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木白引言

《荀子》经典被称为帝王之术，治国、益民、合生活。在当时战国末秦国初，礼崩乐坏，战乱不断，恶欲膨胀，各种不符实际的百家学说蹦出世面，儒家思想已经岌岌可危，荀子思想犹如一道光，受命于乱世之际，传承儒家，合并百家，形成一套“荀学”治世经典。其弟子李斯和韩非子，得其真传精髓。李斯助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中国集权管理制度；韩非子创立法家，奠定了中国法律根基。

-原文及白话文

人臣之论：有态臣者，有篡臣者，有功臣者，有圣臣者。内不足使一民，外不足使距难；百姓不亲，诸侯不信；然而巧敏佞说，善取宠乎上：是态臣者也。上不忠乎君，下善取誉乎民；不恤公道通义，朋党比周，以环主图私为务：是篡臣者也。内足使以一民，外足使以距难；民亲之，士信之；上忠乎君，下爱百姓而不倦：是功臣者也。上则能尊君，下则能爱民；政令教化，刑下如影；应卒遇变，齐给如响；推类接誉，以待无方，曲成制象：是圣臣者也。故用圣臣者王，用功臣者强，用篡臣者危，用态臣者亡。态臣用，则必死；篡臣用，则必危；功臣用，则必荣；圣臣用，则必尊。故齐之苏秦、楚之州侯、秦之张仪，可谓态臣者也。韩之张去疾、赵之奉阳、齐之孟尝，可谓篡臣也。齐之管仲、晋之咎犯、楚之孙叔敖，可谓功臣矣。殷之伊尹、周之太公，可谓圣臣矣。是人臣之论也，吉凶贤不肖之极也，必谨志之而慎自为择取焉，足以稽矣。

臣子的类别：有阿谀奉承的臣子，有篡夺君权的臣子，有立功的臣子，有圣明的臣子。对内不能用他来统一民众，对外不能用他去抵御患难；百姓不亲近他，诸侯不信任他；但是他灵巧敏捷能说会道，善于从君主那里博得宠幸：这是阿谀奉承的臣子。上不忠于君主，下善于在民众中骗取声誉；不顾有利于公家的原则和普遍适用的道义，拉党结派互相勾结，把封锁蒙蔽君主、图谋私利作为自己的主要事务：这是篡夺君权的臣子。内足可用他来统一民众，外足可用他来抵御患难；民众亲近他，士人信赖他；上忠于君主，下爱护百姓而不懈怠：这是立功的臣子。上能尊敬君主，下能爱护百姓；对政策法令和教育感化，他如影随形马上给下民作榜样；应付突发事件、对待事变，他就像回声一样敏捷迅速；推论类似的事物、综合对照同类的东西，用这种方法来对付变化无常的情况，他的举措处处能成为准则榜样：这是圣明的臣子。所以任用圣明的臣子就能称王天下，任用立功的臣子就会强盛，任用篡权的臣子就会危险，任用阿谀奉承的臣子就会灭亡。阿谀奉承的臣子被任用，那么君主一定会丧命；篡权的臣子被任用，那么君主一定会危险；立功的臣子被任用，那么君主一定会荣耀；圣明的臣子被任用，那么君主一定会尊贵。齐国的苏秦、楚国的州侯、秦国的张仪，可以叫做阿谀奉承的臣子。韩国的张去疾、赵国的奉阳君、齐国的孟尝君，可以叫做篡夺君权的臣子。齐国的管仲、晋国的咎犯、楚国的孙叔敖，可以称为立功的臣子了。商朝的伊尹、周朝的太公，可以称为圣明的臣子了。以上这些就是臣子的类别，它是预测国家安危与辨别君主贤不贤的标准，君主一定要谨慎地记住它，并慎重地亲自选用大臣，这足可用作参考的准则了。

从命而利君谓之顺，从命而不利君谓之谄；逆命而利君谓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谓之篡。不恤君之荣辱，不恤国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禄养交而已耳，谓之国贼。君有过谋过事，将危国家、殒社稷之惧也，大臣、父兄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去，谓之谏；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死，谓之争；有能比智同力，率群臣百吏而相与强君挢君，君虽不安，不能不听，遂以解国之大患，除国之大害，成于尊君安国，谓之辅；有能抗君之命，窃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国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国之大利，谓之拂。故谏、争、辅、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国君之宝也，明君所尊厚也，而暗主惑君以为己贼也。故明君之所赏，暗君之所罚也；暗君之所赏，明君之所杀也。伊尹、箕子可谓谏矣；比干、子胥可谓争矣；平原君之于赵，可谓辅矣；信陵君之于魏，可谓拂矣。传曰：“从道不从君。”此之谓也。

服从君主的命令而有利于君主叫做顺从，服从君主的命令而不利于君主叫做谄媚；违抗君主的命令而有利于君主叫做忠诚，违抗君主的命令而不利于君主叫做篡夺。不顾君主的荣辱，不顾国家的得失，只是苟且迎合君主、无原则地求取容身，以此来保住自己的俸禄、去豢养结交的党羽罢了，这种人叫做国家的奸贼。君主有了错误的谋划、错误的行为，国家将危险、政权将灭亡，这时大臣、父兄中如果有人能向君主进呈意见，意见被采用就好，不被采用就离去，这叫做劝谏；如果有人能向君主进呈意见，意见被采用就好，不被采用就殉身，这叫做苦诤；如果有人能联合有智慧的人同心协力，率领群臣百官一起强迫君主、纠正君主，君主虽然不服，却不能不听从，于是就靠此消除了国家的大忧患，去掉了国家的大祸害，结果使君主尊贵、国家安定，这叫做辅助；如果有人能抗拒君主的命令，借用君主的权力，反对君主的错误行为，因而使国家转危为安，除去了君主蒙受的耻辱，功劳足够用来成就国家的重大利益，这叫做匡正。所以劝谏、苦诤、辅助、匡正的人，是维护国家政权的大臣，是国君的宝贵财富，是英明的君主所尊敬优待的，但愚昧的主子、糊涂的国君却把他们看作为自己的敌人。所以英明的君主所奖赏的人，却是愚昧的君主所惩罚的对象；愚昧的君主所奖赏的人，却是英明的君主所杀戮的对象。伊尹、箕子可以称为劝谏了；比干、子胥可以称为苦诤了；平原君对于赵国来说，可以称为辅助了；信陵君对于魏国来说，可以称为匡正了。古书上说：“依从正确的原则而不依从国君。”说的就是这种人啊。

故正义之臣设，则朝廷不颇；谏、争、辅、拂之人信，则君过不远；爪牙之士施，则仇雠不作；边境之臣处，则疆垂不丧。故明主好同而暗主好独；明主尚贤使能而飨其盛，暗主妒贤畏能而灭其功。罚其忠，赏其贼，夫是之谓至暗，桀、纣所以灭也。

坚持正义的臣子得到进用，那么朝廷就不会偏邪不正；劝谏、苦诤、辅助、匡正的人受到信任，那么君主的过错就不会延续很久；勇猛有力的武士被使用，那么仇敌就不敢兴风作浪；边境上的大臣安置好了，那么边境就不会丧失。所以英明的君主喜欢团结别人共事而愚昧的君主喜欢孤家寡人；英明的君主推崇贤德的人、使用有才能的人而享有他们的成果，愚昧的君主忌妒贤德的人、害怕有才能的人而埋没他们的功绩。惩罚自己的忠臣，奖赏自己的奸贼，这叫做极其昏庸，这就是夏桀、商纣灭亡的原因。

事圣君者，有听从无谏争；事中君者，有谏争无谄谀；事暴君者，有补削无挢拂。迫胁于乱时，穷居于暴国，而无所避之，则崇其美，扬其善，违其恶，隐其败，言其所长，不称其所短，以为成俗。《诗》曰：“国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此之谓也。

侍奉圣明君主的，有听从而没有劝谏苦诤；侍奉一般君主的，有劝谏苦诤而没有奉承阿谀；侍奉暴君的，有弥补缺陷除去过失而没有强行纠正。被逼迫、受挟制地生活在混乱的时代，走投无路地住在暴君统治的国家，而又没有办法避开这种处境，那就推崇他的美德，宣扬他的善行，不提他的罪恶，隐瞒他的失败，称道他的长处，不说他的短处，把这些作为既成的习俗。《诗》云：“国家有了重大政令，不可把它告诉别人，否则就会危害自身。”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恭敬而逊，听从而敏，不敢有以私决择也，不敢有以私取与也，以顺上为志，是事圣君之义也。忠信而不谀，谏争而不谄，挢然刚折，端志而无倾侧之心，是案曰是，非案曰非，是事中君之义也。调而不流，柔而不屈，宽容而不乱，晓然以至道而无不调和也，而能化易，时关内之，是事暴君之义也。若驭朴马，若养赤子，若食餧人，故因其惧也而改其过，因其忧也而辨其故，因其喜也而入其道，因其怒也而除其怨，曲得所谓焉。《书》曰：“从命而不拂，微谏而不倦；为上则明，为下则逊。”此之谓也。

恭敬而又谦逊，听从而又敏捷地执行命令，不敢再根据私利去决断和选择，不敢再根据私利去取舍，把顺从君主作为自己的志向，这是侍奉圣明君主的合宜原则。忠诚守信而不阿谀，劝谏苦诤而不谄媚，强硬地坚决挫败君主，思想端正而没有偏斜不正的念头，对的就说对，错的就说错，这是侍奉一般君主的合宜原则。调和却不随波逐流，温柔却不低头屈从，宽容却不和君主一起胡乱妄为，用最正确的原则去启发君主而没有不协调和顺的，那就能感化改变君主暴虐的本性，时时把正确的原则灌输到他心中去，这是侍奉暴君的合宜原则。侍奉暴君就像驾驭未训练过的马，就像抚养初生的婴儿，就像喂饥饿的人吃东西一样，所以要趁他畏惧的时候使他改正错误，趁他忧虑的时候使他改变过去的行为，趁他高兴的时候使他走入正道，趁他发怒的时候使他除去仇人，这样就能处处达到目的。《尚书》说：“服从命令而不违背，暗暗规劝而不懈怠；做君主要明智，做臣子要谦逊。”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事人而不顺者，不疾者也；疾而不顺者，不敬者也；敬而不顺者，不忠者也；忠而不顺者，无功者也；有功而不顺者，无德者也。故无德之为道也，伤疾、堕功、灭苦，故君子不为也。

侍奉君主却不合君主的心意，是因为不积极；积极了却不合君主的心意，是因为不恭敬；恭敬了却不合君主的心意，是因为不忠诚；忠诚了却不合君主的心意，是因为没有功绩；有了功绩却不合君主的心意，是因为没有品德。所以没有品德如果成为一种德行，就会伤害积极、毁掉功绩、掩没苦心，所以君子是不干的。

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国贼者。以道覆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调君而辅之，次忠也；以是谏非而怒之，下忠也；不恤君之荣辱，不恤国之臧否，偷合苟容，以之持禄养交而已耳，国贼也。若周公之于成王也，可谓大忠矣；若管仲之于桓公，可谓次忠矣；若子胥之于夫差，可谓下忠矣；若曹触龙之于纣者，可谓国贼矣。

有头等的忠臣，有次一等的忠臣，有下等的忠臣，有国家的奸贼。用正确的原则熏陶君主而感化他，是头等的忠诚；用道德来调养君主而辅助他，是次一等的忠诚；用正确的去劝阻君主的错误却触怒了他，是下等的忠诚；不顾君主的荣辱，不顾国家的得失，只是苟且迎合君主、无原则地求取容身，以此来保住自己的俸禄、去豢养结交党羽罢了，这是国家的奸贼。像周公对于周成王，可以说是头等的忠诚了；像管仲对于齐桓公，可以说是次一等的忠诚了；像伍子胥对于夫差，可以说是下等的忠诚了；像曹触龙对于商纣王，可以说是国家的奸贼了。

仁者必敬人。凡人非贤，则案不肖也。人贤而不敬，则是禽兽也；人不肖而不敬，则是狎虎也。禽兽则乱，狎虎则危，灾及其身矣。《诗》曰：“不敢暴虎，不敢冯河。人知其一，莫知其它。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此之谓也。故仁者必敬人。

仁德之人必定尊敬别人。一般说来，一个人不贤能，那就是没有德才的人。别人贤能却不去尊敬他，那就是禽兽了；别人没有德才而不去尊敬他，那就是在戏弄老虎。人如禽兽就会胡乱妄为，戏弄老虎就会十分危险，灾难就会落到他身上了。《诗》云：“不敢空手打老虎，不敢光脚把河渡。人们只知这一点，不知其他有害处。要害怕啊要小心，要像面临那深渊，要像脚踩那薄冰。”说的就是这个。所以讲究仁德的人必定尊敬别人。

敬人有道：贤者则贵而敬之，不肖者则畏而敬之；贤者则亲而敬之，不肖者则疏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二也。若夫忠信端悫而不害伤，则无接而不然，是仁人之质也。忠信以为质，端悫以为统，礼义以为文，伦类以为理，喘而言，臑而动，而一可以为法则。《诗》曰：“不僭不贼，鲜不为则。”此之谓也。

尊敬别人有一定的原则：对贤能的人就景仰地尊敬他，对没有德才的人就畏惧地尊敬他；对贤能的人就亲切地尊敬他，对没有德才的人就疏远地尊敬他。尊敬是一样的，实际内容是两样的。至于那忠诚守信正直老实而不伤害人，那是对待所有的人都这样的，这是仁德之人的本质。以忠诚守信为本体，以正直老实为纲纪，以礼义为规范，以伦理法律为原则，稍微说一句话，稍微动一动，都可以成为别人效法的榜样。《诗》云：“不犯错误不害人，很少不成为准则。”说的就是这种人。

恭敬，礼也；调和，乐也；谨慎，利也；斗怒，害也。故君子安礼、乐、利，谨慎而无斗怒，是以百举不过也。小人反是。

恭恭敬敬，就是礼节；协调和谐，就是音乐；谨慎小心，就是利益；斗殴发怒，就是祸害。君子喜爱礼节、音乐、利益，谨慎小心而不斗殴发怒，因此各种行动都不会失误。小人就与此相反。

通忠之顺，权险之平，祸乱之从声，三者非明主莫之能知也。争，然后善；戾，然后功；出死无私，致忠而公：夫是之谓通忠之顺，信陵君似之矣。夺，然后义；杀，然后仁；上下易位，然后贞；功参天地，泽被生民：夫是之谓权险之平，汤、武是也。过而同情，和而无经，不恤是非，不论曲直，偷合苟容，迷乱狂生：夫是之谓祸乱之从声，飞廉、恶来是也。传曰：“斩而齐，枉而顺，不同而壹。”《诗》曰：“受小球大球，为下国缀旒。”此之谓也。

使忠诚不至壅塞而达到通畅，改变危险的局面而达到安定，祸乱必伴随迎合君意、随声附和而来，这三种情况不是英明的君主是不能明白的。向君主谏诤，然后才能行善；违背君主，然后才能立功；豁出生命而没有私心，极其忠诚而公正：这叫做使忠诚畅通无阻而达到顺从，信陵君类似于这种人了。夺取君权，然后才能实行道义；杀掉君主，然后才能实现仁德；君臣交换位子，然后才能做到有操守；功业与天地并列，恩泽施加到广大民众：这叫做改变危险的局面而达到安定，商汤、周武王就是这样的人。君主错了却还和他齐心，只是无原则地附和君主，不顾是非，不讲曲直，苟且地迎合君主以求得容身，迷惑昏乱而狂妄无知地追求生活享受：这叫做祸乱必伴随迎合君意随声附和而来，飞廉、恶来就是这种人。古书上说：“有了参差才有整齐，有了委曲才有顺从，有了不同才有一致。”《诗》云：“接受小法与大法，成为各国的表率。”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啊。

附：

荀子简介

荀子(约前～前)，名况，字卿，战国后期赵国人，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时人尊称为荀卿，西汉时因避汉宣帝刘询讳，因“荀”与“孙”二字古音相通，故又称孙卿。年五十，始游学于齐国，曾在齐国首都临淄(今山东淄博市)的稷下学宫任祭酒。因遭谗而适楚国，任兰陵(今山东苍山县)令。以后失官家居，著书立说，死后葬于兰陵。著名学者韩非、李斯均是他的学生。荀子对儒家思想有所发展，在人性问题上，提倡性恶论，主张人性有恶，否认天赋的道德观念，强调后天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影响。

荀子认为教育是“化性起伪”的过程，是不断地积累知识、培养道德的过程，因此，在教学思想上，与孟子“内省”的思路相反，他更强调“外积”。在学与思的关系上，更侧重于“学”，其教学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荀子通过教育可以改变自己的恶性，从而成为君子乃至圣人，但事实上并非所有的人都能成为君子，因为人性是随着环境和教育而向多种途径发展变化的，其关键在于人本身的主观努力，这就是所说的“积”。在荀子看来，无论是知识还是道德，都是由于积累而成的。荀子在重视主观上“积”的同时，也重视环境对人的发展的影响，这就是他所说的“渐”。他认为，通过主观的“积”和环境的“渐”，能够使人的本性发生根本的变化。

荀子教学特别重视对学习态度的培养，他把学习态度归结为“虚壹而静”，特别强调专心有恒。总之，只有做到虚怀若谷、精神专注、头脑清醒，学习才能取得成效。

荀子特别推崇教师的地位和作用，竭力倡导尊师。荀子认为，教师的作用是与国家的前途命运相连的。他说：“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教师的作用关系到国之兴衰，原因在于，“礼”是最高的社会规范，是治国之本，而教师正是传授“礼”和实行“礼”的关键。

荀子提出“性恶论”，在中国教育史上开创了与教育“内省说”截然相反的教育“外积说”，促进了教育理论的发展。他关于教育目的、教育内容、学习过程、教师地位与作用的阐发都颇具新意，予人启发，其中不少主张对历代封建教育与政治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此外荀子在兰陵收徒授业，传《五经：诗、书、礼、乐、春秋》之义，授“帝王之术”，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

把《诗》传给弟子毛亨和浮丘伯。

把《书》传给了弟子韩非和李斯。

把《礼》传给陆贾。

把《乐》传给公孙尼子。

把《春秋》传给弟子张苍（再传弟子贾谊）和陈嚣。

1、毛亨：战国末年鲁国人，隐居今沧州市河间市），整理《诗经》。

2、浮丘伯：齐国思想家，楚元王刘交的老师。

3、韩子:法家思想集大成者，名非，韩国人，著有《韩非子》。

4、李斯：法家思想，楚国人，吕不韦门客，丞相。

5、陆贾：西汉思想家、政治家﹑外交家。著有《新语》。

6、公孙尼子：乃荀子弟子，有《公孙尼子》二十八篇。

7、张苍：西汉初丞相，活了一百多岁，整理了《九章算术》，弟子贾谊（思想家）。

8、陈嚣（xiāo）：西汉扬州人，孝成皇帝刘骜的老师，官至太中大夫。

一门两子家，两相两帝师。

两子：韩非子，公孙尼子；

两家：诗家毛亨，思想政治外交家陆贾；

两相：秦相李斯，汉相张苍；

两帝师：楚元王师浮丘伯，汉孝成帝师陈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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