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谈谈《荀子》的语言技巧和军事思想，你只需要记住书中的一个观点：国家富强只应该是好政治的副产品。
上次留下的问题是：李斯用秦国强盛的现实来质疑老师荀况的王道兵法，如果你是荀况，你会怎样教育李斯这个功利心太重的学生呢？
今天我们知道，所谓仁者无敌、正义必胜之类的话，要么是一厢情愿的自欺欺人，要么是教育少年儿童的善意的谎言，不过时至今日也确实还有人信这个；所以那些单纯的人在进入社会之后总会很不适应，他们还拿学生时代那套“对与错”的逻辑来生活，社会却按着“强与弱”的逻辑在行事；
越晚醒悟的人，生活就越悲剧。
荀况坚守着心里的正义，李斯同学却醒悟得很早。如果孔子遇到李斯这种质疑，最有可能的反应就是不理不睬；但荀况面对的是不同的时代，功利问题无论如何都避不开，所以要想宣扬礼义的话，不能只论对与错，而要讲明得与失；这是百家争鸣时代的言论技巧，要点有两个：
第一，并不讳言利益；
第二，先顺着对方说，赞同对方的一部分观点，然后提升一个层次，也就是今天我们常说的“高维打低维”。
荀况对临武君，用的就是这个技巧；那么，李斯既然谈利益，荀况就会说：“没错，我们就是应该追着利益走，只不过你讲的利益都是蝇头小利，我讲的才是大利益。”所谓利益，原文用的字是“便”，“便利”的“便”。荀况的回答，我们看原文反而更容易记牢。他是这么说的：
“女（rǔ）所谓便者，不便之便也；吾所谓仁义者，大便之便也。”
这就是说，单纯追求利益的话，反而得不到利益，追求仁义才能获得最大的利益。利益只是“不便”，最多也只是“小便”，仁义才是“大便”；这番话是讲纲领，讲结论，接下来该怎么解释才是最要紧的。
因为李斯讲的全是活生生的现实。秦国原本只是西部偏远地带的落后国家，再落后一点点就该归为蛮夷了，既没实力又没文化。但就是这么一个人口少、底子薄的国家，一门心思求发展，还真就发展起来了；生产效率高，作战能力强，秦国到处为非作歹，渐渐成为天下第一号强国，这真是没天理了。如果说某一代国君英明神武，出类拔萃，这才造就了秦国的富强，但李斯眼睁睁看着秦国已经一连四代，一代更比一代强，这显然不是国君特殊的个人能力能解释的。所以李斯认为，这要归功于秦国的基本国策很单纯，仅仅追逐富强，“富”就是发展经济，“强”就是发展军事，仁义道德全靠边站；不论如何，只要你能种田，能打仗，服从国家指令，祖国就为你骄傲，还会提高你的待遇；
秦国人其实很适应这样的生活，因为秦国本来就没有什么文化底子，但中原人很看不惯，更看不惯的是，如此一个最寡廉鲜耻的国家竟然成为天下最富强的国家，真让人情何以堪。荀况要想纠正李斯，首先必须承认这难堪的现实，但他接下来提醒李斯：
一个国家追求富强，无异于饮鸩止渴，最后一定倒霉。秦国虽然强大，但每天都在担心其他国家会联合起来灭掉自己，这种日子有什么好？我们看看历史，夏朝曾经很强大，结果被商汤王灭了；商朝曾经很强大，结果被周武王灭了。商汤王和周武王的成功并不是仅仅靠着一场决定性的战役，而是长期推行礼义的结果；
荀况的这段话里有一个很根本的儒家逻辑，那就是好的政治应该追求仁义道德，不计得失成败，只要这点做到了，富强自然就会随之而来；而如果急功近利，把富强作为国家目标，虽然见效快，但问题会越积越多，矛盾会越积越深，最后一定会垮掉，个人修养的原则也是这样的，要把仁义道德当作最高准则，成功只是副产品，即便失败了，也算求仁得仁，无怨无悔。
如果荀况只是拿商汤王和周武王来举例子，那毕竟是太久远的事，说服不了李斯这样的功利主义者，所以荀况很务实地找了一个身边的例子：
那是发生在公元前年的垂沙之战，楚国被齐国、魏国、韩国的联军打败，名将唐蔑被杀，这件事李斯一定知道，因为他就是楚国人，在他出生的时候，垂沙之战刚刚过去二十多年。那时候的楚国既有易守难攻的险要地形，又有精兵强将，武器装备更是出名的精良，但还是打败了。然后又有人在国内作乱，楚国很快就陷入了四分五裂的局面；
在荀况看来，楚国为什么会失败，失败以后为什么会陷入内乱和分裂，就是因为楚国没有以礼治国，如果一个国家失去了礼的约束，那么人心既不会齐，也不会稳，一点小动荡就很容易引发大溃败；如果李斯有机会反驳，他应该会这样说：
“依照法家的思想，赏罚是最有效的控制手段。只要赏罚制度设计好了，人心就会齐，也会稳。秦国就做得不错，种田和杀敌都有提成制度，实行起来也很规范，所以大家都愿意多种田，多杀敌。”
荀况会这样回答：
“赏罚政策确实立竿见影，但它只会培养人们的商人心态，做事之前先算计一下如果是在打仗的时候，敌人给你开出了更好的条件，你就会想，投降才有最大的利益，还能逃避本国的惩罚，何乐而不为呢？只有信念才能形成最好的凝聚力，而要形成共同的信念，就要靠礼。礼，才是治国的最高原则。”
这样的想法还是很合理的。今天的管理学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赏罚虽然最有效，但谁都无法确保对手不会开出更高的价钱。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有些人就是按照荀况的思路，讲道义，塑造共同的信念，但也有人喜欢认干儿子，上阵父子兵，用人造的亲情来维系团结，还有人会设计制约机制，手下人如果有谁跳槽或者叛变，一定会付出惨痛的代价。
以上三种路径其实并不矛盾，甚至可以相辅相成。朱元璋就是典范，一方面宣传“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用大情怀来凝聚广大人民群众；一方面认干儿子，用亲情笼络能人；一方面把重要将领的家属扣留下来当人质，谁叛变就灭谁全家。荀况肯定看不上这种黑社会做派，但朱元璋毕竟大赢家。
如果只论成败的话，乱世就是拼下限的时候。谁更没下限，谁的赢面就更大。用《周易》的辨证精神来看，坏事做到极致，就会物极必反，变坏为好，这也就是《庄子》所谓的“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荀况是赵国人，讲学主要在齐国；
而赵国也好，齐国也好，都属于“窃国者为诸侯”，来路都不正。
不过来路不正也没关系，只要努力学习、一心向善就好。我们在初中语文课上都学过《荀子》的《劝学》篇，你大概还记得“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这些句子。但初中生不会深究荀况为什么要劝学，以及劝学和周礼、人性有什么关系；
下面我们会从劝学谈谈性恶论，如果我说“性恶论和性善论”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你能够接受吗？
这个问题，要从《劝学》篇说起；《荀子》全书，第一篇就是我们都很熟悉的《劝学》篇，成语“青出于蓝”就出自这里。《劝学》篇的第一句是全文的纲领：“君子曰：学不可以已。”意思用白话来表达，就是“向终身学习者致敬”；我们马上就能想到上周刚刚谈过的《庄子》名言，人不应该以有限的生命追求无限的知识；
荀况为什么要提倡学习，原因很简单，因为人性本恶。换言之，我们每个人天生都是小坏蛋，如果不学习，不上进，就会变成大坏蛋；
关于人性本恶，《荀子》专门有《性恶》篇集中论述，指名道姓地批判孟子的性善论。《性恶》篇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就是：“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意思是说，人天生就是坏蛋，善良的那些表现其实都是伪装出来的；这个观点当然很难听，很伤感情，所以在后来的日子里，不是被批判，就是被冷落，当然，公开场合是这样，而在私底下，还是有很多人相信它的；所谓“外儒内法”的政治传统，正是表面上宣扬仁爱，暗地里以“人性本恶”的想法作为执政基础；
《荀子》把“善”定义为“伪”，显得特别刺眼。我们如果说一个人虚伪、爱装，肯定是嫌弃他，如果说一个人坦率、耿直，肯定是赞美他。但是，只要我们抛开感情因素，耐心把荀况的论述看完，就会发现他的话很难反驳；
我们真的会喜欢耿直的人吗？如果某人真够耿直，讲话直来直去，一点都不掩饰，他肯定会把所有人都得罪光。他会为所欲为，不会在意别人的感受，如果他年纪还小，大家还会宽容点，如果他已经长大成人，就会处处受人嫌弃；他会和所有人一样贪财好色，但他不会有节制，追求财色不择手段。过分点来说，只要他想，那么他就能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随地吐痰，乱停车，乱插队，架起高音喇叭跳广场舞…今天我们身边真的有很多以“耿直”自居的人，让我们既惹不起又躲不起。
我们会说这些人从小缺乏家教。没错，在很大程度上的确是这个缘故。正因为教养的缺失，才使他们活得更本真，更像动物，不像我们那么虚伪，“伪”这个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它一般是指虚假和欺诈，但荀况重新解释说：
“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也就是说，“伪”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后天习得的；
比如文明礼貌，这就是后天习得的，也就是“伪”。从训诂角度来看，唐朝学者杨倞（jìng）作过一部《荀子注》，说“伪”是一个会意字，单人旁加一个“为”，表；示“人为”。但凡不是出于天性而是出于人为的，都可以用“伪”来形容。后来《四库全书》的编辑们很推崇这个见解，说那些骂《荀子》的人搞不懂训诂，误以为《荀子》提倡“伪”这个概念是教人欺诈；
的确，“伪”在《荀子》那里就是“人为”的意思，但杨倞和《四库全书》的编辑说对了结论，却搞错了训诂过程。“伪”应该是个形声字，右边的“为”是它的声旁。这种错误很常见，经常有人把汉字用会意字的解读方法解读出深刻的涵义来，其实呢，很多字都不是会意字；
如果人性本恶，那么礼义是怎么来的呢？《荀子》回答说：
“凡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
这些内容必须看一下原文，才能体会它对世道人心的冲击力。
在荀况看来，所谓善，就是指符合礼义，符合社会规范，相反就是恶，人的天性明明就不是符合礼义和社会规范的，如果符合的话，那圣人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呢？古代的圣人看得很明白，人的本性就是恶的，就是会受欲望的驱使，你争我抢。我们可以看一下霍布斯的观点——天性状态下的人类社会就是所谓自然状态，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
荀况继续说，圣人为了改变这种恶劣的局面，这才树立君主的权威来统治人们，彰明礼义来教化人们，设置刑罚来制止为非作歹，使天下成为善的局面。如果没有圣人的这些良苦用心，我们的社会就会是众暴寡、强凌弱的样子；
在荀况看来，如果人性本善，社会就不需要圣人，也不需要礼义，只要每个人都顺着天性发展，社会自然就很美好。但现实显然不是这样的，战国七雄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谁都在抢地盘，抢人口，抢财货，即便在不抢的时候，大家也都惦记着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乱象呢？当然是因为天下缺少圣王，礼义约束不住人心，恶的本性都被释放出来的缘故；
圣人都是擅长作伪的人，也就是擅长扭转天性的人，圣人和坏蛋的天性其实完全一样，也就是说，圣人也和我们一样是天生的坏蛋。只不过圣人认识到了这一点，通过后天的努力变恶为善，还能影响别人来效法自己。君子和小人的区别也在这里，天性其实没区别，但后天教养不一样；
荀况的这些道理很直白，也很能和现实合拍。如果我们把性善论坚持到底，也真的会发生荀况担心的事情，那就是不读书，不学习，释放天性；这种局面真的出现过。我们知道，王阳明就是一个很彻底的性善论者，相信每个人都是天生的圣人，成圣成贤只应该向内心去求，不该在书本和其他外部条件上找。所以在阳明心学的影响下，很多人都不读书了；
但我们还知道，二程和朱熹也是彻底的性善论者，为什么程朱理学既推崇孟子的性善论，又批评荀况的性恶论，还要教人努力读书呢？貌似很矛盾，其实并不矛盾。我曾经讲过，他们把人的天性分成了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前者是善的，后者是恶的，所以人要通过学习，摒弃气质之性里的恶，恢复天命之性里的善。说得浅白一点，天命之性有点像个幌子，是一个理想值，气质之性才是每个人真真切切最能感受到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性善论和性恶论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性善论也要强调天性之恶，但因为有了天命之性这个美好的理论值，最能照顾人类的自尊心；
荀况和霍布斯同样生活在乱世，同样得出了人性本恶的结论，同样想到在原始的自然状态里，人和人的关系必然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但是，在这些基础上，霍布斯推出了绝对主权论，荀况却推出了圣人制礼的说法。如果我们请克鲁泡特金来评理，他会说：“这两位都忽视了人类最重要的天性，那就是合群。”
荀况一定会很不服气地说：“严复翻译西方社会学，把‘社会学’译成‘群学’，把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翻译成《群学肄言》，这都是从我的书里学来的。我才是社会学真正的祖师爷！克鲁泡特金先生，我在天堂读过你的《互助论》，你确实很会论证人类的合群天性，但你有没有认真想过，合群需要怎样的条件？”
对啊，合群需要怎样的条件？如果庄周和佛陀也在场的话，他们会发表怎样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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