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中华文化拥有五千多年光辉的历史，我们的先人，创作出无数著名书籍，都凝聚着民族的智慧，许多古籍虽然毁于战火及其他各种原因没能流传下来，但仍有许多流传至今，成为当前人们学习的重要内容。

对于那些失传的著作，后人也仅能通过史册中的只字片语，来得知它们在历史上是真实存在的了。另外，有一部份流传下来的书籍，并非完整无缺，而是有残缺，只流传了某些残章。有一些作品，虽然得以完全流传下来，但其创作者是谁，何年代创作的，历史沿革如何等等信息，已经均价考究，遗失在历史长河中。这一种情况，对后人对古籍的探寻及理解，产生了某些困扰，因此世人对这类型古籍的学习和欣赏，也难以做到尽善尽美了。

比如古籍《诗大序》，其创作的具体时期、创作者是谁等，都没有确切的定论。而这样的一部书，却是一部很有具有经学内涵的古籍。下面，就让我们来欣赏它在文化历史语境下具体经学内涵吧。这一内涵，主要包括着书籍的作者、产生的历史时期、价值功能、内容的客观求真性等内容。

《诗大序》

从《诗大序》的“经”倒推其产生的年代

我们知道，要分析或学习或阐释某一种古代文化文本（比如古籍、文章、诗词歌赋等），知其然也须知其所以然，只有清晰地了解这一文化文本产生的时间、创作的历史背景及其作者等内容，才能更深入分析研究这一文本的内涵意义等内容，才能更好地达到人们学习研究它的目的。因此，对这一文化文本就需要先弄清楚它的言说语境。毕竟离开了具体的文化历史语境，我们确实难以深入理解文本具体的言说指向，因此对这种文本的学习或欣赏，容易流于表面的主观臆断，不利于真正去了解文本的真容。

因此，我们这里欣赏《诗大序》，需要推测其产生的年代背景情况。

倒推法推测《诗大序》产生的年代

这里先说一下这部书的作者。对于其作者，目前学界并无定论。总的来说，有几种说法，分别有子夏说（郑玄）；孔子说（程颐）；卫宏说（范晔）等等。这几人生活的年代分别是：子夏是春秋末期，公元前年到公元前年；孔子是春秋中后期，公元前到公元前年，这个时间早于子夏半个世纪；卫宏大约在东汉光武帝时代，公元25到57年。

从上述可能的作者所处的时间看，前二者比较接近，后者跟前二者差了五百余年。那么，创作的时间哪个更靠谱呢？我们且用倒推法来分析。

东汉学者卫宏

这里说的倒推法，就是从《诗大序》的相关内涵，反推历史上与其内涵相近的时间段，再其推断出其产生的时间年代。这要从《诗》何时被赋予“经”的地位说起。

我们仔细阅读《诗大序》，其中里面的《诗》明显地是被赋予了“经”的地位，是被当成“经”而言说，因此书中诗的地位高于其他，这一点完全不同于普通意义上的诗学或者后世对诗歌的评论。因此，诗赋予“经”的地位，是反推《诗大序》产生年代的重要依据。

在上面几位可能的作者中，孔子确实重视《诗》，把诗歌当成传授其弟子文化知识的重要基本素材之一。但是孔子仅是把诗当成工具，并没有将其神圣化，从来没有赋予其“经”的文化历史地位。到了孟子时期，他把《诗三百》当成圣贤哲人的经验，把诗作为论述的例子及依据，但他也从未把诗神圣化，因此，此时的《诗》同样也仅是一种工作，并没有赋予“经”的文化历史地位。

《诗大序》产生于战国之后

由此可见，从孔子到孟子，诗不是经，这与《诗大序》对诗的赋值定位明显不同，因此，《诗大序》的作者及产生的年代，不是孔子，也不是孟子年代前的人。孟子大约生活在公元前年到公元前年，已经是战国时代的人，其时期晚于子夏，但早于卫宏。既然孟子都不会是作者了，那么比其更早的孔子或子夏，自然也不可能是作者的。那么，什么时候起，诗才被赋予经的地位呢？

答案是荀子时代。到了荀子时期开始，《诗三百》被经学化，被赋予了“经”的文化历史地位，荀子认为诗是圣人之志的体现，具有“经”的历史地位。但是，荀子却不会是《诗大序》的作者。原因在于，这部书对《诗》的功能极其推崇，其力度远高于荀子。书中用极为夸张说法努力显露诗的历史地位，这种说法远超过荀子对诗的赋值。

荀子生活的年代处于战国末期，大约在公元前年到公元前年。这个年代早于卫宏的东汉光武帝时代。诗的地位经过了荀子后到卫宏前三百余年的发展，其文化历史地位被提高，符合《诗大序》对诗的文化历史语境。因此，我认为《诗大序》的作者按学者们列出的几种可能性中，卫宏的可能性是最大的，其产生的时期在卫宏时代的公元25年到57年的可能性偏大。显然，这部古籍是产生于战国之后的作品。

从荀子时期起，诗被赋予了“经”的历史位置

提升了诗歌的功能价值

儒学中，讲究的是“通经致用”，也就是说学习经常或诗文的目的在于治理天下，这是一个基本准则。因此，对学习诗歌是有目的的。《诗大序》之前，其目的相对简单。

《论语》是一部重要的古籍，它与近年发现的楚竹书《孔子诗论》一样，论及了诗的可能，但都仅提到了诗歌功能中的“怨”（一种用于督促君王改正错误的方法），但都没有提及目前众所周知的诗歌的重要功能，即“谏”和“刺”。到了《孟子》时，对诗歌的功能一样只有“怨”而没有“谏”和“刺”。发展到荀子时，诗歌功能似乎出现了倒退，不仅没有“谏”或“刺”，甚至连最基本的“怨”的功能也不再被提到。

直到《孟子》一书时，诗的功能都比较简单

《诗大序》极大提升了诗歌的功能

到了《诗大序》一书，其基本的言说指向，是用诗三百来治国平天下。书籍中的这种言说指向并非作者自己的价值观念的选择，而是言说的文化历史语境指向。我们看到，在《诗大序》中，极力主张“主文而谲谏”及“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等观点。这些观点在此前古籍中的对诗歌赋值里，并没有出现过。直到《诗大序》时起，诗歌在功能上才被赋予了“讽谏”与“讥刺”（即“谏”与“刺”）方面的功能。由此可见，《诗大序》极大地提升了诗歌的功能，在文化历史语境中有更高的定位。

《诗大序》时起，诗歌功能被赋予“谏”与“刺”的功能

内容的客观求真性

求真是古文经学重要的内容，《诗大序》作为重要经学，内容上自然离不开客观求真性。它并非全然地从主观上进行话语的建构，内容也体现出真性情的一面。就是说，在经验的基础上进行诗歌的创作及归纳并总结其功能，体现了此书的“真”。比如书中写道：“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这里把诗同“志”相互联接，是此前诗论就有的作法，在荀子及《尚书》之前都有这样做过。

《诗大序》在“情”的表现上，有了提高

在《诗大序》书中，把诗同“情”相互联结，这一点在此前的诗评中，并没有出现过。因此，《诗大序》较之此前的作品相比，在内容的真性情方面上，是有提高的。

《诗大序》把诗同“情”相互联结

结语

综合各种情况，应当说，《诗大序》种种特征，表现出其产生的文化历史时期，极有可能是在我国战国之后。而它在价值功能内涵上，比起之前的作品，提升得十分显著，对于真性情的描绘，提升得更为明显。所以说，《诗大序》在发展我国文化上，作用是十分积极的，极是一部值得人们学习的好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