、臣、兵、民、修身、治学等或今人所谓政治、经济、生态环境、思想文化、科学发展等方面的内容。其中，荀子的隆礼重法思想具有较多的合理内核和较高的思想价值。

一、隆礼重法思想与荀子“齐言行”、“宗原应变”和“以一持万”、“壹于道”等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是一致的，在治国理政方面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荀子在《非十二子》中提出要“总方略，齐言行，壹统类，而群天下之英杰，而告之以大古，教之以至顺”，以与“一天下，财万物，长养人民，兼利天下”的政治经济统一相配合。在治国方面，他提出了“宗原应变”的思想，目的是处理好政策的继承与变革问题，进而他提出了“道贯”的观念。《荀子·天论》曰：“百王之无变，足以为道贯。一废一起，应之以贯，理贯不乱。不知贯，不知应变。”也就是说，历代圣王的政策形成了优良的政治纲领，也就是传统的政策、朝代的兴衰都与执行该纲领的程度有关，一直影响着现实的政治。如果详察该纲领，继续顺应和执行该纲领，就能适应变化，达到大治，反之就会天下大乱。正所谓“此道也，偏立而乱，俱立而治”。在这里荀子解释了何谓“宗原”的问题，即效法先王的治国之道，继承传统的优良政策。在思想方法方面，荀子提出了“隆一抑多”、“以一持万”、“壹于道”等理念。如《儒效》篇曰：“法先王，统礼义，一制度；以浅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万……是大儒者也。”这也是他对自己的思想方法的总结。在哲学上，他汲取了老子“道”的哲学范畴，提出“壹于道”的思想，认为道是最高原则，也是万物的本体。《荀子·解蔽》认为道又是衡量万物的一杆秤，“何曰衡？曰：道。故心不可以不知道；心不知道，则不可道，而可非道。”只要掌握了“道”，也就掌握了“治之要也”。在此种“道”的认识基础上，他提出了“隆一抑多”等思想方法，主张政治经济文化统一，通盘考虑治国理政，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隆礼重法的思想。《荀子·大略》载：“君人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荀子·天论》曰：“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荀子·致士》又说：“天地者，生之始也；礼义者，治之始也。”《荀子·富国》指出：“必将修礼以齐朝。”《荀子·王霸》则说：“朝廷必将隆礼义而审贵贱，若是，则士大夫莫不敬节死制者矣。百官则将齐其制度，重其官秩，若是，则百吏莫不畏法而遵绳矣。”这些思想主张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的形成产生了较大影响，至今对治国理政仍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二、隆礼重法思想是在“性恶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对重视人的教化，约束人的言行，处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指导意义

人性论是先秦诸子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荀子在总结和批评当时所存人性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人性恶”论。《荀子·性恶》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这里的“性”是指人生来就有的、不用学习、不用造作的自然本能。《荀子·儒效》曰：“性也者，吾所不能为也。”这说明荀子的人性论是自然人性论。荀子认为：在人的本性中，包含着恶的因素，人的本性顺其自然发展，就成了恶。情欲的发展会引起“争夺”、“淫乱”、“残贼”等邪恶现象，从而导致“忠信”、“辞让”、“礼义文理”等道德秩序的丧失。因此，在荀子看来，人性是恶的。以此为基础，荀子接着说：“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而“争则必乱，乱则穷矣”。解决的办法是“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并认为，“故人莫贵乎生，莫乐乎安；所以养生安乐者，莫大乎礼义。人知贵生乐安而弃礼义，辟之，是犹欲寿而歾颈也，愚莫大焉”。结论是“人无礼义则乱，不知礼义则悖”。因为“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即荀子认为人的欲望是天生的，人性是趋恶的，顺着这个天性，每个人都有无尽的欲望需要满足，而要满足没有规范的欲望就会发生纷争，甚至相互残杀，与之相伴的是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矛盾，结果会出现国家和社会的混乱。而礼是有用的，能分贵贱长幼，使贫富轻重皆有称，能调节人的欲望，均衡“物与欲”的矛盾，维持社会秩序，调节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而达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促进社会的安定与发展。

在这里，荀子从个体的人和人的本性恶的角度，论证了礼的作用，认为人需要礼的教化，遵从礼和维护礼是安定社会秩序的需要，是规范人的欲望的需要，也是个体生命和尊严得到保全的需要。因此，礼不仅能调节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而且能调节人与自然的矛盾。荀子隆礼的终极目的是建立一个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世界。当然，荀子也认为，仅仅用礼，用教化是不能达到上述目的的，他在《荀子·王制》中谈到“听政之大分”时说：“以善至者待之以礼，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两者分别，则贤不肖不杂，是非不乱。贤不肖不杂，则英杰至，是非不乱，则国家治。若是，名声日闻，天下愿，令行禁止，王者之事毕矣。”即他从人性恶论出发，引法入礼，将人的修养，人的内在的自觉性与外在的强制结合起来，以改造人性，稳定社会和国家秩序，建设和谐世界。

毫无疑问，荀子的上述认识是有道理的，对今天的科学发展和和谐社会建设具有指导意义。

三、隆礼重法思想注重明礼遵法、慎刑，反对不教而诛，反对单纯的依靠隆礼或过度地用法，对处理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的关系具有借鉴意义

全面研究荀子的隆礼重法思想可以看出，荀子的隆礼重法是在注重明礼的基础上，引导人遵法，反对不教而诛，反对单纯的依靠隆礼或过度地用法，主张慎刑。如《荀子·成相》曰：“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明德慎罚，国家既治四海平。”《荀子·儒效》指出：“其为人上也，广大矣！志意定乎内，礼节修乎朝，法则度量正乎官，忠信爱利形乎下。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不为也。”《荀子·修身》载：“怒不过夺，喜不过予，是法胜私也。”《荀子·富国》则明确指出：“故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教而不诛，则奸民不惩。”反对不教而诛，主张“教”“诛”结合。在《荀子·致士》中，荀子又说：“川渊深而鱼鳖归之，山林茂而禽兽归之，刑政平而百姓归之，礼义备而君子归之。故礼及身而行修，义及国而政明，能以礼挟而贵名白，天下愿，令行禁止，王者之事毕矣。”强调了“刑政平”和“礼义备”的重要性。此外，荀子还论证了“赏”与“刑”的关系，曾说：“赏不欲僭，刑不欲滥。赏僭则利及小人，刑滥则害及君子。若不幸而过，宁僭勿滥。与其害善，不若利淫。”其中也暗含着慎刑的思想。

总之，可以说，荀子的重法是荀子之礼的扩展，用荀子自己的话说，即是“至道大形，隆礼至法”，而“礼义者，治之始也”，“法者，治之端也”。即礼是第一位的，法是第二位的，礼优于法，礼法互补，应该以礼统法。先向百姓讲明礼，用礼教化，使人们明礼，心悦诚服地遵法，迫不得己才使用法，不轻易使用刑罚。因此，礼和法都是维护社会秩序必不可少的手段，但礼是比法更重要的政治原则。这些思想主张对后世影响较大。如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说：“阳为德，阴为刑”。意思是治国要阴阳并用，二者不可缺一。《汉书·元帝纪》记载汉宣帝曾教诲好儒学的太子刘奭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既用霸道，即“法治”，又用“王道”即“德治”，这和既隆礼又重法是一个意思。曹操曰：“治定之化，以礼为首，拨乱之政，以刑为先。”这是对荀子主张的进一步发挥，即根据时势，确定重点，乱世以刑为主，治世以礼为先。后之治国者亦经常遇到这一问题，凡是这两方面的关系处理得比较好的，就会收到社会稳定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效果；反之，则会出现社会动乱、人民流离失所的现象。当然，荀子的明礼遵法、慎刑思想，对今天我们处理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的关系无疑也具有借鉴意义。

四、隆礼重法思想重视道德养成和道德自律，体现了法治的灵魂，对当前干部培养和反腐倡廉具有警示意义

荀子的隆礼重法思想在重视礼法的同时，重视道德养成和道德自律，体现了法治的灵魂。他说：“礼者，人道之极也。然而不法礼，不足礼，谓之无方之民；法礼，足礼，谓之有方之士。”“礼者、法之大兮，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至道大形，隆礼至法则国有常，……然后明分职，序事业，材技官能，莫不治理，则公道达而私门塞矣，公义明而私事息矣。如是，则德厚者进而佞说者止，贪利者退而廉节者起。”“礼之所以正国也，譬之：犹衡之于轻重也，犹绳墨之于曲直也，犹规矩之于方圆也，既错之而人莫之能诬也。”“朝廷必将隆礼义而审贵贱，若是、则士大夫莫不敬节死制者矣。百官则将齐其制度，重其官秩，若是，则百吏莫不畏法而遵绳矣。”“百吏畏法循绳，然后国常不乱。”“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在《荀子·修身》中，荀子说得更清楚：“凡用血气、志意、知虑，由礼则治通，不由礼则勃乱提僈；食饮，衣服、居处、动静，由礼则和节，不由礼则触陷生疾；容貌、态度、进退、趋行，由礼则雅，不由礼则夷固、僻违、庸众而野。故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凡治气养心之术，莫径由礼”，“礼者，所以正身也”，“故非礼，是无法也”。在《荀子·不苟》中，荀子认为，君子对于行为，不以不正当的难能为可贵；对于学说，不以不正当的明察为宝贵；对于名声，不以不正当的流传为珍贵；只有行为、学说、名声符合了礼义才是宝贵的，即“君子行不贵苟难，说不贵苟察，名不贵苟传，唯其当之为贵。故怀负石而投河，是行之难为者也，而申徒狄能之；然而君子不贵者，非礼义之中也”。荀子甚至说：“故人莫贵乎生，莫乐乎安；所以养生安乐者，莫大乎礼义。人知贵生乐安而弃礼义，辟之，是犹欲寿而歾颈也，愚莫大焉。”“礼义不修，内外无别，男女淫乱，则父子相疑，上下乖离，寇难并至。”极言礼对人修养的重要性。而人的修养的提升有利于完善人格，净化社会环境，进而有利于法的实施。试想一想，如果人们不推崇礼，不讲究道德修养，没有羞耻感，不要“脸面”，仅仅依靠法律来解决一切问题，能做到吗？就像一些腐败干部，甚至是法律专家型的干部犯法，他们不是不知法，而是少了礼义，少了羞耻感，少了敬畏心，有的只是侥幸心。因此，法治离开道德，就不能很好地实施。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习近平说：“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基于此，可以说荀子重视道德养成和道德自律，体现了法治的灵魂。进一步可以说，荀子的隆礼重法思想，对当前我国的干部培养和反腐倡廉具有警示和教育意义，对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具有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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