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通文史，阐发精微——评缪钺《冰茧庵丛稿》缪钺先生是著名的研究文史专家，在数十年的辛勤耕耘中，许多方面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年代即刊行的《诗词散论》及年代又出版发行的《读史存稿》，在文学与史学领域都有很大的影响，长期以来，再版不断，读者不衰。近来他又从历年发表过的论文中精选了二十七篇及读书札记七篇，结为一集，取名《冰茧庵丛稿》，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丛稿》与《诗词散论》及《读史存稿》有明显的不同，《诗词散论》专论古典诗词，《读史存稿》侧重史学研究；《丛稿》所论涉及文史哲，时间跨越五十载，从中不仅反映出著者学术思想发展的脉络以及治学见解的某些转变，而且能使读者领悟到先生治学的特质与气度。一、知人论世，文史结合我国治学强调知人论世，文史结合。文学作品是历史时代的回声，而历史环境又是文学作品得以产生的基础，《丛稿》凡二十万言，覆盖文史哲各个领域，所论述的多为重大的事件、重要的人物、特殊的规律。书中既分文史哲三类，而又是相互渗透的。如《论荀学》一文，既在丰富史料的基础上，阐述荀子的哲学思想，又因为荀子在文学史上有一定的地位，也就在论述荀派哲学思想时指出此派长于思辨与崇尚逻辑的精神，与孟子的重情感者不同。唐朝皮日休是一个著名的文学家，《再论皮日休参加黄巢起义军的问题》，从历史的角度，就皮日休家庭出身、皮日休如何参加黄巢起义军、皮日休如何死的问题进行剖析。对文学作品的研究，更是采取文史互证的方法，从与历史的联系上揭示文章的要旨，如《〈文选〉赋笺》一文，在笺释班固《两都赋》时，既“注重其文学价值”，又注重其“政治上之意义”，从而阐述班固作赋的目的“逢迎帝意，奏上此赋，拥护都洛之主张”。先生曾言：“研究文学的人要知人论世，必须熟悉历史；而研究历史的人也可从文学中得到启发，能更深透的理解、阐述历史问题；所以文史互证确是治学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好方法。”（《治学补谈》，《文史哲》年第3期）《丛稿》正是贯穿了这样一种精神。文史哲结合是《丛稿》显著的特点，但并不是说这几个方面比重相同。从篇目看，二十七篇文章即有十八篇属于文学，即使哲学、历史类的文章如《再论皮日休参加黄巢起义军的问题》，实际上也是作家研究；《〈吕氏春秋〉中之音乐理论》涉及文学方面的也不少。可见文学研究是《丛稿》的重点。文学上，又涉及诗、文、词、赋及文学批评等各个方面，而且都有透辟的论述与独到的见解。下面就诗的方面撮其要者加以说明。（一）论诗的范围从时代上讲，起自《诗经》（《周代之“雅言”》），迄于近代（《王静安诗词述评》），而于唐诗及清诗方面造诣最深。从体裁上看，对四言、五言、七言均有论及，对各种体裁的产生与发展及其和历史环境的关系，尤为着力。如论《诗经》与雅言的关系说：“《诗经》无异于雅言之教本。孔子言：‘不学《诗》，无以言。’固指辞令之美，然亦可解为不学《诗》则不可能说官话之意，此益可见《诗经》与雅言之关系之密也。”先生论诗，最重“通古今之变”，“对于一位诗人、一种体裁、一个主题，常是穷源溯流，探寻其演变之迹，指出其革新之功，既可见古代诗歌生生不息之作用，又为今后新诗之创作指明借鉴之途径。”（缪钺《迦陵论诗丛稿题记》评叶嘉莹先生论诗语）（二）论五言诗体著者在《丛稿》中，于五言诗论证最为精到。其于年就写出了《六朝五言诗流变》（已收入《诗词散论》），收入《丛稿》的主要有《曹植与五言诗体》（作于年），又在《曹植杜甫诞生纪念》中论述五、七言诗的关系。他认为“五、七言诗体，发生虽在汉代，而其正式成立，却在建安、黄初之间”，“在中国各种诗体中，能流行二千年尚未僵化者，唯有五言”，五言诗是“中国诗中最主要之体裁，而曹植即奠定五言诗体之人”。进而论述了曹植五言诗特点：第一，其五言乐府与五言诗无异；第二，其人格个性皆渗透五言诗中。且论述其地位应与杜甫相同，即都“成立新诗体是也”，“至曹植出，始以五言名家”，“至杜甫出，于五、七言律诗则以人巧夺天工，发神明于规矩，并阖变化，广启法门……开前人未有之体”，“夫作者曰圣，述者曰明，若曹、杜二公，殆真诗中之圣乎?”（三）杜牧诗的研究缪钺先生是杜牧研究的专家，有关杜牧的专著就有《杜牧传》、《杜牧年谱》、《杜牧诗选》。《丛稿》收录研究杜牧的论文二篇：《杜牧诗简论》、《重印冯集梧〈樊川诗集注〉前言》（附《杜牧卒年考》），另有札记《关于杜牧〈清明〉诗的两个问题》。《杜牧诗简论》全面阐述了杜牧诗歌独创的风格、忧国忧民的精神、伤春离别的情思、抑郁与旷达的特点以及绝句与律诗的成就，文字虽简而包罗宏富。《重印冯集梧〈樊川诗集注〉前言》对杜牧诗的思想内容、艺术成就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都作了精当的论述，迄今对阅读《樊川诗集》者仍有很大的指导作用。《杜牧卒年考》完善和发展了清人钱大昕《疑年录》的说法，以确凿的证据论证了杜牧卒于唐宣宗大中六年（），使学术界对杜牧卒年各执己见、莫衷一是的状况得到了改变。《清明》诗也是多年来学术界争论的问题，先生以极为审慎的态度，以答读者问的形式，从杜牧诗歌流传情况着手，对学术界的争论加以评述，并且研究了此诗的内部韵律，指出：《清明》诗是否是杜牧所作?答案是“可以怀疑的”。“杏花村”究竟何在?答案是“无从考定”。二、钩深致隐，思若有神清人汪中认为治学要能够“于空曲交会之际以求其不可知之事，心目所及，举无疑滞，钩深致隐，思若有神”（刘咸炘辑《汪容甫遗文·与达官书》）。缪钺先生的《冰茧庵丛稿》正体现了“钩深致隐，思若有神”的特点。对涉猎的每一个领域，既能从宏观上把握，又重视微观的体验，既“通古今之变”，努力探求总体的规律性，又重阐幽发微，揭示各个分支的特殊性。（一）哲学方面中国哲学以先秦为盛，后世皆渊源于此，而儒学一直被推为正宗。《丛稿》之哲学论文先集中于先秦，稍涉秦汉间。《论荀学》一文，从古代儒学的源流着手，以为“儒学创始于孔子，下至战国秦汉间发展始备，源远未分，流别各殊，举其要者，厥有三派：曰孟子，曰荀子，曰战国秦汉间之新儒家”。先从宏观方面对荀、孟加以比较：孟子言性善，主扩充，荀子言性恶，主矫正。论性善者重情感，论性恶者重理智。而新儒家则近于孟而远于荀。然后从荀学思想众多的构成因素中，攫取其最重要的个性因素揭示荀学的特点：（l）荀子特重礼；（2）荀子虽主张德治之旨，亦兼采法治之方，其弟子变本加厉而演为法家；（3）荀子长于思辨而崇尚逻辑；（4）荀子具有科学精神。又从学术思想发展史的角度，对汉学与宋学加以剖析，认为荀子之儒学，在先秦为大宗，在汉后为别派，因其与汉学、宋学颇有相违，故二千年来荀子地位逐渐降落。这篇文章，既从哲学史纵向对荀学的形成以及发展流变进行全面的考察，又从先秦哲学思想横向探寻了荀学这一特殊学派的内部规律与外部影响。因此，在《丛稿》的哲学论文中颇具代表性。《论战国秦汉间新儒学》一文，是著者与钱穆先生的论学书札，在学术论争当中，时时体现出真知灼见，给予读者很深的启迪。《〈吕氏春秋〉中之音乐理论》则侧重从音乐方面揭示其哲学思想，指出论乐之作，应出于儒家之手，然与早期儒家不同，而兼采了道家与阴阳家言，是对孔子论乐之意的发展。（二）史学方面《丛稿》于史学的论述，范围很广，有覆盖通代的政治史的透视，也有某一地区农民战争史的探讨，而更多的是历史人物的评论。《清谈与魏晋政治》一文，是对魏晋两代政治特征的全面研究。魏晋的清谈，历来是文史研究者注目的问题，鲁迅先生即有《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陈寅恪先生亦论述过《清淡与清淡误国》，贺昌群先生亦有《魏晋清谈思想初论》，然而他们大多仅就一方面加以探讨，揭示出一个侧面的规律性。而《清谈与魏晋政治》既对魏晋两代作了总体的把握，又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发前人未发之覆。文章以为，清谈家之理论，并不轻视政治，且有政治上之理想。先述清谈之演变可分四期，即魏正始为第一期，魏晋间为第二期，西晋为第三期，东晋为第四期。然后具体论证每一期清谈与政治的面貌。第一期为初兴之际，其时名士崇尚《老》、《易》，辨析名理，而同时热心政治，思建事功。第二期竹林名士多怀山林隐逸之思，故其对政治之态度，不似正始名士之积极，然隐逸之士既不负政治上之责任，则虽清谈亦不至于误国。第三期西晋清淡名士祖尚玄虚，遗落尘世，亦多因当时政治环境所造成，遂至王衍之清谈误国。第四期东晋时清谈风气犹盛，其势仍可左右政治，故行严厉之政者每遇阻碍，唯有清谈名士而具政治才能者始能适应环境，有所建树。这样条分缕析，使读者对魏晋清谈政治一目了然。《南朝农民起义的地域问题》，以丰富的史料为基础，探讨了农民起义的地域性，指出农民起义爆发的原因主要是土地集中，官吏贪暴，农民失业，而每个地区又有不同的情况。对历史人物的评论文章有《陈寿评传》、《关于武则天的评价问题》、《再论皮日休参加农民起义的问题》，作者在叙述历史人物的立身行事时，始终重视历史时代和各种复杂的历史因素所起的重要作用，同时又用大量史实说明这些历史人物的成败与他们的性格、才能密切相关，从而恰当地评价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三）文学方面上文已对《丛稿》论诗作了重点分析，此处再就总体加以概括。首先，重视文学的社会意义。如对陈子昂《感遇》诗的论述，非常注意“反映当时历史现实”的一面；对《柳子厚墓志铭》的探讨，通过作者韩愈与墓主柳宗元在政见上的矛盾，揭示对文学的影响；对杜牧诗的评述，更注重其经世致用方面；对李清照词的探讨，起首就谈社会意义问题；对曹植与杜甫的评价，也注重社会意义的阐发。其次，重视文学家的人格。我国论文学者历来有“文如其人”、“诗品出于人品”之说。一个作家的文学作品是他心声的传达。纵观《丛稿》论及之作家如曹植、陈子昂、杜甫、韩愈、杜牧、欧阳修、李清照、元好问、黄景仁、郑珍、王国维，无一不是人格高尚者。而在评论其作品时，又不同程度地体现了他们的人?格。再次，探讨作家的创作个性。对于具体作家作品的研究，《丛稿》则重点探索某个作家的特质与其作品的内部规律，揭示他们有别于其他作家作品的特殊性。这个特点在他的《诗词散论》里就能清楚地看出来。如《论李义山诗》一文，着重于其动人魂魄而又窈眇难言的诗心。正是对李商隐的创作个性作了深切的体验，从而对李商隐作诗而不作词的奥秘作了探寻，指出其诗与词形异而实同：“盖词之异于诗者，非仅表面之体裁不同，而尤在内质及作法殊异，词的特质，在乎取资于美之事物，而造成要眇之意境。义山之诗，已有极近于词者。……盖中国诗发展之趋势，至晚唐之时，产生一种细美幽约之作，故李义山以诗表现之，温庭筠则以词表现之。体裁虽异，意味相同。”这种精神，在《丛稿》中更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如《王静安诗词述评》，指出王国维创作的特殊性主要有二点：第一，王静安写诗词，不囿于当时的风气，而特立独行，自辟蹊径；第二，王静安诗词中多发抒哲理，而能融化于幽美的形象之中，清邃渊永，耐人寻味。由于他的忧郁之性，深沉之思，悲观之情，厌世之意，加上“追求理想的执着精神”，故能以其极其诚挚的态度在诗词中抒发内心的真情，虽然怅惘凄迷，深情绵邈，却没有李义山的秾华繁采，而加之以对整个人生哲理的领悟与深索。《关于李清照词》、《读郑珍〈巢经巢诗〉》等莫不从某一侧面指出其个性。三、文辞简约，章法道严《丛稿自序》说“平日行文，习于简约，直谅多闻之友曾对我说：‘你写文章，在论证要旨之后，往往适可而止，不肯再做进一步的阐释，虽免枝蔓之弊，亦无详尽之功。’这也是我的一个短处。”缪先生自谦为短处的行文简约，我以为正是此书的长处。即以《论荀学》一文为例，文章对荀学的产生、发展、衰微、再兴作了纵向勾勒，又以之与孟子、新儒家、道家、阴阳家等多种流派作了横向比较，并对荀学的特点作了全面的探讨，包罗宏富，纵横交错。然作者仅用了四千字加以表达，可谓简约矣。又行文流畅、叙事严谨，真是言简意赅，凝炼厚重。刘勰《文心雕龙》云：“句有可削，足见其疏；字不得简，乃知其密。”《丛稿》的行文确实到了“字不得简”的程度。由此使人想到了清儒治学，皆涉猎群书，勤于覃思，而行文写作，惜墨如金，力求一字传神。缪钺先生平生博览文史，颇受清代朴学影响，然又不囿于此。例如清儒行文，多以札记疏写大旨，而先生之文虽言辞简约，但自成体系。读其《丛稿》及其他著述，颇有“自然成文”之感，而并未觉得有意于繁简，可见其在语言上已形成独特的风格。缪钺先生不仅是一位文史研究专家，而且擅长写作古典诗词，由此相互促进，致使文章都思致密赡，条理井然。如《清谈与魏晋政治》共六个部分，分之则独立成章，合之则浑然一体，不枝不蔓，有条有理，其义密而不冗，其文简而不淡，读之真如顺风行船，轻松畅快。值得称道的还有缪钺先生的治学精神与气度。这在《丛稿》中也有所体现。《欧阳永叔治学之精神》、《欧阳修作文勤于删改》二文，对欧阳修治学的精神颇为赞赏：“世之论欧阳永叔者，或重其文采，或尊其史才，吾读欧阳氏所著书，独喜其治学有怀疑之精神，盖其思致精锐，理智开明，于古书古事之可疑者，能批郤道窾，度情酌理，正千载相传之误说，而言时人所不能言、不敢言，识与胆均不可及。”《丛稿》之文颇与此相类。或抉疑发覆，或识解敏锐，往往由近及远，由小见大，示后学以津梁。同时他最景慕顾亭林“行己有耻，博学于文”的精神，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以学问为“天下之公器，不必出于一己”，虚怀若谷，奖掖后进。其平生也最膺服顾亭林的一句话：“某虽学问浅陋而胸中磊磊，绝无阉然媚世之习。”（见于刘琳《一位文史兼长的学者——缪钺》，载年《唐代文学研究年鉴》）和熊德基先生《七十自寿诗》中有“早怀天下澄清志，自是平生磊落人”之语，实则也是自己襟怀的流露。先生虽年事已高，还著述不已，在与加拿大籍华裔学者叶嘉莹教授共撰的《灵溪词说》完成出版之后，又进行《续编》的撰写。（注：引文未标明出处者，均见于《冰茧庵丛稿》）（原载《天府新论》年第4期）胡可先：缪钺先生的大师风范胡宝国：没想到这辈子会学历史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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