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尽管《论语》采用的是语录体，故理论性、系统性显得不足，但“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这一点是明确的。张岱年说：“孔子思想以仁为中心，虽由行仁而达到乐以忘忧的境界，……”然而，正因为《论语》的理论性、系统性之不足，关于“仁”之核心含义常引发后人的争议，有的甚至认为其没有“确旨”。对此，张岱年曾批评说：“后人惟不知孔子自有仁之界说，而谓孔子一生未尝说出仁之确旨，乃自己为仁字另定界说。结果或失之玄虚，或失之儱侗，或失之肤泛，或失之琐碎；且皆于《论语》言仁各条或合或不合，牵强比附，终不可通。”在张岱年看来，“仁”是一个统摄诸德之普遍性的最高范畴，其核心含义是“己立立人，己达达人”。他说：“仁之本旨，只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可见孔子所谓仁者，如何平实而非玄虚，如何明确而非儱侗；切近简易，而又宏伟广大；统涵诸德，而不失自为一德。”这里，张岱年所论包括两层意思：一是关于“仁”的定位，即，它是统摄各种美德的具有普遍性的最高范畴；二是关于“仁”的核心含义，即，它的核心含义在于“己立立人，己达达人”。不过，这两层意思当中，前者恰切，后者则不很恰切。

那么，何为“仁”的核心含义呢？概括地讲，“仁”作为最高范畴，核心含义是“爱人”。或者说，关怀人、尊重人即“爱人”乃“仁”的“本旨”。就“仁”的文字结构来看，它由“人”、“二”构成，指两个人在一起。由两个人在一起，孔子进一步抽象，赋予其以“爱人”的道德内涵，并将其置于诸德之上，从而形成普遍性的最高范畴。基于此，孔子一生以关怀人、尊重人为立身之本。典型的事例是他闻知马厩被烧后的反应。《论语》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因此，孔子不仅反对人殉、人牲，也反对用土俑、木俑以为牺牲，甚至以“无后”来诅咒“始作俑者”。《孟子》载：“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实际上，孔子对“仁”的核心含义有诸多论说，只不过未以定义的形式界说而已。《论语》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对此，《韩非子》的论述可为孔子思想的注解：“仁者，谓其中心欣然爱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恶人之有祸也，生心之所不能已也，非求其报也。”当然，以“爱人”为“仁”同时引发了两个方面的关联意义：其一，“爱人”即意味着“不爱鬼神”。因此，孔子曰“敬鬼神而远之”。其二，“爱人”即意味着“不爱物”。因此，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就孔子的思想来看，这两个关联意义反过来更强化了“仁”为“爱人”的含义。

在孔子，“仁”之核心含义为“爱人”，但其具体包含“忠”和“恕”两面。或者说，“忠”和“恕”乃“爱人”两个方面的具体含义。具体来讲，孔子虽然主张“泛爱众而亲仁”，但他认识到抽象的爱是无法实现的。因此，他为了将“爱人”落到现实处，遂主张以“仁”为体、以“忠”“恕”为“用”。即，“忠”和“恕”是“仁体”的“大用流行”，二者是一种“体”“用”的关系。或者说，“仁”之“爱人”作为一种内在德性，需要通过外在伦理表现出来。因此，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关于“忠”“恕”的具体含义，孔子认为它们乃“仁”之“积极义”和“消极义”的两面。“仁”为“积极义”，指“积极地”将自己所欲施于人；此谓“忠”之“方”，意在关怀他人。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恕”为“消极义”，指“消极地”将自己所恶勿施于人；此谓“恕”之“道”，意在尊重他人。《论语》载：“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由“仁”之“忠方”和“恕道”这样两个方面来看，只讲“仁之本旨”为一个方面确不全面。此乃前述谓张岱年所论不很恰切之所指。

那么，如何做到“忠”和“恕”呢？孔子提出的践履原则是“克己复礼”。所谓“克己复礼”，指克制自己依从“礼”而实现“仁”。在孔子看来，人间秩序需要礼仪来规范，这是自古以来概莫能外的道理。《左传》载：“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信善哉！……’”不过，对人间秩序的规范需要落实于个体，因此“克己复礼”之起点在“克己”。《论语》载：“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对于“仁”与“礼”的关系，钱穆认为“礼”乃“仁”之体现，“仁”乃“礼”之根源。他说：“礼者，仁道之节文，无仁即礼不兴，无礼则仁道亦不见，故仁道必以复礼为重。”在此，“克己复礼”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守礼”，关键在于“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另一个是“克己”，关键在于“为仁由己而不由人”。当然，在两个关键词当中，孔子更强调“克己”之相对于“守礼”的重要性。

二

客观地讲，现代化虽是国人孜孜以求的梦想，但现代化也伴生了一些令人失望的社会现象。一个方面，面对复杂的现代生活，人往往容易迷失方向，找不到“安身立命”之所；此方面集中的反映为道德虚无主义。另一个方面，在追求物质财富的同时，社会丑恶现象也相伴左右；这个方面集中的反映为社会伦理水平的下降。对此，“回头”到儒学中去寻求解决办法成为了时代课题，因此儒学的现代价值被提上学术界的议程。关此，美国学者列文森曾有著名的“博物馆论”，认为儒学在现代已失去价值，只是博物馆里“陈列品”。（列文森认为，儒学在现代中国已退出历史，成为博物馆中的陈列品，而“就博物馆学的意义而言，陈列品都只具有历史的意义，它们代表的是既不能要求什么，也不能对现实构成威胁的过去。或者说它们只具有‘审美’的意义……”）实际上，儒学并不是博物馆里的“陈列品”，而是仍具有生命力的“活生生”的存在。其中，“仁”作为孔子思想的核心范畴，便是儒学留给现代生活的一份“珍贵遗产”。对此，台湾学者蔡仁厚曾说：“中国传统哲学中许多基本概念都具有独立自足的意义，而且是无可取代的（如儒家的仁恕、时中，道家的无，佛教的空等等）。只要运用现代语言加以诠释，就可以豁醒它的意涵，继续显发它的效用。”

具体来讲，“仁”面对现代生活经过诠释所可有的现代价值有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仁”具有个体道德价值，此由“仁”之“爱人”的核心含义所得。所谓个体道德价值，是就“仁”作为内在德性而言的。如前所述，“仁”的核心含义是“爱人”，即“仁”之“本旨”为“爱人”。毋庸置疑，“爱人”之“仁”在现代生活中亦有普适性，因为它揭示了人具有区别于禽兽的道德属性。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因此，凡是人皆需“以修身为本”。诚如《大学》之言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也。”所谓“修身”，主要是指作为“内圣”的道德修养，即“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由此“内圣”，才能有作为“外王”的“齐家”、“治国”、“平天下”。质言之，道德修养是整个人生实践的起点，也是良好社会秩序的基石。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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