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晚期，公元前年9月，号称“鲁国三虎将”之一的陬邑（今山东曲阜）大夫叔梁纥在古稀之年喜得次子仲尼，这就是后来的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

孔子曾问礼于老子，并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相传他有弟子三千，其中贤人七十二，其中最著名的还是孔门十哲，《论语先进》记载，“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孔子曾带领部分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晚年修订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孔子去世后，其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记录下来，整理编成鼎鼎有名的儒家经典《论语》。

孔子提出以“仁”为核心的学说，主张以仁爱之心处理人际关系。在政治上提倡“为政以德”，把“德”“礼”作为首要的统治手段，要求以德治民，爱惜民力，反对苛政和刑杀；主张“克己复礼”，维护周礼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教育上主张“有教无类”的教育原则，教学上实施“因材施教”；学习方法上主张“学思结合”。作为教育界的祖师爷，孔子的思想在诸国争霸和社会变革的时代并未受到太多重视。

虽说有孔门七十二贤积极传播着儒家学说，但是却没有一人能够讲儒家发扬光大。到了战国时期，儒家学派出现了一个亚圣孟子(约公元前年-前年)。孔子贵仁，“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重“义”（“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重内圣之学。

孟子在人性方面，主张性善论。在社会政治观点方面，他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立场出发，但也强调小农阶级利益。主张实行“仁政”，提出“民贵君轻”、“政在得民”的思想，同时又宣扬“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他这种温和的政治主张，可惜不能适应当时结束割据、实现统一的需要。无法让当时的统治者满意，自然也没有市场了。代表作有《鱼我所欲也》、《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和《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寡人之于国也》等。

比孟子稍晚一点，荀子出生了。荀子(约公元前年-公元前年)是战国末期赵国人，他继承了孔子的“礼”。荀子提倡性恶论，常被与孟子的性善论比较。与孔、孟相比，荀子的思想则具有更多的现实主义倾向，重外王的实现。他在重视礼义道德教育的同时，也强调了政法制度的惩罚作用。

荀子在政治思想上主张“礼法并施”的观点，自然观方面提出“天行有常”“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观点，是当时生产力进步的反映，具有唯物主义思想。荀子曾三次出任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作为世界上第一所官办高等学府的校长，其门下弟子自然不少，最有名要数李斯、韩非、张苍等人。

世事无常，谁也想不到当秦始皇一统天下时，作为大儒荀子的得意弟子李斯竟然建议秦始皇实行野蛮的“焚书坑儒”政策，焚烧百家书籍，坑杀儒学之士，从而确立法家学说的官学地位，实现学术思想的统一，以巩固秦政权。因此包含儒学在内的百家思想遭受毁灭性摧残。

儒学的发扬光大得感谢董仲舒。为什么呢？汉朝经历了道家“无为而治”，造成了有名的“文景之治”，积累了许多资本。到了汉武帝的时候，觉得有钱了想干点什么，但是手上的权利不够集中，便不满意道家的治国思想了。这时候董仲舒站出来了。于是，他以儒学为基础，广采诸子百家之长，建立起新儒学，倡导“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宣扬“大一统”、“三纲五常”。这时的儒家思想“内法外儒”，适应了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汉武帝欣然接受董仲舒建议，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兴太学等政策，禁止其他各家思想传播，使儒家思想逐渐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

从汉武帝时起，儒家经典成为国家规定的教科书。公元前年，汉武帝正式规定《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并设立专事研究和传播五经的教官，称为“博士”。儒家学说成为政府选拔人才、任官授爵的标准。

从此儒学占据正统思想地位，逐渐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这样也造成了其它学派的没落，久而久之，原本一些很有特色很有进步意义的学派不仅无法发扬光大，甚至渐渐失传，因此也极大的束缚了国人的思维空间。

我们应该采用“古为今用，批判继承”的方式对待儒家思想，不能一味否定，也不能全盘肯定。儒家提出“修己安人”、“正心修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以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等精神，在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今天仍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现今社会，我们更加需要提倡自身修养。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如“三从四德”的女性观，“天不变道也不变”的自然观，“别尊卑，明贵贱”的封建等级观等，必须否定和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