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光明日报」

人类早期文明中大多都存在着对天、地的崇拜。中华文明也较早产生了人格化的天神，《尚书》言尧舜禅让时曾“肆类于上帝”。天神“上帝”还频频出现在殷墟甲骨卜辞中。不仅如此，在距今五千多年的辽西牛河梁遗址中人们发现了三重的圆形祭坛，可能是中国目前所见最早的祭天遗址；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中有方形或长方形祭台，学者据古人“天圆地方”的观念猜测它们可能是早期祭祀土地之社坛。与其他文明不同的是，古代中国对天神、地祇的崇拜经久不衰，这主要应归因于历代相对稳定的郊祀制度。

周代的郊社之祀

《礼记·祭法》言“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将郊祀追溯到了尧舜时代。但众所周知，周朝为维系宗法分封制创立了一整套礼仪制度，华夏文明中原有的自然崇拜、鬼神信仰自此始有规范可循，故从礼制角度言，郊祀可谓肇自西周。西周初年营建雒邑时周公曾“用牲于郊”（《尚书·召诰》），此条记载后被清人秦蕙田视为最早的郊祀记录收入《五礼通考》中。

古人提及“郊祀”时一般有两种指涉，一为于国都南郊祭天，一为于国都南北二郊分祭天、地。这两种含义其实有先后之别。周人为论证灭商的合法性而宣扬天命之说，《诗经》称颂文王道：“假哉天命，有商孙子。商之孙子，其丽不亿。上帝既命，侯于周服。”所谓天命即天帝、上帝之命。先秦文献中多有祭“上帝”之事。如《国语》言：“天子祀上帝，诸侯会之受命焉”。《左传》有“昭告昊天上帝”，《吕氏春秋》提道：“令民无不咸出其力，以供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昊天上帝”“皇天上帝”皆是对天帝之尊称。《国语》又言：“夫鬼神之所及，非其族类，则绍其同位，是故天子祀上帝，公侯祀百辟。”强调只有周天子才能奉祀天帝。《荀子》亦言“郊止乎天子”。不难发现，周人多言祭天祀上帝之事，而基本不提及北郊祭地之事。《礼记·郊特牲》释“郊祭”为：“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大报天而主日也。兆于南郊，就阳位也……郊所以明天道也。”可以看出，这里的郊祭就是指于国都南郊行祭天之礼，此当为郊祀之原初含义。鲁国因周公之故而有郊祀之权，《左传》言鲁之郊祀为“有事于上帝先王”，此知周代所言“郊祀”确实仅指祭天之礼。

周人虽未对应南郊设北郊之祀，但他们早已熟知天地、阴阳相对之义，故视祭祀土地的社祀与祭天礼相对。据《召诰》所记，周公在雒邑“用牲于郊”后次日便“社于新邑”。《礼记》中保留了大量的“郊社”之说。如与释“郊祭”相对《郊特牲》篇又专门释“社祭”：“社祭土而主阴气也。君南乡于北墉下，答阴之义也……地载万物，天垂象。取财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亲地也。”此言明确了郊、社二祀合乎天地、阴阳之理。《大传》篇言：“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于上帝，祈于社。”《礼运》篇有：“故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于国，所以列地利也。”《仲尼燕居》篇言：“郊社之义，所以仁鬼神也。”可以看出先秦儒家在极力论证社祭乃是与郊祀并列的国之大祀。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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