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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普鸣而言，帝国之创制只是早期“创作”观的具体表现之一，更重要者乃是对于诸子创作观本身的讨论，而诸子对创作问题的论争恰恰表明：泛泛以“天人合一”概括早期中国思想，或许掩盖了不同思想之间的种种罅隙。《作与不作》的最大贡献在于引出“在什么意义上讨论‘天人合一’”，继而展开了该命题的深度与厚度。“天人合一”问题的复杂性，值得每一位对中国思想感兴趣的读者思索。
重新思考“天人合一”问题的复杂性
读普鸣《作与不作》
*本文原载于《信睿周报》第25期
文丨杨起予
清华大学新雅书院、《作与不作》译者
学术史回顾：“天人合一”作为问题
我们长时间困惑于如何翻译普鸣（MichaelPuett）TheAmbivalenceofCreation一书的书名。一天，甘阳老师提议将其译成“作与不作”。我和几位同学在收到消息时，都不由自主地把“作”字读成了一声。可普鸣老师却很喜欢。原来，他希望以“作”字来探讨人类创新、改造的行为，而读成一声，形容人无事生非、无端生事的“作”字最为激烈地表现了人性的一种基本冲动，即一种不安于自然、不流于旧俗而进行创作、创新的欲望。
普鸣着力于将“创作”问题置于战国至汉代早中期的历史背景下考察。原因在于，这段历史往往被理解为中国逐步摆脱传统宗法社会，以“变法”“编户齐民”等方式打造新型帝国的历史进程。普鸣承认通过强力手段能够锻造一套外部国家秩序，但他也认为，从彼时思想家的内在心态出发，思考时人如何看待这一帝国秩序的创制过程，仍是应有之义。所谓“ambivalenceofcreation”，意谓他认为早期思想家对战国之变法、改革，乃至秦汉帝国之创制持有一种举棋不定的矛盾心理。具体而言，他通过架构诸子思想于历史之中，以为诸子思想中虽然有指向秦乃至汉代早中期帝国形态的因素，却不意味着它们能被全盘视为“变法”的意识形态基础。是故在某些思想家为创作正名之时，另一些人始终试图反对、归正之，转而强调顺应自然。在这个意义上，普鸣眼中的早期帝国之成立并非一套国家逐步管控、支配人民的线性过程，他认为对于彼时之诸子而言，帝国之创制背后夹杂着种种犹豫不决、辗转往复。因而我们在翻译之时也希望并置“作”与“不作”两极，传达出此种模棱心态。
然而，如果仅将普鸣对诸子思想之讨论等同于对变法、帝国合法性之考察，便是窄化了普鸣的问题意识。普鸣在全书开篇即表明，彼时诸子对于创制帝国的讨论，从属于他们对人类行为、人类于宇宙之中处境的理解。换言之，“创作”问题不仅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凸显出来的具体问题，更隐藏在人类对于自身行为、处境的永恒思考之中。故《作与不作》一书之重点在于从宇宙论、人性论的角度考察诸子如何理解人的创作冲动。而从思想史层面考察“创作”问题时，普鸣转而反对学界单纯以“顺应自然”乃至“天人合一”等范畴概括中国文明特质的尝试。该说认为人的行为发乎自然，文明之正当性奠基于自然之上，一切“创作”问题消隐无踪。
许多著作以“天人合一”概括中国思想之特质。如张光直先生曾提出“巫觋”这一概念，以其迷狂而通天的特质，作为早期中国精神文化之基本特征[1]。“天”不仅指涉有人格之天、帝，亦指涉人之天性，抑或宇宙之最高原理—“道”。是故近年余英时先生的《论天人之际》认为至于战国时期，诸子认为人人得以凭借其天性之自然，跃入“心与道合”之境，由此升华上古之“巫传统“。
左：《美术、神话与祭祀》，张光直著，郭净译，三联书店年
右：《论天人之际》，余英时著，中华书局年
其实，此种“天人合一”说多受中西文明的比较问题影响。西方近代以来，学者多以“天人合一”（亲近“自然”）与“天人分离”（强调“创作”）之别理解中西文明之异，至于20世纪，马克斯·韦伯的《儒教与道教》集此一思路之大成。他认为清教以“作”为根本特色而被归于“天人分离”一派，儒教与道教以“不作”为基本特色，被归于“天人合一”一派[2]。此种比较视野也是“古典与文明”丛书第二辑引进汉学研究的目的所在。其中，普鸣一反此说，试图以《作与不作》《成神》两本书挑战“天人合一”的基本预设，重新奠定古代中国与希腊比较研究的基础。
《作与不作：早期中国对创新与技艺问题的论辩》
[美]普鸣/著
杨起予/译，唐鹤语/校
三联书店年
《成神：早期中国的宇宙论、祭祀与自我神化》
[美]普鸣/著
张常煊、李健芸/译，李震/校
三联书店年
全书概要：普鸣对“天人合一”说的解构
《作与不作》首章以“作”字切入，讨论商周时期的天人关系。普鸣继承吉德炜（DavidKeightley）说，认为商周时期的人神处于冲突之中。他指出，卜辞中有许多祖先及其他神灵“作害”“作祸”于生者的记录，而商人祛除祖先诅咒之“作御”等祭祀是人类试图操控、收摄作祟神灵的尝试；又以为商人如此，周人亦然。
第二章跃入诸子哲学领域，讨论思想家对于“创作”问题的不同看法。此章为普鸣用力之重点所在，致力于解构学界流行的“天人合一”说。
一者，孔子所言“作”，意在通过礼乐对人的改造，实现人之自然。普鸣认为对孔子而言，个人情性如质朴之原料一般，需要经由礼乐的“切磋琢磨”，才能将原料中本有的纹理呈现出来。他将礼乐与工匠之技艺作比，认为礼乐对人“天性”的成就，亦是一种“改作”[3]。孔子所为，乃是以礼乐之“作”通达“不作”之境。换言之，普鸣旨在揭示孔子对于“创作”问题的模棱之处：纵使孔子所言之“作”旨在以礼乐成就，而非规训人性，其学说也在最终意义上以“天人合一”为最高，但通达此一境界之手段，仍然需要“创作”[4]。
《孔子：即凡而圣》
[美]赫伯特·芬格莱特/著彭国翔、张华/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年
二者，墨家利用了孔子思想中之缝隙，纯粹将“作”理解为工具、技术之创造，旨在征服自然，由此走向“天人分离”。受墨学刺激，孟子、老子等“天人合一”说才得以出现。换言之，作为一种反叛思潮，“天人合一”说出现在对“天人分离”的焦虑之下，仅能代表先秦思想一隅。
三者，主张“天人合一”者在不同意义上讨论这一理想。普鸣认为，孟子所谓“作”不过“尽心知性”，以为人心能够自然而然地生长出一片仁义天地，相较之下，连孔子对于“作”的理解都显得过分刻意；老子所描绘的“作”，是万物复返其混沌母体、本根的过程，是故相较于孟子之“作”所蕴含的生长意涵，老子之“作”则走向收敛。今人虽皆以“天人合一”概括孟老之思想，但二者对这一境界的理解、实现此目标的进路皆不同，不可一概而论。
四者，普鸣认为，在“天人分离”说与“天人合一”说并存、博弈的背景下，大部分战国晚期主张“天人合一”思想家并未试图放弃“创作”，而是尝试弥合“创作”与“自然”的缝隙，《荀子》《系辞》等文献皆是这一潮流下的尝试。如《系辞》等所谓“观象制器”说，既承认“天人合一”也不反对创作。
如果说第二章谈诸子如何看待“创作”问题，第三章则将抽象的“创作”概念具体化、历史化，将彼时法治国家之创制理解为一种“创作”，讨论诸子如何理解之。普鸣认为，面对国家之创制，诸子大体持有三种心态，由此展现出思想家面对新型国家崛起时的犹疑不决、徘徊歧路：一者，虽反对、厌恶刑法，仍然认为其有匡正乱世之必要性，故勉强承认它符合道义，在一定程度上为国家正名（特见于《吕刑》《十六经》）；二者，全盘支持法治国家（特见《墨子》《商君书》）；三者，全盘否认当时的新兴国家，强调一切治理自然而然，顺遂人之本性可矣（特见《孟子》）。普鸣认为第一种思路代表了彼时之主流倾向：法治国家虽不合道义，为求治乱，却是无奈之必然。故国家之创制与“天道”不能相合，致使此“天人合一”说摇摇欲坠。
第四、五章谈论史家如何看待帝国之成立。普鸣以为，秦汉帝国是战国中央集权国家之延续。面对帝国之创制，政治家与史家终究分道扬镳。他论述的焦点在对《封禅书》的解读，认为武帝封禅表明他企图重新建立帝国与天道的关系，以期实现“天人合一”的理想。司马迁虽渴求自身所处的帝国与道义相合，知晓帝国统治乃是时势之必然，秩序之必须，却深知帝国的暴力本性不合道义。是故司马迁处于左右互搏的两难处境之中：帝国政治终将与天道断裂，“天人合一”之理想无法维系，由此坠入所谓“创作的悲剧”。
本书得失
作为一名读者，我在阅读《作与不作》的过程中时常感到挑战。普鸣致力于让诸子发出自己的声音，并试图将每种观点置于整体思想谱系中考察的努力，使读者在种种观点、意见之间穿梭游移，不时有迷失之感。另外，作者的问题、方法迫使其必须覆盖多种材料，又须以精简之语言表述复杂问题，而每个材料、问题背后都汇集了众多专家的研究成果，倘若从专业的角度，读者足以从四面八方对具体问题提出质疑。但以上两种情况可能会遗漏作者论述的重心。所以，如果需要对此书进行公允评价，可能将作者的具体论述置入其总体框架——即对“天人合一”问题的反思中考量，并以鸟瞰“森林”而非着眼于“树木”的角度去看待此书。
如前文所述，读者在两点上或有所启发。其一，普鸣并未探讨帝国创制之“结构”乃至“规律”，转而将之理解为时人心中的某种“焦虑”，着力描绘诸子基于天理、道义、传统对于帝国创制之犹豫不决、徘徊歧路。其二，对普鸣而言，帝国之创制只是早期“创作”观的具体表现之一，更重要者乃是对于诸子创作观本身的讨论，而多种声音对创作问题的论争恰恰反证了，泛泛以“天人合一”概括中国思想，实际上隐瞒了思想背后的种种罅隙，进而让人思考究竟在什么意义上理解“天人合一”，甚至怀疑这一命题是否依然有效。
一篇书评有义务提出意见和建议。在阅读的过程中，我感觉避免泛泛讨论“天人合一”，似乎未必要流于“天人分离”。
全书首章以“天人分离”理解殷周时期的天人关系，可能忽略了殷周变革的意义。如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大体以“天命无常，惟德是辅”概括西周之天人关系[5]，“天命无常”（或谓“天命靡常”“峻命不易”“其命匪谌”）针对亡殷之鉴，谓天命不主一姓。可见依永天命并非当然，确然隐含“天人冲突”的焦虑。周人确实未预设流俗意义上的“天人合一”，殷纣“我生不有命在天”（《尚书·西伯戡黎》）这类自谓天命在身，以此逸乐非彝之举恰恰为时人引以为鉴。然而，贬斥流俗意义上的“天人合一”并不意味着周人不认可道德意义上的“天人合一”——“惟德是辅”意谓需要借助德政，才能获致天命，故傅氏综合《周诰》《大雅》等文献，云：
一切固保天命之方案，皆明言在人事之中。凡求固守天命者，在敬，在明明德，在保乂民，在慎刑，在勤治，在无忘前人艰难，在有贤辅，在远憸人，在秉遗训，在察有司，毋康逸，毋酣于酒。事事托命于天，而无一事舍人事而言天，“祈天永命”，而以为“惟德之用”。[6]
换言之，不应仅将周人之“作”理解为“御疆辟土”、征服自然之举，周人实拟通过人事德治之“作”达致承受天命之境。
《性命古训辨证》，傅斯年著，上海三联书店年
另外，第二章对于多元“创作”观的考察，其实暗示了战国时期可能有多种对于理想政治的理解，在这个意义上，思想家未必都将彼时之国家、帝国理解为与礼义分离的暴力组织，以国家之创制为“悲剧”。相反，重新审视普鸣考察的《吕刑》《孟子》《史记》等文本，它们虽认为“刑法”确为道衰之作，却仍视其为拨乱反正、复返礼治的手段。
普鸣据“伯夷降典礼，折民以刑”一句，谓《吕刑》之主题为道衰作刑。此说诚然不误，然传统经说如《尚书大传》解此句，则以“先礼后刑”为主题，将刑置于礼的背景下思考。此说有据可依：《书·尧典》载舜命伯夷“典三礼”“作秩宗”，称述伯夷典礼之业，《吕刑》之吕侯即伯夷之后。同时，《吕刑》以“伯夷降典”与“禹平水土”并观，而对后者之著名说解属《孟子·滕文公下》。彼处，禹之治水与汤武革命、周公诛乱讨贼并置，可知《吕刑》或亦视刑法为拨乱反正、反诸礼治的手段，而非仅表明历史之堕落。
同样，《孟子》处与禹之治水、汤武革命、周公诛乱讨贼并置者尚有孔子“作《春秋》”。周室衰微，孔子无位而以《春秋》笔法行天子之事，遂受僭越之讥，自己亦有“罪我者其惟《春秋》”之叹。换言之，禹之治水，孔子之“作《春秋》”确然与道义有所冲突，但根据《孟子》，行权之目的在于利用强力甚或革命手段之“创作”拨正此一流俗意义上的“自然”，反诸礼治。
《〈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陈苏镇/著，中华书局年
国内学界已然表明，“作《春秋》”问题可能是理解“汉道”和《史记》的关键。倘若直接预设帝国不合天道，便难以解释儒生反对“汉承秦制”而进行的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改制运动[7]，也无法解释《史记》“继《春秋》”之意。西汉早中期的儒者虽反秦政，却并未全盘反对通过法律、武力手段一统，反倒可能认为政治一统是“致太平”的必要条件。贾谊、公孙臣、董仲舒等在削藩之议后，皆拟兴改制而“致太平”。司马迁《史记》仍受儒学倾向主导[8]，也认为在帝国统一的基础上才有“致太平”的可能。故在武帝完成其“三十年规划”后[9]，认为汉帝国已然到了改制之时刻，推动太初改历，之后方有《史记》之经始。而太史公最初也将太初改历视为《史记》纪事的下限。至于太史公此后是否真正认为“太初改历”是天文“初始”在人间秩序中的实现，武帝时代是否实现了《春秋》之道，这是更为曲折、复杂的问题。在此仅指出：太史公心中的“《春秋》之道”与汉帝国并非方枘圆凿，不可以“悲剧”视之。
在这个意义上，普鸣此书的最大贡献仍然在于引出“在什么意义上讨论‘天人合一’”。《作与不作》摆脱泛泛以“天人合一”讨论中国思想，重新关切诸子在何种意义上理解此一命题，展开了该命题的深度与厚度。“天人合一”问题的复杂性，值得每一位对中国思想感兴趣的读者思索。
（该文蒙李霖、刘未沫老师指点，学友陈韵青、张园提出了宝贵的批评与建议。对此，笔者表示深切的感激。）
注释
[1]参见《美术、神话与祭祀》，张光直著，郭净译，生活·读书·新知书店，年。
[2]《儒教与道教》，[德]马克斯·韦伯著，洪天富译，江苏人民出版社，年。
[3]此说据《孔子：即凡而圣》，[美]赫伯特·芬格莱特著，彭国翔、张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年。
[4]普鸣强调儒家礼仪的“创作”面向对于成就人性的重要性。可以说，他致力于张大儒学的“外在”向度。
参见AdamB.Seligman,RobertP.Weller,MichaelJ.Puett,andBennettSimon,RitualanditsConsequence:AnEssayontheLimitsofSincerity,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
[5]《性命古训辨证》，傅斯年著，上海三联书店，年，第—页。
[6]同上，第—页。
[7]《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陈苏镇著，中华书局，年。
[8]参见《有关史记崇儒的几个问题》《有关史记歌颂汉王朝的几个问题》，祝总斌著，载《材不材斋史学丛稿》，中华书局，年。
[9]《论轮台诏》，田余庆著，载《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年，第32页。陈苏镇先生将之与董仲舒理论中“世而后仁”说相勾连，见《春秋记与“汉道”》，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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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作者，起也。“作”有兴起、创新之义，但孔子却讲“述而不作”。是“述”还是“作”，构成了中国古代思想中围绕“创作”“人为”观念展开的一场历史悠久的论辩。“述作之辩”不仅是哲学层面上自然与文化关系的呈现，其核心在于大变革时代人们对新制度——中央集权帝国——合理性的阐释，体现出“创新”为中国历史进程带来的文化张力。
此书是美国哈佛大学著名教授普鸣的代表作，由他的博士论文修改而成。作者追溯并分析了商周卜辞、战国文献及秦汉政论中有关“创作”的叙述，不仅延续了西方汉学对“关联性思维”的探讨，也为考察中国古典文明提供了一个别具特色的视角。
目录
致谢
译者例言
绪论
对中国文化的分析
研究方法
研究架构
第一章御疆辟土：青铜时代对祖先与创作的看法
青铜时代的《诗》与卜辞、铭文
周之衰亡
结论
第二章人之技艺：战国时期对自然与文化问题的论辩
论辩之始
修正对“自然”的定义
文化的本质：战国后期论辩的发展
结论
第三章圣人、臣下与乱贼：叙述国家起源
早期中国神话研究的症结
叙述国家起源
结论
第四章创作帝国：帝国统治的兴起与巩固
创作帝国：秦朝
帝制的衰落
汉代对帝国的再造与巩固
结论
第五章创作的悲剧：司马迁对帝国兴起的重构
司马迁的规划
司马迁笔下的国家历史
引申
结论
附录“作”字探源
参考文献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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