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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在思想倾向方面，学术界根据屈原的政治活动与诗歌创作，曾做过多方面的探索。

有人认为他称尧舜，说仁义，近于儒家；也有人认为他强调“明法度”，图“富强”，近于法家。而郭沫若同志新中国成立前在《屈原研究》中认为，屈原“彻底地接受了儒家的思想”；新中国成立后在为纪念屈原而撰写的《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中又说，屈原“相当浓厚地表示着法家色彩”。

当然，也有人认为屈原讲“虚静”“无为”，有道家思想。如游国恩的《楚辞论文集》，即其代表。其实，从战国中期至末期，在百家争鸣达到高潮以后，各家之间的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情况早已出现。

荀子以儒家大师而有鲜明的法家倾向；楚国的法家吴起，早年又是儒家经典《左氏传》的传受者。尤其楚国乃道家发源地，老庄学说，广泛流传。故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也曾采撷道家学说以为己用，《解老》《喻老》，是其明证。“博闻强志”的屈原，正处在如此急剧变化的伟大时代里，搏击在互相矛盾又互相融合的思想激流中，他在思想意识上所表现出的复杂性，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在屈原思想领域中所特别应当强调的，是他在认识论方面的特征。例如屈原的《天问》，对于远古人类到奴隶时代，有关宇宙形成、自然现象、人类历史等传统观念，提出了一系列的疑问与质诘，诱导人们进行新的探索。这正是屈原思想领域中所闪耀着的朴素唯物论与朴素辩证法的思想火花。

在政治主张方面，屈原的《离骚》曾提到“美政”。这“美政”的具体内容，本应体现在他所草拟的“宪令”之中。但草宪工作既已流产，我们就不得不从他的光辉诗篇中寻找它的痕迹。

在屈原的诗篇中，首先使我们感受到的，是他的政治理想，跟当时一切先进的政治家是一致的。他所要走的，是变法革新、富国强兵的道路。

《惜往日》里所说的“国富强而法立”，以及主张“法治”，反对“心治”，就是这一理想的鲜明体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提出以“举贤能”取代奴隶主贵族的“世卿世禄”制。他在《离骚》里不仅明确主张“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而且历举傅说、吕望、宁戚等由下层擢居显位的范例，即其用意所在。

其次是“反壅蔽”，以巩固君臣关系，保证法令畅行。《惜往日》云：“独障壅而蔽隐兮，使贞臣为无由。”对楚王之被“壅塞”，时有所指责。实质上他所反对的，正是《管子·明法》所谓：法令“出而道留谓之拥（壅），下情求不上通谓之塞”。

再其次是“禁朋党”。《离骚》云：“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对“党人”不止一次地揭露。这跟“吴起为楚悼王立法”，特别强调“禁朋党以厉百姓”的精神是一致的（《史记·范雎蔡泽列传》）。

最后是“明赏罚”。在赏罚问题上，屈原主张“参验以考实”，赏罚必当，反对“或忠信而死节兮，或訑谩而不疑”的现象存在（皆见《惜往日》）。当然，屈赋究竟是抒情诗，而不是政论文，对上述的政治主张，不可能做理论上的阐述，他只能结合个人遭遇，在抒发愤懑之情时，略露其端倪。

但借此探索屈原所草“宪令”的政治主张与精神实质，是不会相去太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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