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荀子 >> 荀子新闻 >> 出于轴心时代,春秋时期墨子尚贤
正所谓中国文化史上的“轴心时代”，成为中国学术史上思想最活跃、大解放的“百家争鸣”时代，与此同时，“学在私门”与“养士之风”盛行，侧面反映出“士”的崛起司时也为当时社会人才培养提供了大量储备力量。
我们从《墨子》和先秦其它典籍中推断，墨子生卒时间大致是春秋战国之交，大体上即“孔子卒后十年和孟子出生前十年之间”，这一时期是东周王朝春秋时代的结束和战国时代的开始，历史意义非凡。
由于此时刻的铁器广泛使用，生产力快速释放，社会财富的剧增，导致贫富差距拉大，庶民数量增多，生活困难加剧。
“内之父子兄弟作怨雕，皆有离散之心，不能相和合。至乎舍余力不以相劳，隐匿良道，不以相教，腐口(朽)余财，不以相分，天下之乱也，至如禽兽然””。
社会上出现的“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现实生活问题成为底民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由于社会中生活在社会基层的民众占社会的主要部分，导致庶民数量的增加，队伍的不断壮大，反过来，这层人们如果得到正确的引导，则会为社会带来极大财富及发展动力，因为这群阶层的人们最渴望稳定，也是社会上最保守的阶层，他们不必为生计而奔波及不必想为官族而缴费脑汁思考社会统治局面，是社会上最稳固的阶层。
故此，针对“民之为淫暴寇乱盗贼，以兵刃毒药水火，退无罪人乎道路率径，夺人车马衣裘以自利者并作由此始，是以天下乱”社会现实、人们渴望安定的心理，墨子在此大力宣扬上古“三代”，恢复上古“贤者之道”，使“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这样才可以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才可以“此安生生”。
另一方面，生活在底层的民众由于社会变革上升为士，原本为“诸侯之上大夫卿”等贵族阶层，由于周王朝“礼崩乐坏”，导致大量“贵族成员中不断有人下降为士”。
“士”阶层空前的壮大，成为影响当时社会的一股很强势力，而“庶人的上升对传统的士’阶层所造成的激荡更为严重。”
诸侯国君们意识到这一点，开始礼贤下士，聘用客卿，甚至打破世袭制度、血缘关系，按照军功对“士”进行授爵。
在《墨子》开篇首句即为“入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并大力宣扬“有能则举之”口极大地迎合“士”之阶层。“
士的崛起为春秋战国动荡的年代注入了活力，使历史变的生动。”《墨子》“尚贤”思想就在这样大时代背景中应运而生，并在墨子本人及其弟子奔波各国宣传中得以壮大。
“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意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即语之兼爱非攻。
故曰:“择务而从事焉。”
理解“尚贤”一词的思想涵义，首先我们要分别了解“尚”和“贤”各自的意义，从而整体全面理解“尚贤”的涵义。
“尚”做动词假借为“上”，“尚与上同。”“上贤以崇德”，“上贤谓举贤也”“上”与“尚”同，“上”在现代汉语中有“上等”涵义，品质、质量各方面均为出色的物品等。
而“贤”在《说文解字》中解释为:“贤，多才也”，“贤，有善行也”，贤人，“贤”在现代汉语词典中作为形容词首要意思为:有善行的，善良的。
如果“德”和“贤”组合为“德贤”的话，在现代汉语中意思为:善良的德行。有德行的，有才能的，第二作为假借名词的意思为有德行的人，有才能的人。
用墨子的话来说就是“贤良之士”，“贤良”也是现代汉语中较为常用一词，现代汉语中的意思为:有德行有才能.
在现代汉语中“贤良”和“贤能”、“贤士”及“贤人”等都是一个意思，即有道德、有才能，可以说自古至今而言，“贤”的意思大致相同，这也说明中华民族文明精神的延续及继承性。
《墨子》还用了多种表达方式、词语来概括对人才的重视，如“贤良之士”、“国之良士”、“贤士”、“贤者”、“贤人”等等，但其核心便统一落在一个“贤”字上，可以看出墨子对“贤”的偏爱及重视程度。
在墨子眼里能够称得上“贤”或者达到“贤”标准的人，必须满足:“贤良之士，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这三条标准，因为“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并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以此为事者也”。
春秋时期对贤的记载只是三言两语，如孔子主张“举贤才”、孟子提出“不信任贤，则国空虚”、荀子提出“贵贤”、“敬贤”、法家商鞅主张“论贤使能”等等简单描述，应该承认在当时所有提倡“任贤使能”的思想者中以《墨子》一书中记载的“尚贤”思想视野最为广阔，内涵最丰富。
《墨子》中“尚贤”有二句名言:一则:“尚贤为政之本”，第二则是:“归国宝不若献贤而进士”，把“尚贤”从人才标准提高到“政之本”地位。
我们再来看《墨子》一书，开篇即为《亲士》“亲士者，尚贤之根本也，故以亲士冠其书”。
无论是墨子本人的特意安排，还是处于墨家后学的编纂，都表明墨家学派对士人的重视。
墨子总结了“贤者为政则国治，愚者为政则国乱”的选贤、用贤的历史经验，“见贤而不急，则缓其君矣。非贤无急，非士无与虑国。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
贤良之士的数量与国家治乱兴衰的关系，“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
在墨子看来，“国家之乱，社稷之危”的主要根源是在于“不明乎尚贤使能为政”“不知使能以治之，亲戚则使之，无故富贵，面目佼好则使之”的统治局面，明确地说“自贵且智者，为政乎愚且贱者，则治:自愚贱者，为政乎贵且智者，则乱。”
因而得出结论:“义人(贵且智者)在上，天下必治”，“故国家治则刑法正，官府实则万民富”，“尚贤者，政之本也”口。
墨家学派以此来开宗明义，可见墨子对“尚贤”认识的深刻程度，也论证了“尚贤”作为《墨子》重要思想是在当时社会局势中酝酿而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