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引用了东晋葛洪《抱朴子外篇·广譬》中的名句——“常制不可以待变化，一途不可以应无方，刻船不可以索遗剑”。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再次引用了东晋葛洪《抱朴子内篇·黄白》中的名句——“变化者，乃天地之自然”。这两处引用，集中表达的是“变化”的哲学，提供了认识问题的方法论。

晋代葛洪，自号抱朴子，是我国历史上著名道教理论家、炼丹家和医药学家。葛洪对炼丹术进行了理论建构，其所论炼丹原理即以“化”为根本，认为天地万物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物物之间并无严格界限，炼丹、炼金皆不过是借“化”之势而促成之：“夫变化之术，何所不为。……云雨霜雪，皆天地之气也，而以药作之，与真无异也。……至于高山为渊，深谷为陵，此亦大物之变化。变化者，乃天地之自然，何为嫌金银之不可以异物作乎？”（《黄白》）葛洪这种以万物之“化”为炼丹术根本依据的取向，在千余年之后被近代“化学”一词的翻译者完美继承。

“化”是中国文化中一个非常普遍的观念，与“化”相关的词汇广泛存在于日常生活当中，如造化、变化、美化、丑化、教化、感化、点化、进化、退化、强化、弱化、内化、外化、物化、异化、同化、文化、社会化、个性化、现代化、后现代化、冥顽不化、少子化、老龄化等等。据考证，“化”字甲骨文造字本义为一个头朝上站立的人和一个头朝下的人，表达人由昂首挺立到头向下的变化过程，汉代许慎《说文解字》则说“化，教行也”，这两个解释其实代表了“化”字最核心的两个含义，即所谓“大化流行”的变化之意和“人文化成”的教化之意。

万物之化，有着深刻的哲学内涵。现代科学早已证明，世界恒处于运动变化的过程之中，“化”是一切事物存在的基本方式，大到星河宇宙，小到尘埃粒子无不如此，而古人亦凭借肉眼观察和哲学之思，认识到了这一深邃道理。《周易·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生生之谓易”，阴阳流转不定，不断变化，这就是道，万物生生不息，这就是易，充分说明了“化”之恒常与普遍。《老子》是道家学派的代表，它的道论最重要的特点就是道的变动不居，不可规定，所以“道可道，非常道”（一章），“道之为物，惟恍惟惚”（二十一章），“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二十五章），一旦言说，就是给了它定义，就是拘碍，就不再是真常之道。

庄子对于万物生化之理说得更为透彻，他说事物存在的基本方式就是“方生方死，方死方生”（《齐物论》），刚刚生成就开始消亡，一物消亡的同时新的一物开始生成，这个“生→死→生→死”永无止境的过程，就是“化”之生生不息的道理。“万化而未始有极”（《大宗师》），这可以说非常符合我们当下对于物质不灭的基本认识。

将变化之理延伸到社会生活，就是对社会不断发展变化这一认知的肯定。相对于儒家“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荀子·天论》）、“天不变，道亦不变”（《汉书·董仲舒传》）之类对“经”与“常”之稳定性的追求和“贵远贱近”的崇古倾向，葛洪坚持“时移世改，理自然也”（《钧世》），认为人类社会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在葛洪看来，“远古质朴，盖其未变，民尚童蒙，机心不动。譬夫婴孩，智慧未萌，非为知而不为，欲而忍之也”（《诘鲍》），儒道等各家极力推崇的上古之世其实是民智未开的结果；这一时期“鸟聚兽散，巢栖穴窜，毛血是茹，结草斯服。入无六亲之尊卑，出无阶级之等威。未若庇体广厦，稉梁嘉旨，黼黻绮纨，御冬当暑，明辟莅物，良宰匠世，设官分职，宇宙穆如也”（《诘鲍》），传说中的混沌之世其实生产力极其低下，民生疾苦，远不比技术进步之下物质优渥的生活；甚至经学家们奉为圭臬的经典《尚书》《毛诗》，作为整个传统社会的文化基石，也不如今文之清富赡丽。

基于此种价值观，葛洪认为社会体制也当随世而移，“三王不相沿乐，五帝不相袭礼”（《省烦》），“常制不可以待变化，一途不可以应无方，刻船不可以索遗剑”（《广譬》），正是变化之道的精髓。“化学”之译名以化论为基，炼丹等早期化学实践与变化之理结合，葛洪功不可没，而以“化”为基的历史观、价值观，更是葛洪“化”论的独到之处。

　　　　

栏目主编：王多

　　　　　　　　

本文作者：袁朗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笪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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