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的文化基因中，有一个关于取与之道的人生信仰，那就是：先与而后取。先与而后取，不仅是取与之先后的道术问题，而且是己与人的价值关系问题。

取与之道，首先是取在与，不在夺。“取”之行为本身，即体现着一种价值抉择。有道之与，方能得以取。其次是德在与，不在来。有德者求人之“来”，得人之归附，必行德而先为“与”。最后是王在与，不在取。使民乐推于己者，必先予之以利。利天下而能用天下，为民之父母，故可以王。

在国家统治的上下级关系上，上级居于主导方，拥有权力尊位，故当在取与之道上发挥示范和引导作用。上与之于下，则下必与之于上。君与则民与，得民则民推。人主得民心，则民乐推之以为上。

“利而后利之，爱而后用之”，是先与后取的价值趣向。先与后取，体现着公平、正义，必然可以保国家。坚定先与后取的信念，就在于先要求诸己，尽力推恩而积聚给予、施与之功德。只有这样，方能不求得而自得，不求取而自取。

取和与作为一对相反的行为取舍，体现着价值观的抉择，反映着道义的价值选择。在取和与的关系中，存在着只取不与、与而不取、先与后取三种不同价值选择上的行为取向。其中，只取不与是掠夺、强取或阴谋的巧取，以其违背正义和公正原则，恒为人所唾弃和厌恶。与而不取，是伟大的德行，也是圣人效法大道或天道而有的无私、博爱境界，以其在现实中无法推行，故多为人所敬仰而成为理论上的假设。先与后取，就是在取与关系中采取中庸之道，贯彻公正、正义原则，实现取和与双方的乐行互动，最终成为人们肯定和社会劝勉的人生行为信仰。坚定这一人生信仰，就在于先求诸己而给予、施与、付出，然后再求诸人以回馈、报答和反应，以期达致有所取得的目标。坚定先与后取的真理信念，就在于先要尽力做好给予、施与之功德事，达致不求得而自得，不求取而自取。恒与善与人，即使无有取得，也是尽了己性之能为，实现了自身的价值，做了该做而能做的事，就会心怀坦荡，博爱自信，而问心无愧，心旷神怡。

一、与之为取

人生不能无取，而取就是有所得，然取以为得有其道，必是先与而后取。知取与之道，就在于知取之有道，而不与则常不得其取。取与之道，既内涵伦理原则，又彰显道义主张。

（一）取在与，不在夺。“取”之行为本身，即体现着一种价值抉择，是有道之取，还是无道之取？人人都无与而取，就会有争夺和怨恨，必然因无序和暴乱而人人无以自取。只有在取和与上贯彻着公正、公平的道义原则，方能有所与也有所取。取和与的伦理之道，既是社会秩序的需要，同时是人性善的内核，体现着人生价值的追求和体验。取之有道，既可从价值观上立意，又可从道术上论说。从价值观上言，取必是有道之取，体现正义的原则，彰显德行的价值。从道术上言，取必是有与之取，体现了礼尚往来的人之常情，有与方能得以有取。“人皆知取之为取也，不知与之为取之。”（《说苑·谈丛》）以与为取，方合乎道义和人心。反之，违背道义和人心夺取而不与，以之从政则必有招寇之患，以之为行则必有招耻之辱。

（二）德在与，不在来。“来”是一种取得，而“与”是一种德行。有德者求人之“来”，得人之归附，必行德而先为“与”。推恩而有功德之“与”，方是达致得的最好路径。欲致天下者，必当“执一无失，行微无怠，忠信无勌”（《荀子·尧问》），方可达致“天下自来”。“夫先王取天下也，术术乎大德哉，物利之谓也。”（《管子·霸言》）以德利民、与民，则可以得天下。“圣人之欲贵于人者，先贵于人；欲尊于人者，先尊于人”（《文子·符言》）。先尊贵于人，不是强迫人们尊贵自己，而在于先求诸己，修为其得人尊贵的道德品行。欲尊贵于人，是一种行为之取；为人所尊贵，是一种行为之得。修为而有人必尊贵之的品德，是一种行为之与。己有德而行善，就能体现正义，而必利于人。利于人的行为取向，体现着功德价值之“与”。“德在与”，乃在于揭示德本身即蕴涵“与”之德行。之所以言“贵贱卑尊，道以制之”，就在于道德中内涵取与之道和人生价值。古之圣王以身后人，就是“德重有余”而施“与”的体现。

（三）王在与，不在取。使民乐推于己者，必先予之以利。利天下而能用天下，为民之父母，故可以王。“汤武非取天下也，修其道，行其义，兴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而天下归之也。”（《荀子·正论》）为民兴利除害，就是“修其道，行其义”的施与。“天下归之”，就是先与而后取的王道。“舜耕历山，陶河滨，渔雷泽，不取其利，以教百姓，百姓举利之。”（《管子·版法解》）舜之所以为“百姓举利之”，就在于以“所不利利人”，亦即是利民而能“不取其利”。武王讨伐之师所以为人所乐迎，就在于以所不有而予人。“武王伐纣，士卒往者，人有书社。入殷之日，决钜桥之粟，散鹿台之钱，殷民大说。”“大说”者，就是悦而迎之，乐归之而与之天下。神圣之主使国常无患，而名利并至，就在于著于取与之分，先与而后取。

二、先与后取

先与而后取，就在于知“与之为取”之道，而能得于自得。“知与之为取，后之为先，即几于道矣”（《文子·符言》）。“后之为先”，体现“与之为取”的价值意旨，亦即是先与而后取。

（一）先人而后己。在取与之道上，先与而后取，实则就是先人而后己。“君子贵人而贱己，先人而后己，则民作让。”（《礼记·坊记》）先与者，必是先与于人，先人得而后己得。己得在人得之后，则人将回馈以与之己。“君子信让以莅百姓，则民之报礼重。”在人伦关系上，礼尚往来是有取则有与，有与自有取。己只取而无与，人也将无取则无与。如此，就将丧失取与的互动联结和公平。从政治关系上看，莅百姓以信让，则百姓也必报之以重礼。“信让”有与，则百姓有取；“礼重”也有与，则君子有取。“信让”在先，“礼重”在后，此亦是先人而后己的与之有取。

（二）后身而身先。“后其身而身先”，是《老子》的一个重要思想观念。身为己私之身，维持生存和发展不能不有所取，然在政治上则必是取有先后。己后取而先与民，则民取之而与己，故己必能有所取。与而不求取，而取自得。后身而身先的思想，体现着先与而后取的价值意旨。“可以有夺人国，不可以有夺人天下；可以有窃国，不可以有窃天下也。夺之者可以有国，而不可以有天下；窃可以得国，而不可以得天下。”（《荀子·正论》）天下者至大，非圣人莫之能有。天下在与而不在于取，取天下先要后其身。“欲先人者，必以其身后之。”（《文子·道德》）“以其身后之”，则不夺不争于民，而天下必乐推而以为先，故成为天下王。

（三）不敢为天下先。“不敢为天下先”，同样是《老子》思想的核心意旨。它既是事为上的后为而不先，又是取与上的后得而先与。“立在天下推己，胜在天下自服。得在天下与之，不在于自取。”（《文子·上仁》）“自取”者，在于争得为先。“不争即莫能与之争”，亦是“不敢为天下先”而得以成其先的意旨。民乐推之，岂非可为“天下先”？“不求故能得，不行故能至。是以取天下而无事。”（《文子·自然》）人主不先我而先民，则民不先己而先其人主。“欲取天下，天下不可取；可取，身将先取。”（《吕氏春秋·先己》）犹如“善响者不於响於声，善影者不於影於形”一样，善为天下者不於天下而先於身。治身为莅天下之本，治身而“啬其大宝”，就是修道德而不敢为天下先。先圣王之所以能“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就在于治身以后身，而不敢为天下先。

三、上下互与

在国家统治的上下级关系上，上级居于主导方，拥有权力尊位，故要在取与之道上发挥示范和引导作用。上与之于下，则下必与之于上。在管理的上下级关系中，同样存在取和与上的利益和价值关系。

（一）君与则民与。君与民者，不仅足民之资，而且与民以教。“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民富则乐奉上，故国富而君足。“夫民，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遁心。”（《礼记·缁衣》）君与于民，既是“子以爱之”，就非只是养生保身，而且要劝民兴善而远罪离患。“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管子·牧民》）人主若能做到“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就能得到民众的拥戴和称誉。“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从民四欲而与之，则远者自亲而予己。“主与之以时，民报之以财。”（《文子·上仁》）以义取者，取中有与，“与之以时”。“君人者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说苑·建本》）。“以百姓为天”，必以仁政与民。百姓乐其政治，故必与之、辅之以安以强。反之，君不与则民必非之、背之。民怨其上，不与之归心，则未有不衰亡者。

（二）得民则民推。人主得民心，则民乐推之以为上。主上得民心，必在于仁政之与；民乐推以为上，必在于主上施与于下。得天下有道，在于得其民而得其心。得民心，就要“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孟子·离娄上》），而这就是与民同乐同恶。与民同乐，必是给予之使其与己偕乐；与民同恶，就要急民之所急，而体恤以与之。不嗜杀人者之所以能定天下于一，就在于“天下莫不与”（《孟子·梁惠王上》）。天下之所以“莫不与”，就在于行仁政之与，而不嗜杀人。“圣人安贫乐道，不以欲伤生，不以利累己，故不违义而妄取。”（《文子·上仁》）违义妄取是夺取，反之必是施与。爱民之与，既是利之成之，又是生之与之，还是乐之喜之。利之，则使民不失其所务；成之，则与之以农时；生之，则必于杀而慎为；与之，则必轻其赋敛；乐之，则必少其徭役；喜之，则必不使劳困。遇民与之，“如父母之爱子，兄之爱弟”（《说苑·政理》），岂能不得民心？民视其为父母，岂能不为王！

（三）民取而己取。在《老子》看来，“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之所以如此说，就在于天下神器不可执为，执为者必败失。执为于天下，是好取的贪求欲得。好取者，反而不得其取。上好取而无量，政苛则民乱，则民不与之。“无事以取天下”，就在于以不取而得其取。主上修为于德真，“怀自然，保至真，抱道推诚”（《文子·精诚》），必能于“事省而治，求寡而赡”中，达致“天下从之如响之应声”的不取而后取之效验。“取天下者，非负其土地而从之之谓也，道足以壹人而已矣。”（《荀子·王霸》）取天下者，就要以道壹民，亦即是藉由“致忠信，箸仁义”而取天下。非有德之与而取信于民，则不足以取天下。要取信于民，就要与民而使之得所喜所爱。“用众人之所爱，即得众人之力，举众人之所喜，即得众人之心”（《文子·微明》）。与民而使民有取于所喜所爱，就得做到“利而不利”。利民而不取利于己私，就能取天下。“利而不利也，爱而不用也者，取天下者也。”（《荀子·富国》）“利而不利”，是与之以利而不以为己利；“爱而不用”，是与之以爱而不以为己用。以民为本，与民而德纯，故能王天下。相反，不与之利而用以为己利，则必不可得于天下。“利而后利之，爱而后用之”者尚能保社稷，而“不利而利之，不爱而用之”者必危国家。利民者，民也利之；爱民者，民也爱之。

中华文明五千年，历经沧桑而绵延不绝，已充分证明中华传统文化的顽强生命力，和迎接各种挑战的开拓能力。这一文化内涵，既本自“学·思·观”的探求真理而来，又呈现着“学·思·观”的理性自觉和开放思维。让我们齐心协力地一道投入“文化自信”的时代洪流之中，为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冷静的思考，清醒的应对，果敢的斗争，无愧的付出。坚信“文化自信”，践行“文化自信”，中华民族一定能够实现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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