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的发明与使用，同金属工具的发明与使用，一起构成人类跨入文明门槛的标志。有了文字，人类方可记录自己的见闻、行迹及思考。这种记述由浅入深，由零星片断到汇成篇什。以中国而论，殷人方“有册有典”，而鉴于夏殷两代，“郁郁乎文哉”的周朝，恰值人类文明史上的“轴心时代”（公元前六世纪的前后几百年间），与此间印度创作《奥义书》和早期佛典相先后，也与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群哲创作《理想国》《形而上学》，希伯来先知创作《塔纳赫》（基督教称《旧约全书》）大体同时，中国也有学人记史、载思，初作于西周王官，再创于散落民间的东周诸子，形成以“五经”（《诗》《书》《礼》《易》《春秋》）为枢机，博议于诸子（《论语》《墨子》《孟子》《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群籍，我们称之“中国元典”。（摘自《中国文化元典十讲·弁言》）

——冯天瑜

（下文为冯天瑜、姚彬彬著《中国文化元典十讲》第四讲第一节）

依照“经、史、子、集”四部之分，中国先秦文献以经、子为盛。汉初儒家所谓的“经”，即《诗》、《书》、《礼》、《易》、《春秋》五经。东汉班固撰《汉书》，其《艺文志》将《论语》纳入《六艺略》中，与五经并列，后世的“七经”、“九经”、“十经”、“十一经”中，也都有《论语》。宋时确立“十三经”，将本来属于子部文献的《孟子》也提升到“经”的地位。此外，子部道家的《老子》、《庄子》，习惯上也称为《道德经》、《南华经》；墨家《墨子》中关于论辩术的部分，也称为《墨经》。佛教传入中国后，其书隶属“子部”，但佛门乃至社会大众习惯上都称三藏文献为“佛经”。正如吕思勉所说：“经、子本相同之物，自汉以后，特尊儒学，乃自诸子书中，提出儒家之书，而称之曰经。此等见解，在今日原不必存。”[1]纵然按照旧有说法，先秦诸子之学也是六艺衍生的产物，如儒、道、墨诸家，他们的书都是兼备道术，这些书与五经的关系，也正如希伯来《新约全书》之于《旧约全书》、印度《奥义书》之于《吠陀》一样。从它们对后世中国文化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着眼，都足以称为元典。

第一节《论语》、《孟子》、《荀子》

五经在先秦并不专属儒家，诸子百家大多对之颇有引述，但“传经”之功，首推孔子。孔子以五经为儒门教材，对五经的内容也有所增删，因此后世也就逐渐将五经视为儒家典籍了。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五经被奉为国家圣典，定于一尊；孔子也被董仲舒等今文经学家们树立为“素王”，孔子本人的话也被视为“微言大义”的“圣人之言”。西汉文帝时置博士官，专设“《论语》博士”，《论语》与五经一道被列为太学教材，被当作“五经之錧鎋，六艺之喉衿”（赵岐《孟子题辞》）；近人马一浮也在《论语大义》中称其“统摄六艺”。《论语》在二千年来一直被儒门视为修学五经的导引。

唐代韩愈树立“道统”，将孟子视为直接继承孔子的传人，宋代以后《孟子》一书得到儒家学者们的重视，南宋朱熹把《论语》、《孟子》以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单独抽出来，将这四部书编在一起，认为它们分别出于先秦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孔子、孟子、曾参、子思，称为“四子书”，简称即“四书”，自此后世以“四书”与“五经”并称。南宋时期“十三经”的说法也流行开来，《论语》、《孟子》均在其内。无论着眼于《论语》、《孟子》中的深邃精义，还是考虑此二书在中国历史上所发生的深刻影响，《论语》、《孟子》都应该作为元典看待。

战国时期，儒家学派本为孟、荀并列，司马迁《史记》作《孟子荀卿列传》，并在《吕不韦列传》中说：“荀卿之徒，著书遍天下。”可见荀子在汉代人心目中的地位。战国时期的著名政治家韩非子、李斯都是荀子门人，战国间至西汉的五经传承，更与荀子学派有直接关系，如传《鲁诗》的浮邱伯、传《毛诗》的大毛公、传《左氏春秋》的张苍等，都是荀子的弟子或再传弟子。秦汉儒生所传《诗》、《书》、《易》、《礼》、《春秋》诸经说，也大多出自荀子之门。荀子的思想取向与孟子相异：孟子主张“性善”，所以在人格养成上侧重人的反思内省，在社会教化上推重“德治”；荀子主张“性恶”，所以更强调建立一套杜绝恶行的健全制度，主张“隆礼重法”，也就是通过外在的礼制与法治来惩恶扬善。所以后人多认为孟子之学是儒学的“内圣”部分，荀子之学则为儒学的“外王”部分，为一体之两面。荀子的理想境界，是一个在“礼”的规范下，秩序井然，上下等级分明，而又充满了外在事功成就的世界，实际上就是为大一统帝国设计的蓝图，从君主政治、官吏设置到经济政策，提供了完备的方案，可视为荀子“外王”经世方略的实践。而秦汉大一统帝国建立后，“百代犹行秦法政”，影响直至近代。

《荀子》一书，思想系统完备，精义屡见，虽然唐宋以后被排斥出儒家的主体“道统”谱系，但两千年来的实际影响则不绝如缕，其种种学说与现代社会价值颇有接契之处，也应视为元典。无论是要全面理解先秦儒家，还是要了解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持续影响，《论语》、《孟子》、《荀子》三书，都不可偏废。

一、《论语》

《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结集，由孔门弟子及再传弟子编纂，约在战国前期成书。此书历来被认为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最为可靠的记载。《论语》中所反映出的孔子的真实思想和为人气质，颇近于希腊的苏格拉底，“所说多是做人处世的道理，不谈鬼神，不谈灵魂，不言性与天道，所以是切实。”[2]宋儒程颐曾感叹：“颐自十七八读论语，当时已晓文义，读之愈久，但觉意味深长。”[3]平实朴茂而又意味隽永，富有诠释张力，“自西汉以来，为中国识字人一部人人必读书。”[4]

“论语”作为书名，是成书时就有，还是后人所加，学界有不同看法，今已难以定论，但最迟当不晚于汉文帝时。[5]其书于两汉时期，或单称为“《论》”，或单称为“《语》”，或别称为“《传》”，或别称为“《记》”，或详称为“《论语说》”。统一确定为“论语”之名，当始于汉代以后。[6]“论语”二字的含义，古代的经师们也有多种不同的说法，单就“论”字，就有“伦理”说，有“追论”说，有“多义”说（认为“论”字包含了“次”、“理”、“纶”、“轮”等多重含义），有“言理”说，有“讨论”说，有“选择”说（以“论语”为“选撰的孔子言语”）等。清人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的解释比较平实可从，他认为：“论，凡言语循其理，得其宜谓之论”；“语，与人相答问辩难谓之语”。这一解释或许较为合乎“论语”二字的本义，因为此书既是记录孔子与弟子及时人答问辩难的话语，在儒家看来其所论者，又皆合乎道理、适宜得体，不乏被后世视为至理名言者，所以以“论”、“语”二字合称，作为书名。

《论语》其书虽经历秦火而传承不绝，但因师承系统有异，不同版本的篇目也有出入。在西汉中期时，有三个版本系统的《论语》最为流行：

第一，鲁《论语》，20篇，篇目与今本相同。此本流传于鲁国旧地，汉世传人有夏侯胜、韦贤、萧望之等，都是鲁人。

第二，齐《论语》，22篇，比鲁《论语》多出《知道》、《问王》两篇。此本流传于齐国旧地，传人有王吉、贡禹、王卿、庸生等，都是齐人。

第三，古《论语》，21篇，无齐《论语》中的《知道》、《问王》两篇，而将鲁《论语》中的《尧曰》一分为二，内容大体与于鲁《论语》相同，但篇目次序有异。此本发现于汉景帝时。鲁恭王为扩大宫室，拆除孔宅，于墙壁中发现用先秦六国文字书写的《尚书》、《论语》等，字形像蝌蚪，所以称古《论语》。

近年有一个值得

转载请注明:http://www.daoqicar.com/xzxw/16323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