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詩經》是迄今爲止發現的最早的《詩經》抄本，其時代比今本《毛詩》的流傳年代要早。學者們在探討具體問題時亦或據簡本早出而立論，並常以爲簡本比今本更優。然而，通過對二本文本的仔細研讀比對，並全面統計相關數據，我們發現簡本與今本在句式整齊性上有着明顯差異：簡本句式的整齊性明顯高於今本；且該整齊性並非只出現在某一二處，而是廣泛存在於各詩之中的現象。再結合前人所做的與文本流變有關的研究，我們認爲這一整齊性上的差異能够真實反映文本時代的不同；《毛詩》雖然流傳於漢代，但在句式層次上比安大簡《詩經》更顯古老，其文本應該來源於一個更加早期的《詩經》版本，該本面貌比安大簡《詩經》要更爲原始。從整齊化的途徑上看，共有“減少語氣詞”“減少其他虚詞”“減少實詞”“增加虚詞”“合音”“多種方法”“增加整句”等方式，且其中最主要的整齊化方式在其他文本的演變過程中同屬於非常常見的類型。在此基礎上，本文進一步討論了《詩經》文本的形成與流傳等方面的問題。

作者簡介

李林芳，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博士畢業，現爲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後。主要研究方向爲先秦兩漢文學與文獻、中國古文獻學史、數字人文等。

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詩經》係戰國時期抄本，是迄今爲止發現的時代最早的《詩經》文本[1]。與之相較，《毛詩》作爲流傳於西漢民間的《詩經》學説所依據的文本，其時代則要晚上一些。因此從直覺上看，安大簡《詩經》文本似比《毛詩》文本更爲原始。部分整理研究者在討論具體問題時，也常據簡本早出而立論，並多以爲簡本更優。然而，筆者通過對兩本文本的仔細研讀比對，認爲簡本雖然時代較早，但在某些方面卻不似《毛詩》文本原始；《毛詩》雖傳於漢代，但其中卻能見到明顯的存古之處。本文將首先從句式整齊性的角度分析二本在文本上的差異，繼而結合前人研究，分析該差異所體現的文本可能的變化方向與原因。最後將在此基礎上，再結合簡本《詩經》面貌，探討《詩經》文本的形成與流傳等方面的問題。

一、兩本《詩經》文本的句式整齊性比較

所謂句式的整齊性，即句式的整齊程度，可在每句字數、句與句間對應等方面體現出來。比如對於一段文字，若每句字數大致相同，並且句間能呈現出一定的對偶關係，則其句式顯得更加整齊。對於《詩經》文本來説，由於係屬詩歌文本，且主要由四字句構成；所以若某本有更多的四字句，或者非四字句能相互對稱[2]——亦即散句更少，則意味着該文本的句式整齊程度更高。通過對讀，我們發現簡本《詩經》與今本《毛詩》相比，二者在句式整齊性上有較爲明顯的差異。對比二本中相對應的詩句，分析其間異文，可據具體的差異情況分爲以下三類：

（一）簡本某句之字比今本對應之句多

如《周南·螽斯》，簡本第一章作：“衆斯之羽，选=可。宜尔孫=，=可。而今本作：“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3]二者相較，可見簡本在該章首句“斯”字下，比今本多一“之”字。由此簡本首句便成爲了四字句，並且該章的前兩句與後兩句間就形成了“四字+三字”的對稱關係。今本僅前兩句之間相互對稱；而其中四字句更少，且在較大的範圍上不如簡本對稱。故對於該章而言，簡本比今本要顯得更加整齊。另外，該詩第二章和第三章（簡本二三章與今本相反）的情況與第一章完全一致。即在此詩中，簡本每章“斯”字下都有“之”字，故知簡本多“之”並非偶然之誤，而是原本如此；該詩各章文本都要比今本齊整。與之類似，在二本的比對中還能發現其他的簡本某句比今本對應之句字數多的情況。今將所有屬於該類情況的例子列表如下，以便觀覽：

表1

從表中可見，既有簡本整齊的情況，又有今本整齊的情況，還有難以斷定的情況。其中，《螽斯》《殷其靁》《汾沮洳》《牆有茨》的情況都是今本某句三字，簡本對應之句四字，故簡本更整齊。《權輿》簡本不僅四字，而且該句“也”恰能與第三句的“今也”形成明確的對仗關係，以見今昔之别，故比今本整齊。《伐檀》則是將六字句和七字句都改爲八字句；由於八字句可以理解爲由兩個四字句構成，這樣一來便與《詩經》的常見句式相同。另外，就《伐檀》這首詩而言，今本每章第四句至第七句作：“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A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B兮。”（英文字母代表在疊章的諸章間不同的字詞，下同。）而簡本每章第四句至第七句作：“不不，古取尔禾三百A可。不不，古詹尔廷又縣B可。”簡本的第五句與第七句不僅在字數上相同，而且“古取尔禾”又能與“古詹尔廷”形成一定的對仗關係，故亦明顯比今本要整齊許多。以上是簡本比今本更爲整齊的情況，共計18例。

而今本比簡本整齊的情況只有2例，俱見《唐（魏）風·有杕之杜》。簡本兩章作“可?酓飤之”，而今本皆作“曷飲食之”，俱爲四字。此外，還有5例屬於無法分辨整齊性是否有差異的情況。如《蒹葭》，今本爲“宛在水中央”，簡本在“水”下多一“之”字。此例不論從字數上看，還是從句間的對稱關係看，都看不出孰本更爲齊整。又如《江有汜》一詩，其今本每章作：“江有A，之子歸，不我B。不我B，其C也D。”簡本每章則作：“江又A，寺子于?，不=我=B=，C也D。”今本第二句三字而第五句四字，簡本第二句四字而第五句三字，難以看出孰者更爲整齊。

（二）簡本某句之字比今本對應之句少

與上類相仿，此類爲簡本某句之字少，而今本對應之句字多的情況。全部例子如下表所示，總計37例。

表2

與上類相似，在本類諸例中，也存在着簡本整齊、今本整齊或難以確定的類型。各例的具體情況也與上類諸例相仿，此處就不再贅言了。總計數量，本類簡本更爲整齊的計25例，今本更爲整齊的計4例，無法分辨何本整齊的計8例。

（三）簡本與今本無對應之句

此外，在二本的對照中，我們還能發現某句簡本有而今本無，或今本有而簡本無。該情況共涉及4例，如下表所示：

表3

如《秦風·無衣》，簡本在“與子皆”句下又有“曾子?組，昷月”一句，該句今本無。簡本此詩僅殘存數字。若簡本同今本亦作三章，則從每簡所能容納的字數看，前兩章之末無法再各容納8字；故其情況似乎爲前兩章章五句，而末章七句。今本爲三章章五句，故今本較簡本更爲整齊。又如《魏風·葛屨》，簡本在“備亓象?”（對應於今本“佩其象揥”下）有“可?自”一句（“可”字爲整理者所補，從前文看或爲訛脱），而今本無之。故簡本此詩二章章六句，今本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故簡本較今本更爲整齊。在《唐（魏）風·揚之水》中，簡本在末章結尾多“女?告人，害于身”一句，故簡本章句情況爲三章章六句，今本則是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可見簡本較今本更爲整齊。至於《唐（魏）風·綢繆》，則是簡本第三章無“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一句，而今本第二章有此句。由於簡本中該章在該詩之末，若非係抄脱此句，則簡本詩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今本三章章六句，可見今本較簡本更爲整齊。總而言之，在本例中，簡本更爲整齊的2例，今本更爲整齊的2例，兩種情況的數量相同。

在得出最終結論之前，我們還需要考慮可能的文本訛誤情況，以使相關結論更爲篤實可信，畢竟如脱衍一類的訛誤也會造成字句的增減。我們認爲，訛誤與此處討論的句式整齊性有着根本的區别。在上文列舉的例子中，每一例從簡本自身的文本來看皆無問題。特别地，除下第三類無對應之句的情況外，第一類與第二類往往涉及多章，也就是某字的增減在諸章對應之句中的情形完全一致；或者雖然各章不相對應，但某字的增減亦與本章前後對應之句中的情形完全一致。所以這些例子都應視爲簡本本身如此，而非抄手在抄録時有所衍奪。至於判斷訛誤，則需先有内證，從簡本文本本身發現問題方可——在簡本中的典型情況爲諸章間對應之句或本章前後對應之句不相一致的情形。如《鄘（甬）風·牆有茨》簡本第三章末句作“言之猷”，而其第一章、第二章對應之句則分别作“言之辱也”“言之長也”，互不一致，據此可知簡本第三章末句無“也”字應係抄者脱漏所致。除此例外，郭理遠先生在《談安大簡〈詩經〉文本的錯訛現象》一文裏又列舉了5則“脱字”之例[4]，每一例都與《牆有茨》的情形相仿——某字的減少在諸章對應之句中或本章前後對應之句中的情形不相一致，這與前文對應文句一致的例子完全不同。總之，前文所舉諸例從簡本本身出發並無問題，且其具體情形與已發現的訛脱之例劃然有别；故其與今本的字句之别皆係簡本原文如此，而非由抄手的訛誤所帶來的。

總結上述分析，我們發現，在第一類和第二類情況中，簡本的絶大部分詩句都比今本整齊。在第三類情況中，簡本與今本整齊的例子數相同。若統計總數，簡本比今本整齊者共計45例，今本比簡本整齊者僅8例。這種簡本與今本的不同並非屬於文字訛誤，而是簡本本身如此。此外還可以注意到的是，這45例共涉及簡本57首詩中的16首詩，比例超過1/4；並且這16首詩分佈在簡本全部六組國風之中。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簡本句式的整齊性明顯高於今本；且該整齊性並非只出現在某一二處，而是廣泛存在於各詩之中的現象。

二、句式整齊性與文本的流傳變化

句式整齊性與文本的流傳變化有着非常密切的關係。隨着出土文本的大量發現，學者們展開了廣泛的出土與傳世文本的對讀研究，其中部分成果就與文本的流變密切相關。如李零先生通過校勘《孫子》諸本，尤其通過對比簡本與今本，發現二者的一項重要差異是“變散文爲對句”，並認爲“這種差異在古書流傳中應當是一種帶有普遍性的現象”[5]。又如劉笑敢先生通過比對《老子》諸本，發現從竹簡本到帛書本再到通行本《老子》，其中體現了非常明顯的“語言趨同”的現象[6]，包括“句式整齊化”“章節之間的重複”“排比句式的强化”等類型[7]；尤其在句式方面，指出“《老子》最常用的句式是四字句，其次是三字句。較之古本，傳世本中這類整齊的段落明顯增加了……這是因爲後世的編者力圖整齊句式，以便使文本具有一致的或者統一的面貌。”[8]

回到《詩經》文本上面。其實我們所説的句式的整齊性，與李劉二位先生所指出的“變散文爲對句”和“趨同”在内涵上是完全一致的。由於《詩經》的絶大部分詩句由四字構成[9]，所以對於《詩經》文本來説，句式“趨同”也同樣是往四字句上靠近。但這麽一來非四字句就有形成“散句”的風險，於是另一種辦法就是使對應句子的字數相同，從而在形式上構成對稱關係，這也即“變散文爲對句”。所以爲了能包涵“變散句爲對句”與句式“趨同”這兩種情況，本文即以“句式整齊性”來統稱之，以全面囊括《詩經》文本中的類似現象。從關於《孫子》和《老子》諸本的研究中，可見句式從不整齊變得整齊是非常明顯的文本流傳變化中的重要規律。將該規律應用到《詩經》文本上，則簡本句式比今本普遍更爲整齊的事實，其實也意味着《毛詩》文本在句式上的面貌比安大簡《詩經》可能更爲原始。

上述規律在《詩經》文本内部也能得到體現。雖然目前較完整的早期《詩經》文本較爲有限：除下安大簡《詩經》外，還有阜陽漢簡《詩經》[10]——與今本相較，此本删略虚詞的情況也比較明顯。其他主要就是上博簡、清華簡中引及《詩經》的字句了。但由於這些字句係屬引文，往往僅爲一兩句，無由知曉句式上的差異究竟屬於成系統的差别，還是偶然之異，無法據而準確判斷所屬的《詩》文本的完整面貌；不過從簡本《蟋蟀》上還是能覓得一些綫索的[11]——該詩是除安大簡外先秦出土文本中少有的能與今本《詩經》某詩完整對應的詩篇[12]。儘管簡本《蟋蟀》與今本在字句上有着相當的不同，在章序上也存在差異，但是每章各句都是能大致對應上的。今本《蟋蟀》共三章，每章八句，每句四字。簡本《蟋蟀》亦可仿此分爲三章，每章十句；第一到八句句八字，第九句五字，第十句七字。也就是説，今本每章末兩句“好樂無荒，良士AA”，簡本作“康樂而毋荒，是惟良士之AA”。這一狀況表明，今本的詩句是比簡本要整齊的。如果認爲今本《蟋蟀》是經纂集整理之後的結果，而簡本《蟋蟀》反映了該詩更早乃至更爲原始的某種面貌，那麽二本在整齊性上的差異便也可以從文本流傳變化的角度得到説明。李學勤先生在《論清華簡〈耆夜〉的〈蟋蟀〉詩》一文中亦指出：“從《唐風》一篇顯然的比簡文規整看，簡文很可能較早，經過一定的演變歷程才演變成《唐風》的樣子。”[13]

總之，從對其他文本流傳情況的研究中，我們知道，句式由不整齊變爲整齊是一項重要規律；而從《詩經》文本内部，我們也能找到該規律的呈現[14]。因此，安大簡《詩經》較今本《毛詩》更爲齊整，這一狀況應説明《毛詩》文本在句式上的面貌比安大簡《詩經》更爲古老。

關於《毛詩》在某些方面體現了更早期面貌的結論，這一點其實並不奇怪。從傳統目録版本學上看，較晚版本的文本面貌未必比較早的版本要來得晚近；二本可能在版本系統中分屬不同的分支，於是在較晚的版本中同樣也可能存在早期版本的痕迹。簡本與今本《詩經》的狀況應即如此。雖然《毛詩》流傳於漢代，但它來源於一個更早的先秦時期的《詩經》版本，該本的面貌比安大簡《詩經》要更爲原始。所以雖然簡本《詩經》的時代比今本要早，但今本中同樣有可能隱含着更古老的成分；該成分乃承繼自早期版本而來，在今本中得到了保留。據此，《毛詩》、漢代三家詩及簡本《詩經》之間的流傳關係可如下述簡圖所示[15]：

圖1

對於簡本《詩經》來説，其今見的整齊情況應是對《毛詩》所源之古本《詩經》中的詩句予以增删改易而形成的，這在《鄘（甬）風·君子偕老》一詩中表現得尤爲明顯。下面把簡本第二章、第三章的文本與今本並置，以爲對比：

表4

按該詩的《毛詩》章句爲“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而簡本則爲三章章七句（整理者認爲第二章六句，我們認爲亦作七句[16]），在章句上更顯整齊。就具體差異來看，今本第二章的第一句和第二句、第五句和第六句、今本第三章的第一句和第二句在簡本中皆作一句。此外，簡本中的虚詞也相對較少；以致除下第二章第四句外，每句皆爲四字。從以上差異看，簡本明顯是經過改易的版本：在章句上更爲齊整——第二章和第三章的每章句數與第一章完全一致，且在句式上更爲齊整——每句皆爲四字（僅第二章第四句除外）。這一文本變化從手段與目的上也很好解釋：通過合併句子和删削虚詞，從而達到形式上的整齊。與之相反，若文本變化方向爲簡本到今本，其改易途徑和改易原因則很難得到解釋：爲何要增加虚詞，爲何要拆一句爲多句，從而使各章句數和每句字數皆不一致——這一改易行爲是非常令人感到困惑和不解的。

《毛詩》作爲漢代所傳四家詩中唯一的古文學派，學者們對其所謂“古文”的含義多有争論。但若從整齊性的角度探考，則亦會有些有意思的發現。按三家詩俱已亡佚，其文本乃由後世輯佚而得。今梳理《詩三家義集疏》中明確注出與《毛詩》有字句多少之别者[17]，並參以石經魯詩殘碑[18]，共得例14條，如下表所示：

表5

詩題

詩句

王先謙注/漢石經

整齊性

邶風·北門

已焉哉

注：韓“已”上多“亦”字。

三家詩整齊

魏風·陟岵

父曰嗟予子

注：魯“父”下有“兮”字。漢石經：父□曰嗟予子。

三家詩整齊

唐風·揚之水

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注：魯作“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

三家詩整齊

小雅·節南山

誰秉國成

注：齊“誰”下有“能”字。

毛詩整齊

小雅·正月

蔌蔌方有穀

注：魯作“速速方轂”。

三家詩整齊

小雅·蓼莪

鮮民之生

注：齊“生”下有“矣”字。

毛詩整齊

小雅·大東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彼牽牛，不以服箱。

注：三家“不”下有“可”字。

毛詩整齊

小雅·大田

曾孫是若

漢石經：曾□是不若。

毛詩整齊

大雅·卷阿

似先公酋矣

注：（魯）“公”下多“爾”字。

—[19]

周頌·天作

子孫保之

注：魯一本“孫”下多“其”字。

毛詩整齊

周頌·般

時周之命

注：三家“命”下有“於繹思”句，與《賚》篇同。

—

魯頌·有駜

歲其有

注：三家“有”下多“年”字。

三家詩整齊

魯頌·有駜

詒孫子

注：魯“詒”下有“厥”字。

三家詩整齊

商頌·玄鳥

宅殷土芒芒

注：魯作“殷社芒芒”。

三家詩整齊

從表中可見，三家詩較整齊者7條，《毛詩》較整齊者5條，整齊度無區别者2條。雖然從數量上看三家詩更整齊者稍多但未佔顯著多數，不過同時可以注意到的是，在相當一部分《毛詩》更整齊的例子中，三家詩並非完全不整齊——從相對應句子間的對稱性上看甚則優於《毛詩》，只是由於我們認爲對於《詩經》文本來説四字句是更爲核心的判斷標準，故將之排除在外了[20]；而與之相反的情況，即《毛詩》文本更對稱而他家文本爲四字句，無論在與簡本還是在與三家詩的比較中都是非常罕見的（前者3例，後者未見）。此外，王氏在疏文中亦兼提及三家可能之貌，其中同樣多見三家更爲整齊者[21]。雖然目前已見不到三家詩的完整面貌，且後人輯本中的歸派亦有妄測淆亂之處[22]，不過僅就目前所得而言，可見三家詩的詩句大略比《毛詩》整齊。關於漢代流傳的《毛詩》是否有古文文本，目前學界尚存争議[23]。從整齊度的差異現象看，即便《毛詩》並無古文本，其句式其實也是比三家詩更爲存古的。另外，在《毛詩》與阜陽漢簡《詩經》的比對中，學者們也已發現阜陽漢簡《詩經》的某些篇章比《毛詩》字數要少，推算下來都是整齊的四字句[24]，從而在句式上更顯齊整。由此可見，《毛詩》文本的某些方面可能比三家詩和《阜詩》都更爲原始。故此在漢代《詩經》學中，《毛詩》被稱屬古文經學或許也有着這一層面的原因，即其文本相對於其他家確實體現了更爲早期的面貌，在許多方面有着更爲古老的來源。

三、簡本句式整齊化的途徑

在前文中，我們已論證了從整齊性的角度看，《毛詩》文本在句式上比簡本更顯古老。在本節中，我們將詳細考察簡本到今本的文本變化類型，以見句式整齊化的具體途徑。同時與前人研究相對照，以見相關途徑之可信。

根據文本具體的增删改易情況，簡本到今本的整齊化方式可歸爲以下七類。下面就每類逐一進行説明。

（一）減少語氣詞

如《魏（矦）風·十畝之間》首章，今本作：“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簡本作：“十之肩，喪者=，行與子還。”相較於今本，簡本每句皆無語氣詞。如此簡本每句皆爲四字，從而顯得更爲齊整。類似情況又見該詩它章及《召南·騶虞》《秦風·權輿》《魏（矦）風·汾沮洳》《魏（矦）風·園有桃》《鄘（甬）風·桑中》，共涉16例。諸例皆可見於前文表格，此處就不再贅舉了。

（二）減少其他虚詞

其實第一類的語氣詞也屬於虚詞；只是由於其數量較多，在諸類型中遠爲顯著，故單列出來，以示不同；而此類中僅包括除語氣詞外的其他虚詞。如《鄘（甬）風·君子偕老》第二章，今本作“揚且之皙也”，簡本作“昜此也”。簡本將虚詞“之”删去，從而使該句僅有四字，更顯整齊。類似情況又見該詩它句及《周南·卷耳》，共涉6例。

（三）減少實詞

如《鄘（甬）風·柏舟》首章，今本作“之死矢靡它”，簡本作“死矢??它”。按今本“之”，《毛傳》釋爲“至也”，《鄭箋》串解爲“至己之死”，故知爲動詞“往、到”之義，爲實詞。簡本將該詞删去，詩義並無明顯變化，而變五字爲四字，顯得整齊許多。類似情況又見該詩次章，共涉2例。

（四）增加虚詞

此類包括語氣詞和非語氣詞的其他虚詞。如《召南·殷其靁》首章，今本作“殷其雷”，簡本作“亓矣”，通過在句末增一語氣詞“矣”從而使詩句由三字變爲四字。又如《周南·螽斯》首章，今本作“螽斯羽”，簡本作“衆斯之羽”，通過增一虚詞“之”從而使詩句變爲四字。類似情況又見此二詩它章及《魏（矦）風·汾沮洳》《魏（矦）風·伐檀》[25]，共涉13例。

（五）合音

此類又包括形成合音和拆散合音兩小類。形成合音如《唐（魏）風·山有樞》末章，今本作“何不日鼓瑟”，簡本作“盍日鼓瑟”。按“盍”爲“何不”的合音。簡本通過形成合音詞從而使該句由五字變爲四字。拆散合音如《鄘（甬）風·牆有茨》首章，今本作“牆有茨”，簡本作“又”。按从音韻關係上看，“茨”應是“”的合音。簡本通過將合音詞拆散開來，從而使該句形成四字。類似情況又見《牆有茨》它章，共涉4例。

（六）多種方法

在某些例子中可見多種方法的運用。如《秦風·權輿》首章，今本作“於我乎”，簡本作“也於我”。與今本相較，簡本删去了句末語氣詞“乎”，又在句首增加了實詞“始”和語氣詞“也”，從而使該句形成四字，且與下文的“今也”相對應。類似情況又見該詩次章，共涉2例。

（七）增加整句

第一類至第六類皆屬於增減某句中的字詞從而使該句更顯齊整的類型。此外，又有在整句層面上進行調整的類型，即通過增加某一句從而使全詩章句更顯齊整。類似例子皆見本文第一部分“簡本與今本無對應之句”類，分别爲《魏風·葛屨》和《唐（魏）風·揚之水》，共涉2例。由於前文中已進行了詳細的分析解釋，這裏就不再贅述了。

另外，前文還提到了簡本“合併”多句詩爲一句的情況。不過該情況是在“減少語氣詞”或“減少其他虚詞”的基礎上形成的——表面上看是兩句併成了一句，但本質上還是語氣詞和其他虚詞的删減。所以我們不把“合併”另立爲單獨的一類，而皆據其更本質的情況歸入它類之中。

在以上七類中，數量最多的是“減少語氣詞”（16例）、“減少其他虚詞”（6例）、“增加虚詞”（13例）。特别地，“減少語氣詞”類佔到了“簡本某句之字比今本對應之句少”類中簡本比今本整齊例總數25例的2/3以上，“增加虚詞”類也佔到了“簡本某句之字比今本對應之句多”類中簡本比今本整齊例總數18例的70%以上，皆屬於極爲常見的類型。值得説明的是，這三種整齊化的方式在《老子》諸本文本的演變過程中同屬於非常常見的類型。如“減少語氣詞”，劉笑敢在《老子古今：五種對勘與析評引論·導論》的相關對照表中即展示了河上本和王弼本對“之”“也”等語氣詞的有意識的删減，從而構成整齊的四字句格式的情況[26]。又胡敕瑞先生在《〈老子〉諸本的句末語氣詞》一文中也指出出土本與傳世本之間在句末語氣詞上有較大差異[27]。從用次數量上看，出土本中帛甲本用次、帛乙本用次、漢簡本用次、郭店本79用次（内容爲今本的五分之二，折算全本應有用次左右），而傳世本中傅奕本用次、嚴遵本23用次、河上本70用次、王弼本79用次。傳世本使用句末語氣詞的數量遠遠少於出土本，由此可見《老子》傳世本對語氣詞予以大幅删削的情形[28]。至於“減少其他虚詞”和“增加虚詞”，劉笑敢先生文中也分别以表格列舉了《老子》諸本演變中的相應情形[29]。總之，在《老子》文本從不整齊到整齊的演變過程中，減少語氣詞、減少其他虚詞和增加虚詞都是非常常見的類型，而這三類也正是我們所見到的《詩經》文本整齊化中最爲常見的類型。此外，《老子》文本的整齊化還採用了其他方式，如增加整句等[30]，這在《詩經》文本的類似變化中也能尋見蹤跡。與《老子》文本相較，《詩經》文本不僅經歷了類似的整齊化歷程，而且整齊化的具體途徑也非常近似；《老子》文本的變化情況正可作爲《詩經》文本變化情況的絶佳印證。

四、再論《詩經》文本的形成與流傳

黄德寬先生指出：“簡本與各本的異同，爲進一步探討《詩經》學史上《詩》三百的編成時代、孔子删詩説、《毛詩》的流傳和性質等重要問題提供了新的綫索。”[31]而本文所討論的簡本比今本《詩經》在句式上更爲整齊的狀況，正可爲《詩經》研究史上的相關問題提供新的信息。《詩經》形成的情況如何？形成後又經歷了怎樣的流傳歷程？《詩經》文本與樂的關係又是怎樣？這些都是本部分擬予討論的問題。

關於《詩經》的形成問題，由於出土文本的不斷發現，近年來成爲了熱門的話題。比較有代表性的是柯馬丁的觀點，認爲各詩歌是“有限素材庫的諸種特定實現”，並建議拋棄“原本”“作者”“‘原作’時刻”等概念[32]。然而，安大簡《詩經》文本的發現卻提供了與此不同的視角。在過去，除下《蟋蟀》和《敬之》外，尚未於先秦出土文獻中見到完整的對應於傳世《詩經》的内容，且先秦傳世文獻中亦罕有引文對應於完整的《詩經》篇章（除《國語·周語下》叔向引及《昊天有成命》整詩[33]）。但是安大簡《詩經》的出土，卻讓我們見到了先秦時期較爲完整的某本《詩經》的面貌。該本與今本《詩經》十分接近——雖然二本在篇序、章序、風名、各風詩、字句等方面都有不同之處，但是同樣不能否認的是，二本的共性卻也是顯而易見的：部分風名相同，已見的詩名相同，周南、召南、秦風、鄘風與今本收詩基本一致，且各詩順序也大致相合。更關鍵的是，各詩中各章乃至各句都能與今本各句對應上，這在過去是難以想象之事。據此可以推定，安大簡《詩經》與今本《毛詩》必然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安大簡《詩經》整理者亦指出：“簡本國風各組收詩數量、篇次與《毛詩》及有關文獻記載大體相同，表明當時楚地抄本所依據的母本與《毛詩》相差不遠，這證明戰國早中期《詩經》確有定本，且已廣泛傳播。”[34]

不過，這一點還不能反駁柯馬丁提出的觀點。倒不如説，柯馬丁等學者們所指出的是春秋末戰國初時《詩》類文獻的普遍樣態[35]，而簡本《詩經》則是經儒家改定過的三百篇《詩經》文本，故而與今本《毛詩》有極高的相似性。如此則二本的相互關係可進一步申説如下：《毛詩》和安大簡《詩經》都來源於經儒家改定的《詩經》文本。《毛詩》所來源文本的面貌比安大簡《詩經》要更爲古老，其中保留了更不整齊的句式，這些句式在安大簡《詩經》中得到了整飭。在版本譜系上，二者分屬於不同分支，並非綫性的先後繼承關係。黄德寬指出：“更大的可能性是，簡本與《毛詩》的差異，體現的正是先秦《詩經》不同傳本之間存在的差異，簡本與《毛詩》應是兩個不同的先秦古本。”[36]這一觀點是比較公允的。

簡本對《詩經》句式進一步整齊化，其實也展現了《詩經》在流傳過程中不斷被文本化的歷程。《詩》原本配樂。季札觀樂時，樂工即爲之歌[37]。《史記·孔子世家》也提到：“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38]然而春秋戰國時期禮崩樂壞，加之不靠文字流傳，至漢代初年，樂已留存無多，《漢書·藝文志》：“周衰俱壞，樂尤微眇，以音律爲節，又爲鄭衞所亂故無遺法。”[39]其中所記亦止六家，包括兩種樂記，一種雅歌，三種雅琴，而無樂經。當《詩》與樂相配時，爲求與樂律相合，文本應不能輕易改動。而後樂漸衰亡，這一狀況爲《詩經》文本的變化提供了條件。我們認爲，相較於廟堂之樂，民間之歌謡可能原本就不甚齊整。《儀禮》中時將《國風》諸樂與《小雅》之樂分開，稱爲“鄉樂”[40]，似意味着二者用樂或有不同。參之《古謡諺》[41]，可見民間歌謡多有非四字者，例不煩舉。而在《毛詩》文本内部，亦可見《國風》部分在句式上與其餘部分的不同。本文統計，《毛詩》四字句共句，佔到全部句數的90.27%。其中，《國風》四字句共句，佔到《國風》全部句數的85.66%；《小雅》四字句共句，佔比95.10%；《大雅》四字句共句，佔比92.26%；《頌》四字句共句，佔比86.94%[42]。由此可見，《小雅》《大雅》和《頌》的四字句的佔比都比《國風》要高，其中二《雅》尤甚。據此，民間歌謡本即不甚齊整；而在施於弦歌之時用樂應亦與廟堂之音不同，其樂原即爲其“不整齊”的句式而設。而隨着樂本身的廢壞，《詩經》文本漸漸脱離樂而獨立出來。在這一過程中，由於樂的拘束漸漸變小，再加上詩樂二家分途，儒家更重詩義，後所流傳之三百篇乃詩家而非樂家[43]，故《詩經》文本便能依着文本流變的規律而不斷演進，其中的一個重要方面便是變化得更加整齊。安大簡《詩經》作爲戰國時期的《詩經》文本，其中詩句向四字、對稱等方向靠齊，正是這一“文本化”歷程的體現。

餘論

需要説明的是，本文將簡本《詩經》與今本進行直接的比對，前提是得確定兩本具有共同的來源。在前文中，我們已經提及，由於兩本在許多方面具有普遍的相似性或者完全一致，所以認爲兩本係出同源應該問題不大，並認爲都源出於經儒家改定的《詩經》文本。其實，就二本的主要差異看，我們也能在漢代詩學傳統中找到相關綫索。在簡本與今本《毛詩》的比較中，分篇不同、篇次不同、詩中章次不同都是非常重要的差異，而這些差異在魯石經殘石中也能反映出來[44]。此外簡本《唐（魏）風·揚之水》末句“女?告人，害于身”不見於《毛詩》，而《荀子》引此詩作“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45]，並被《詩三家義集疏》認爲源自魯詩[46]。由此可見，儘管可能需要做更加深入的研究，但是簡本《詩經》與漢代詩學及其文本具有非常密切的關係這一點應是毫無疑義的。不過，受限於現有材料，我們尚不能確定簡本與今本在版本譜系圖上具有直接的繼承關係，或者更大的可能是二者並無直接關係。因此在前文的比較中我們所謂“簡本對今本的增減”也只是“簡本對今本所從出的古本的增減”的簡省説法；並且某些變化可能並非由簡本直接所致，而是在二本流傳的中間環節中出現的——現研究只是將這些中間環節扁平化了，將過程中産生的變化都算入到一首一尾的差異之中。所以目前得出的還只是較廣泛層面上的結論，許多細節問題需待更多早期《詩經》文本的發現方能得到更好的解決。

在討論文本變化與整齊性關係的問題時，中西方的校勘學傳統也能提供某些具有啓發性的視角。在西方校勘學中，有重要的校勘條例云“Lectiodifficiliorpotior”，蘇傑先生譯作“取難不取易”——“這裏‘難’的意思是‘對於抄寫者而言是較難的’，因而抄寫者有加以改動的衝動”[47]。該理論的預設前提是，抄手在抄録文本時，通常會將難明難曉的字詞表達替换爲熟悉易了的字句。同理，我們認爲，抄手也會傾向於將不整齊的字句改易整齊，因爲整齊的文本更容易閲讀、理解和傳播。在中國的校勘學傳統中，由於相關理論主要源自於對刻本文獻的校勘實踐，與西方源自抄本文獻略有差異，故二者容或有不同之處，如將“對文”與“對仗”作爲理據認爲整齊者應屬原本；不過也有校勘學家發現早期文本確實更不整齊。如王念孫在《讀書雜志》中指出“古人之文不若是之拘也”[48]，亦即早期的文本並非每每對稱，處處齊整；故而不可以任意把不對稱的文本改對稱，並認爲對稱的文本是更早的文本——實際情況可能恰恰與之相反。

儘管本文從句式整齊性的角度論述了《毛詩》文本較安大簡《詩經》文本的存古之處，但這並不意味着《毛詩》各方面都比安大簡《詩經》早——其實明顯也不可能。不過，如果只因爲安大簡《詩經》時代早於《毛詩》，遂認爲該本在各方面都更爲古早，乃至保留了《詩經》的原貌，這肯定也是有失公允的。在近些年的研究中，研究者們已逐漸認識到文獻並非渾然一體的産物，内裏其實包含着許多層面，如包括文本、語言、史實、思想、文化等，每一層面與其他層面都可能有互不一致之處，藴含着或早或晚的信息，不可因某一層面較早而必然地認定其他層面同樣也早。而在本文的研究中，我們還注意到每一層面裏又可細分出不同的層次，比如文本層面又可細分爲字形、序次、句式等層次，諸層次也各有其時代性。本文的研究意在説明於句式層次上，今本較簡本更古；但在字形層次上明顯簡本更古；至於序次則尚不能得出明確的結論，還需要做更進一步的分析論證。總之，在面對文獻材料時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充分認識到文獻時代與文獻内部諸要素的時代可能存在差異，文獻内部諸層面、各層面内部諸層次的時代可能存在差異，仔細考量，方能得出更爲可靠的結論。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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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中國博士後科學基金面上資助項目（M）階段性成果。蒙匿名審稿人提供寶貴修改意見，謹致謝忱！

[1]黄德寬、徐在國主編《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一）》，中西書局，年。

[2]本文中的“對稱”，既指對應的句子間能相互對仗的情況，也指雖非對仗但字數一致的這種比較寬泛的情形。

[3]今本《詩經》文本取自《毛詩正義》，影印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本，臺北：藝文印書館，7年。

[4]郭理遠《談安大簡〈詩經〉文本的錯訛現象》，簡帛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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