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西哲学,中国哲学中较多地讨论了“知行”(知识―行为)关系;而西方哲学和现代知识论更多地求证了“知识―信念”关系。笔者则认为,“知识―信念―行为”三者是一个有内在关联和作用的体系。

一、中国哲学中的“知―行”关系

“知―行”关系是我国传统哲学中最基本和最丰富的内容之一。其问题主要从两个角度来加以讨论:一个是从伦理道德角度,一个是从认识论角度。孔子论述知行关系更多是伦理学角度。孔子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孟子进而提出“人之所不学而能者,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良知也。”他们在获得知识的方法上极为注重道德修养,把人的仁义礼智信等道德意识看作是与生俱来的。老子的“不行而知”,亦是指统治术,庄子则进一步认为要“离形去知”才能达到真知,“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庄子#;大宗师》)。后期墨子和荀子则在认识论意义上指出,知识来源于人的感觉经验。《墨子#;经说上》说:“知也者,以其知过物而能?之。”《荀子#;正名》:“心有征知,征知则缘耳而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可也。”说的是人通过感觉器官感知事物。《荀子#;儒效》还强调了行为、实行的重要性,“知之不若行之……知之而不行,虽敦必困”,就是说有了知识了不如去实行(实践),你有再多的知识如果不去实行也一定是无用不便的。

宋以后,中国哲学中知和行关系主要就先后难易展开争论。北宋程颐提出以知为本,认为知先行后,知难行亦难。南宋朱熹则提倡知行相须,不可偏废,又说:“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明代王守仁则提出“知行合一”,说“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传习录#;下》)成为主观唯心主义的典型说法。明清之际大哲学家王夫之批判宋明理学的知行观,提出“知行相资以为用”,“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君子之学,求学离行以为知也必矣。”(《尚书引义#;说命中二》)王夫之还研究了探求知识的类似归纳和演绎的方法论[1]。近代以降,中国哲学关于知和行的关系又有新的见解,谭嗣同强调知识的重要性,主张“吾贵知,不贵行也。知者,灵魂之事;行者,体魄之事。”(《仁学》),而章太炎则强调行的重要性。孙中山则提出了“知难行易”说,强调“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孙文学说》)

毛泽东的《实践论》,用崭新的科学世界观回答了知和行的关系,《实践论》的副标题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毛泽东明确界定知和行的关系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科学地阐述了实践第一的观点,说明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动力、目的和检验标准。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知识―行为”相对“认识―实践”的关系而言,较为具象和宽泛,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一般的认识角度来讨论“知―行”关系。我们这里所说的知识是认识产生的结果(意识形式),行为从宽泛角度来说,包括意识支配的行为和无意识行为。我们这里仅指意识行为,在意识行为中,包括实践行为,也包括非实践行为。当然我们在讨论“知识―行为”中的“行为”绝大多数是实践的行为。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把“知识―行为”关系视同为“认识―实践”的关系,它们是同质同构的。由于《实践论》中的“知行”关系更抽象和更普遍,对“知识―信念―行为”关系具有指导意义。

二、西方哲学中的“知识―信念”关系

古希腊大哲学家柏拉图(前-前?)对知识有过比较多的论述,他在《国家篇》中,区分了知识和意见。他认为,知识是对永恒不变的事物本身的认识,而理念世界是永恒不变的。在《泰阿泰德篇》里柏拉图把知识当作能得到“辨明的真信念”,这一定义对后世的影响很大。知识被认为是由三种必要条件构成的:辨明、真实和信念(justified-true-belief简称为JTB条件),在这三个条件中,传统的知识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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