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慈善活动行动和思想观念由来已久，先秦时期就存在儒家“仁爱”、墨家“兼爱”、道家“积德”等理念，在佛教传入华后，慈善一词不但开始使用，国人还吸收了佛家“慈悲”的思想。这些慈善思想“义理相近，蕴含着救人济世，福利民众以及人类共通的人到理念和道德标准”共同浸润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

儒家文化是传统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核心内容为“仁”，尚仁爱、重人本是历朝儒士所推崇的观念。元朝儒士们在前人丰硕学思的基础上，继续秉承和发展“仁者爱人”、“重义轻利”、“积善成德”、“民为邦本”、“天下大同”等儒家慈善思想。

仁爱思想

孔子的“仁者爱人”之说见于《论语颜渊》中“樊迟问‘仁’，子曰爱人’”的一句。孔子认为”仁”是人之本性，要能够“爱人”，并要做到孝悌、忠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着重强调“仁”为一种责任，宽怀容人、利他爱人。孟子则从人的本原角度发扬了仁爱思想，提出“恻隐之心，人之端也”，“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更加注重怜倘生灵，解救危难，由“亲亲”推及到广泛的“仁民”。正是孔孟奠定的仁爱慈善观在社会发展中衍生出“尊老爱幼、孝慈为怀、邻里相助、济人危难、助人为乐等中华民族的优秀的道德品质”，鼓舞着历代慈善群体的形成、慈善活动的践行。

元朝民众遵循儒家仁爱慈善思想，故爱人利物之心满腔皆是，而伤人害物之心一毫无之。视人之所愿成全之，视人所患救护之，盖同生天地之间，皆吾之同气同体也，或伤害于彼而便益于我且不为也，况无便益于我而伤害于彼者，其肯为哉？”气不但包含了先贤们仁为本性，需对天下万物万民满怀同情之心的理念，同时还指出生民同生天地，同气同体，应当爱恤相助，而不是为利伤害。元朝许多慈善行为都是在仁爱思想的影响下萌发的，特别在宗亲慈善、周朋恤旧、公益事业上更易显现这种爱人济物的观念，如龙泉人汤镛以“仁民爱物，宜始于亲亲”的思想创立汤氏义田，富州广丰乡璀上里人熊升，“朋友地有急难，奋然往救，虽重费不辞。

儒家重义轻利的义利观是慈善思想的构成之一，能推动慈善活动的发展。孔子认为道义重于私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应该“义以为上”，个人需以道德为原则，不计荣辱得失，就算备尝苦辛，也要“行义以达其道”，“见利思义”。孟子相承孔子义利观，强调道义的重要地位与作用，认为义与利是划分善恶，君子小人的标准，需“怀义去利”，“去利存义”，道义是人生举足轻重、追求不懈的部分，富贵功名与道义相比只处于次要地位。因此，许多人士带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心绪扶贫救困，舍利取义，力行慈善。

元朝时，儒家“重义轻利”的慈善思想多在儒士们评价好义者善举时有所阐释，如吴澄以“种德”，“重义”形容巨野李氏一家义行，“古称皋陶迈种德，而后世或借种德二字以嘉善人。夫古之种德者，种之于民，后之种德者，种之于家。种之于民者，天下蒙其惠泽，种之于家者，子孙受其福报。巨野李氏之家素积德，其先讳成，教子孙力稿勒书，周姻戚之贫乏，而代其摇役。其嗣名挂，名璧，俱克承先志，亲殁数年，而兄弟同居同财无间言，重义轻利，一如其父。于是乡之儒特书种德字而扁其堂”。

又如一些民众在入粟后，本应封官授爵却辞不受官，他们的高义之风值得钦佩，便有许多称赞之词，无锡人华氏散粟赈饥不受赏，陈旅有赞其事之诗二首“泰伯当年处锡山，相如亦以货为郎，何人不官与侯等，巵茜千亩荻千章”。郵城人陈景新，“陋饥散千石得官，不受”，有诗文赞其事”入粟除官闻自古，况于周急活斯民，一输千石辞官去，今古如君得几人”。另如元朝一些士人以“义”处事，陆厘就曾总结自己一生是坚守一个“义”字，用“义”命其斋名，感慨“吾平生受用义字不尽”，并能秉行周恤族人，建义庄、设义学，凶年出粮赈济等义事。

积善成德

儒家认为德、善既是人生遵循的道德规范，更是追求的高尚境界，所谓“君子有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君子……说（悦）之以道，不说也。……小人……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其中，荀子提出了择善而从和积善成德的观念，“见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见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絞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

历来儒者们和民众都受到德善、道义等行事标准和目标的影响，诸多慈善事迹是人们践行道德的彰显，善行累积也将促成修身成德。因此，早在先秦两汉就有伦理道德的儒家劝善书籍如《语书》、《孝经》、《女戒》。而“劝善书”的正式形成是在宋代以《太上感应篇》的问世为标志，皇帝推崇、印刷术应用使得善书在民间广泛流传，善书在宋代迎来了一个繁荣发展阶段。

元时亦有善书著作的出现，但从文献遗存上看不及宋代，主要有吴亮的《忍经》和冯梦周的《续积善录》，两书的许多观点带有儒家积善成德的慈善思想。如《忍经》里录有“五世同居”、“九世同居”、“感寒架桥”、“代钱不问”、“子孙数世同居”、“称为善士”等前代忍者的慈善事迹，……偿债安得惠开，给丧谁是元振。噫，可不忍欤！”等关于慈善的蔵铭，闪现出了为富仁爱、乐善好施等累积善行义举，修身成德的思想。

《续积善录》中提到“人有此心即有此善，善者何理是也。理根于心，犹木之根于土，未尝少离。故仁义礼智，蕴而为心之体者，固无不善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发而为心之用者，亦无不善理之本”，“人之善，莫大于孝弟，其不善莫大于不孝不弟。盖有敬他人如敬其亲友，爱四海之人如爱其兄弟者，彼但知此为善，而不知善有大于此者故也”等积善理论和实际方法。

民本思想殷商时期已经萌芽，春秋战国时期民本思想更为丰富，有以民为本、民贵君轻、民为水君为舟等内涵，如孔子认为“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阐明“君者，舟也，庶人，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儒家们进而提出一些施惠于民、照恤孤寡等含有慈善性质的具体措施，如“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节用裕民，而善藏其余，岁虽凶败水旱，使百姓无冻馁之虞”。

民本思想在元朝促成了常平仓、义仓、惠民药局、养济院等慈善机构，民间力量在其中多有参与。而且元朝士人进一步阐释民本思想和惠民措施，如大儒虞集认为常平仓、义仓能发挥“饥不损民，丰不伤农”，平抑物价，赈灾济民的作用，惠民药局能“救疗贫民，俾无疾病之患”。理学家王柏认为“赈荒之体，先公庾而后私家；赈荒之要，抑有余而补不足”。

灾害来临之时，要及时散发常平、义仓、社仓、广惠仓等官办仓储存量，然后再发私家之藏，还应做好如实查询和备荒准备，“察其乡之丰凶，辨其家之有无，令赈粜具丰而有者，以济凶而无者之乞”，避免丰者坐享高价，使“丰者再丰，而欠者再欠”，“富益富、贫益贫”势不均平，人心不伏的现象。民众在从事慈善活动之时，也彰显民本思想，如东昌堂邑人张氏面临岁荒民饥，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不得食，犹已饥之，邦本不保，汝心安乎？劝导儿子刘安仁递交文书开仓赈济。

儒家思想中崇尚“三代之治”，人们身处一个无贫富差别，“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大同世界，鰥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这样一个“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是仁人志士、贤达圣明所憧憶的理想社会，也是后世慈善活动的理想支撑，历代善人义士都曾本着“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美好愿望不懈地济贫助困，扶弱救穷。

元朝儒家慈善思想同样含有“天下大同”的意蕴，乡村之中，岂无疏远宗族、中表亲戚，若衣食仅能自足者，固所不论。其稍有赢余之人，亦安忍坐视其操瓢挈囊，哀号叩哭，乞丐于市，而不救恤之哉。……今后仰所在人户，家业稍完者。若中外亲戚，有孤穷乞丐之人，即当收恤，若同里之人，死亡家贫，不能营葬者，亦仰众家随其多寡资助钱物，置买棺椁衣服，众力共为埋瘗，庶免骸骨暴露，亦仁者用心之一端也”。

另如，元朝儒士羡慕“古者井天下之田制，乡饮之礼俾从居綦布。守望相助，患难相救，疾病相扶持”的乡饮酒礼，决定以义相召结成率义会。汁之阳武人郭聚在饥岁，出粟周济邻里乏食和不能自存的人，借贷钱物给婚丧不能举有的人，又好言劝抚不能偿还欠款而愧疾的乡党，苏天爵在为作其墓志铭时称赞他的义行类似于大同社会的相助友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