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之渊源著作责任者：[美]牟复礼（FrederickW.Mote）译者：王重阳花前又见燕归迟（序一）——追忆牟复礼先生原本平静地度过旧历年，因突然传来牟复礼（FrederickW.Mote）先生去世的消息，而让人倍感惆怅。牟先生于大年初二（二月十日）的晚上去世，享年八十四岁。今天在大陆及台湾年轻一辈的学人可能对牟先生一生的成就所知有限，但任何熟悉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北美汉学及中国史研究变迁的人是不应该不知道牟先生的贡献和地位的。我在过去十几年中所见到西方的中国学专家亦可谓多不胜数，但若以人品，学问和见识三者等量齐观的话，能超越牟先生境界的恐怕是没有的。他充满创造力的学术生涯和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的建立与成长有非常紧密的关系。这是纪念他的一生不能不特别强调的部分。在今日北美的中国文史研究方面，普林斯顿应该说是具有代表性的中心之一，学术上的资源充足。但与哈佛和哥伦比亚等校相比，普大东亚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发展的历史较短，成立迄今不过四十多年。据牟先生自己的回忆，年他被聘来普大前，正在莱顿担任富布赖特（Fulbright）讲师。他是在美国亚洲学会（AAS）的通报上看到了普大的招聘广告才提出申请的。他对普大全无了解，所以在收到聘约时感到很惊讶。普大当时只有三位与中国有关的教授，最资深的居然是对中国艺术无师自通的文艺复兴艺术专家GeorgeRowley。牟先生到普大后最先履行的义务之一，就是担任方闻的博士答辩的考官，方先生是Rowley培养的唯一一个中国艺术史博士。50年代中，普大还没有独立的东亚研究系，更谈不上有全方位的中国文史研究，连牟先生自己都是隶属于东方语言文学系（DepartmentofOrientalLanguagesandLiterature）的教授。该系以近东伊斯兰研究为主导。年东亚研究系（DepartmentofEastAsianStudies）的建立，以牟先生的推动最为关键，所以称其为普大东亚系之父并不过分。我们今天可能已很难想象当时在美国人文学界的格局下东西方文化比重之悬殊。虽然牟先生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史家，但他对中国传统的了解向来是采取文史不分家的态度。也正由于此，他和当时强调科学化的正统西洋史学取径不同。比如与牟先生同时在普大任教而执西洋史牛耳的大师史东（LawrenceStone）虽然对牟先生很尊敬，但对人提到牟先生时总称他为expertinChineseliterature，而不称其为historian。因为在史东看来，像诗人高青丘这样的课题仅属于文学研究的范畴，算不得是真正严肃的史学题目。这种区分在当今西方人文界已不再具有说服力了，但这一词之差却恰恰体现出在当时的环境下，牟先生为中国文史研究创出一片天地，需要何等的自信和从容不迫的态度。耐人寻味的是牟先生对普大东亚系建立的贡献与史东造就普大历史系的贡献真可说是旗鼓相当。牟先生对普大中国史研究的具体贡献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确立以古代为中心的研究方向，二是对中文教学的尊重。如果前者还是从当时西方汉学主流发展出来的话，后者则可以说是不同流俗的创举。他反复强调中文的教学是一切研究的基础，而且要古汉语和现代汉语并重。这是一种从语言学而非从西洋汉学只重书面解读的角度来主导的中文教学法。他以前金陵大学同窗学友陈大端教授当时正在普大主持中文教学，所以牟先生得以和陈大端在这点上通力合作。以上两点可以说是普大迄今为止都保持了的特色。但牟先生对普大东亚研究的影响并不止此。他对普大东亚研究资源的积累作出的贡献同样地意义深远。首先是他对普大葛斯德图书馆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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