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历史非常乱，但有一个大趋势是清晰的，即从大分裂走向大融合和大统一。

西晋虽然短暂统一，却止不住分裂的大趋势。所以，八王之乱后，继续分裂。那么，分裂的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就是地方做大而中央无力、豪族做强而朝廷无奈。所以，当时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地方豪族问题。这里一定要加上地方。

因为隋唐也有豪族，但隋唐豪族并没有导致分裂。

最初的关陇贵族，就是左右隋唐两朝的军事贵族。这伙人跟朝廷是合一的。后来，关陇贵族和山东豪族逐渐发展成为两京阀阅，即央级豪族。豪族与朝廷还是合一的。

但是，三国两晋南北朝的豪族，却都是从东汉发展过来的地方豪族。豪族不仅控制了地方上的土地和人口，而且在地方上就有强悍的影响力。

东汉的郡、县，基本控制在一个个的郡级、县级豪族手中。而推出州牧制度之后，这些县级和郡级豪族，又升格为州级豪族。黄巾起义之后，这些县级、郡级以及州级豪族，纷纷支持各自的军事代理人，搞起了兼并战争。

战争兼并的结果，就是大鱼吃小鱼，然后小鱼被吃掉、大鱼变鲨鱼。最后形成了三条大鲨鱼，也就是魏蜀吴三国。

而兼并战争一旦开启，就不是豪族能左右的了。因为三国一旦形成，豪族就控制不住曹操、刘备、孙权这些军事代理人了，而是反被这些军事代理人裹挟着继续兼并。

兼并的极限，就是三国归一。但三国归一，只是在军事上和道义上实现了归一。西晋司马家，控制了枪杆子，就是军队；卡住了位置，就是皇帝。但政治上和财政上呢？

政治上还是豪族说了算。司马家任用的官员，只能是豪族士大夫。任用寒门子弟就不行吗？曹操就是要用寒门子弟压制豪族士大夫。但曹操失败了。他也必须失败。汉武帝以后，地方豪族便已经向着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的方向发展了。

官僚制要实现文书行政。文书行政必须依靠知识精英。知识精英融入官僚制便升级为政治精英。而知识精英是要花钱才能培养出来的。这时候，只有豪族才有财力培养出知识精英以及升格的政治精英。所以，豪族和知识精英、政治精英，就是一伙人。皇帝和朝廷想用也得用，不想用也得用。这个趋势，在东汉以来，已经不可阻挡。

那春秋战国时代的游士呢？

最初的游士是没落的贵族。没落的贵族，既可以成为列国的政治精英，又可以成为民间的知识精英。但他们已经失去了土地，不是贵族，也不是豪族。后来，私学兴盛，无法跻身政治精英的没落贵族，又培养了一拨知识精英。比如孔子、孟子和荀子这些人，都是知识精英。但当官了吗？没有，没有就只能一直是知识精英，然后就去招弟子、传学问。这股风气一直延伸到西汉中期。所以，皇帝和朝廷还是有人可用的。

但是，不平等是历史常态。财富要集中、知识也要集中。因为这些都是稀缺资源。最后，一定会集中到一拨人身上。而这拨人就是豪族。

司马炎为什么要去州郡兵？为什么又要大封司马王？不这么干，朝廷肯定干不过豪族、朝廷也肯定干不过地方。然并卵，司马王比豪族还厉害，自己家里搞起了武装械斗。

于是，统一只是小趋势，分裂才是大趋势。但是，八王之乱为什么没有演变成另一个汉末乱世，军阀割据而后三分天下、再后三国归一呢？

因为胡人问题又爆发了。

胡人问题也要追溯到汉武帝。汉武帝一边打匈奴、一边纳匈奴。但是，匈奴的人口体量太小，汉朝的体量太大，所以流入多少就能融合多少。但，这个政策是一直延续的。后来，匈奴人要么被打到西域以西，要么被纳入大汉中原。这就是胡人内迁。

但是，草原这片土地，不会成为无主土地。匈奴人走了、鲜卑人来了。同时，西北的羌人也开始闹腾了。豪族是内部癌变，不断汲取资源，于是国家没钱了。而胡人就是外部感染，不断消耗资源，于是国家更没钱了。当时，主要是镇压西北羌乱的开支和雇佣鲜卑军队的军费。

所以，与豪族问题相伴相生的，就是胡人问题。强汉很猛，匈奴干掉、羌人干服、鲜卑人也不敢造次。但是，打败胡人却不能杀光胡人。于是，胡人打不过就投降，投降了就内迁。

在东汉的时候，问题已经很严重了。但大汉各州郡的豪族和军阀太厉害，根本不给胡人造次的机会。到了西晋，天下重归一统。胡人问题就已经取代了豪族问题，成为国家必须关心的问题。

在平灭东吴之后，有大臣就像晋武帝司马炎建议，趁着军力尚强，直接把这帮胡人给收拾掉。但是，统一天下，已经让晋武帝司马炎志得意满了，所以他就没有采纳这个建议。实际上，即便把胡人问题提上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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