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是位大儒，著述谨严、自成一家，然而在儒家先哲的排行中，却常常位居孔孟之后；《荀子》是部大作，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深入骨髓，奈何“百姓日用而不知”，大多只知其主张“性恶”。我虽非什么新儒学的追随者，更无意于为荀夫子叫不平，（想来也不够格）不过“读其书，想其为人”，还是觉有随想二三，遂成此篇游戏笔墨。读者如另有高见，还当以己为是。若有心稍览拙作，则不妨姑妄听之。

谭嗣同在《仁学》中有言：“两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两千年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唯大盗利用乡愿，乡愿工魅于大盗。”这一席话放在在晚清，可谓是振聋发聩。而除去对封建制度的控诉外，其中引人深思的问题有二：一是谭嗣同认为两千年来的学术本质上都是“荀学”，但在历史上，《荀子》却始终没有成为过显学；二是他定义“荀学”为乡愿之学。孔子有云：“乡愿，德之贼也。”作为战国后期儒家的代表人物，荀子无疑应该是反对乡愿的才对，何以成了乡愿的代名词呢？如果仅就语境而论，参照前文的“两千年之政，秦政也”，我们不难推知，这里发生了转喻，“秦政”、“荀学”都是一种以小代大的表达。前者显然指的是秦朝政治的模式，即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而所谓荀学，则更有可能说的是对此类学说的刻板印象：是外儒内法与王霸兼用。但解决了荀学在特定语境下的释义之后，我们仍不免追问：历史上的荀学是否就是如此呢？如果不是，它又是如何被贴上这样标签的？去掉标签，我们该如何看待战国知识背景下的《荀子》？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还是应回归文本，而不能只停留在对文人愤辞的分析上面。

今日通行的《荀子》文本，基本以唐代杨倞做注的《荀卿子》为祖本，共计三十二篇。经过学界考证，其中《劝学》、《修身》、《不苟》、《非相》、《非十二子》、《富国》、《王霸》、《正论》、《礼论》、《乐论》、《解蔽》、《正名》、《性恶》、《成相》、《赋》等篇为荀子自著，其余则为后学所作及其他儒家文献羼入。而除去最后两篇文学作品外，其他篇目都主要围绕三个核心论题展开：一为人性，二为自然，三为政治。荀子对三个问题的论述在理论上彼此支撑、互为表里，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思想体系。

荀子眼中的人性如何呢？性恶。“其善者伪也。”（《性恶》）所谓伪者，并非虚假，而是人为，与“天”相对。依据何在呢？源于人所共通的生命体验：“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性恶》）性恶当然会引发问题：“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无争；争则乱，乱则穷。”（《礼论》）这里就引出了荀子思想的一个重要论断：人的欲望与社会及自然的资源是不对等的。资源有限，而人欲无穷，如果任由欲望滋生，不加节制，则必然引发混乱。

要解决这个问题，有内、外两种策略。从内部解决就是改造人性。所谓“涂之人可以为禹。”（《性恶》）人性虽是恶的，但荀子承认其中有善因。但善因不培育，则结不出善果。若要对人性加以培育，只有通过“学”。学什么？自然是礼。这代表了文化与教化，是道德，是智慧，是“君子之学，以美其身。”（《劝学》）而学习的最终目的，则是从士变成圣人。圣人可以制定礼，划定规则，在荀子的乌托邦里发挥着类似“哲人王”的作用。与此同时，人还应开发自己具有智性的心。因为“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解蔽》）这就需要不断修持，达到“虚壹而静，谓之大清明”的境界。虚就是消除成见，如禅宗所谓“破我执”。壹就是专一于认知对象，不把对其他事物的认知迁移到对此物的判断上。只有做到了虚且壹，人的认知才可以称得上可靠。真要做到改造人性，既需要质的保证：有一颗认知清明的心，同时又需要量的积累：“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劝学》）如此高的要求，难免要像孟子在文章里慨叹的那样：“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而能。”所以，这注定是属于精英阶层的晋身方式。

而从外部着手处理矛盾，就是推行礼乐制度。这是荀子最核心的政治主张。礼在社会中起的作用，正是：“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故礼者，养也。”（《礼论》）礼所养的，自然是人欲。而若要让人欲和资源平衡，那么就必须拿出一个分配方案出来。所以荀子接着说：“君子既好其养，又好其别。”————就是有区别、有等级地进行分配。而分配的标准呢？荀子认为，无疑是“德”。因为“君子以德，小人以力。力者，德之役也。”（《富国》）而“德”在荀子的哲学范畴里，是智与善的统一：“人伦并处，同求而异道，同欲而异知，生也皆有可也，知愚同；所可异也，知愚分……故知者为之分。”（《富国》）正因有德，圣人、君主理应占有更多的资源，以贯彻礼的实施。在荀子看来，这并非是一种剥削或享受，而是社会秩序的体现。

社会光有“分”，在荀子看来是显然不够的。他还强调“群”，即减少隔膜，增进文化向心力。而这就是乐的作用。何为乐？他写：“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论》）乐的作用非常之大，不容忽视，“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谨为之文。”这是一种艺术的感召力，而其中也夹杂着教化的成分。当礼乐并用，其作用就在于：“乐合同，礼别异，礼乐之统，管乎人心矣。”一个有凝聚力又有秩序的社会，离不开礼和乐。而在众声喧哗、分崩离析的战国后期，这种理想化的文明进程，恰恰为荀子这样的儒者所不能忘怀。

为了配合礼乐的实现，荀子也强调刑罚的作用。而且在他看来，这是与其简，毋宁严的。因为“刑称罪则治，不称罪则乱。”（《正论》）同时，刑罚也能有效地遏制犯罪，所谓：“凡刑人之本，禁暴恶恶，且征其未也。”但必须认识到，这只是治国的策略之一，而非根本。毕竟除此之外，荀子还讲求藏富于民、上下一心等。相较于礼乐，这些策略都是更下位的，而非纲领性的方针。若由此就推断荀子的政治主张是礼刑并用，未免草率。须知二者的优先级和分量都是不同的。重视礼乐，强调教化，才是儒家的本色。在自然观方面，荀子也有极大革新，素为哲学史所称道。而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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